2016年的北戴河会议将近，10月份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将是十九大预演，高层人事卡位战已经打响。2012年十八大后，中共新的官场规则正在逐步形成，已经有多省出现“诸侯”级别的调动。针对这一系列变化，媒体对目前官场现状进行深度分析，对31省省委书记和省长进行盘点，剖析当下的中共，究竟在人才选拔制度上面临何种问题？为何相较过去，今天的政坛缺乏政治新星？六中全会之前还有多少位省部级高官可能面临年龄到线的情况？又有谁可能成为十九大的“种子选手”？数据整理和现象分析背后，希望能为读者带来一些新的思考。
中国十三五将如何在经济放缓的情况下力挽颓势？本就阻力重重的改革又如何在官员殆政的挫折下继续推进？这不仅需要中共高层有一个高瞻远瞩的顶层设计，更有赖于作为执行层的各方大员们如何与北京有效联动。所以，距离中共十九大尚一年有半，不仅外界高度关注中共将如何下好这一步“人事棋局”，中共中央也低调打响了这场没有硝烟却更显压力重重的人事前哨战。在这个关键节点，一种官场现状却不得不令人担忧，那就是中国官场的诸侯大员们，陷入了空前的“沉默”。没有十八大之前的“争鸣”，只有一个个“暮气沉沉”的官僚。
紧锣密鼓又鸦雀无声 近期，中共省部级官员调动紧锣密鼓，不仅在3月中旬的同一天，高晓兵、曹卫星、黄润秋、秦博勇4人奉调入京分任民政部副部长、国土资源部副部长、环保部副部长和审计署副审计长；更有中央部位5官员同被空降地方各把其位。3月下旬的一周之内，再次有四省党、政一把手频繁调动：3月26日辽宁纪委书记林铎跨省调任甘肃省长；3月27日陕西省长娄勤俭接替赵正永担任陕西省委书记；3月28日，河南省长谢伏瞻接替郭庚茂出任河南省委书记；3月30日，布小林被任命为自治区副主席、代主席……
根据中共接班的惯例，十九大人事的“正战”将于2017年年中前后正式启幕，届时，北京将派出考察组对十九大的两委人选情况进行考察。此番的人事变动，无疑是“正战”之前的布局和准备。但是，不同于十八大前各地大员为了仕途更进一步祭出各种理政概念，比如当时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的“唱红打黑”、广东省委书记汪洋的“腾笼换鸟”、湖南省省委书记周强的“法治湖南”、以及新疆书记张春贤的“柔性治疆”……如今各地大员们，不但未有各显神通争上位的热闹景象，甚至被外界笑称为“31个小胡锦涛各占一方”。
当年，中共前总书记胡锦涛作为江泽民的接班人第一次出现在外界面前时，国际媒体曾发出了“who is Hu?”的声音，这句话被作为胡锦涛循规蹈矩、木讷少言的最好佐证屡被提及。如今，大陆31个省市自治区地方大员们不仅绝无高调张扬的姿态，也难见官员在公开场合发表自己的独特政见，4月初更传出今年两会上，人大主席团先后发出了9份通报，点名批评某些省部党政一把手“失责”、“乱放炮”、“官场旧习”、“庸官作风”等行为的消息。
这则未经证实的消息称，黑龙江省长陆昊因在两会上声称“没有少发（龙煤集团）工人一个月工资”而引发矿工不满游行讨薪，被人大主席团批评“失责和渎职”。除陆昊外，据称湖北省委书记李鸿忠因发言只知吹捧、套话连篇而遭批。四川省委书记王东明则被传因在分团会上称，当地已肃清周永康等案的影响，良好的政治生态已经形成，被批评“这样下政治结论是不严肃、不求实、不负责”。此外，江苏、山东、天津等地的主要官员，也因各自所属地的代表团成员发言较少、非常冷清而受到批评。传闻称，主席团要求相关地方高层就其在会上的表现作出反思、检查，究竟发生了什么问题导致冷清局面。
官员失声后的四大内因
为何官场为出现这种鸦雀无声的氛围？究其原因，不外乎以下几种：
第一，反腐风暴后遗症。自十八大开始的反腐风暴，不仅席卷大大小小的在任官员，甚至诸多退休官员过去的案底也被翻出查处。这种形势对官员的心理震撼力度无疑是空前的。中纪委书记王岐山曾有一个反腐三阶段的说法，就是要官员不敢贪，不能贪，不想贪。按照官方的说法，目前中共官场不敢贪的氛围已经形成，所以不仅漏网的问题官员恨不得隐身躲风险，那些原本就抱着“升官发财”心态的官员们，想贪又不敢贪，在没有油水可捞的大环境下，自然也失去了“施政”动力，整日得过且过消极怠政。
第二，虽然中共自称“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实行的是精英政治，但是多年监管虚化、权钱交易盛行的官场氛围，吸引了众多将“当官”作为成功标签的人进入官员队伍，“光宗耀祖”的封建心态更是让号称“人民公仆”中共官员力求高人一等的现象普遍。 但是十八大后的中共整风打压了这种官场风气，部分官员暂时收敛了高傲奢靡的作派得过且过，更有诸多临近退休的官员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想着平安退休了事。
第三，当然，虽然目前的中共官员队伍中，官僚化问题如此严重，但是我们不能否认仍然有部分官员愿意追随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的改革，在官场有所作为。但是可以视为中国全面改革一部分的中共官场，同样也面临着转型的难题和困境。在这样的背景下，很多官员要么尚未清晰认识到这一转变，要么认识到了却不知如何转，故而为了保险起见，宁可保持沉默、以观其变，也不愿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第四，相较于西方政客的能言善辩，中国官场自古都是崇尚韬光养晦、不苟言笑。十八大前作为官场敢说敢做典型的汪洋，在进入国务院任副总理后，也收敛了个人性格。有港媒曾报道称，在2013年的中美战略对话上，赴美的汪洋将中美关系笑谈为妻关系而被中共高层批评。如今，中共十九大临近，有望“更进一步”的官员们在此紧要关头，自然更加谨言慎行，愿意有任何行差踏错形象自己的仕途。
《南华早报》曾就中国迫在眉睫的经济困境说，政治将决定中国经济的未来，也是对领导层的政治意志和勇气的检验。但是这绝非中共高层一力所能解决，更在于整个官僚机器的运转。从2015年5月份的“期中换血”到2016年初“两会”期间的人事大调整，再到近期开始的40名省级地方常委缺员待补……这一场宛若棋局的人事变动，不仅事关下一年的中共十九大，更事关中共高层的改革转型等政治抱负能否顺利实现。
20世纪80年代，中共前领导人邓小平与胡耀邦等启动了官员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人才更新，以应对改革开放形式转变的需要。如今，地方官员对于官场转型束手束脚、手足无措的被动反应，透露相当多位高权重的地方诸侯至今无法精准认识目前中国处于一种怎样的政治现实。如果目前的官僚体系对习近平“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理念如何实现都“茫然无知”，又如何对正在进行的改革提出行之有效的应对之策？对于中共而言，这显示是一个需要警醒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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