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孙批军老虎：谷俊山对徐才厚唯唯诺诺

　　刘建，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大元帅之首朱德的外孙，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装备学院原副院长，少将军衔。

　　近日，在位于北京怀柔区装备学院的办公室里，刘建接受了“深读”的采访。与爷爷朱德生活在一起的许多年中，爷爷时时处处要求子女和晚辈不能有特殊化思想，自己首先以身作则，遵守党纪国法。

　　朱德是中共历史上第一任“中纪委”书记。在任5年多时间里，处理了近30万起案件。在办理各类案件过程中，他一直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教育各级干部。

　　刘建记得爷爷教育子孙时，常说的话“心里对法纪没有敬畏，这是最要命的”，除了敬畏，爷爷所强调的“对权力恪守的‘公心’”也成为他谨记在心的家风。

在位于北京怀柔区装备学院的办公室里，刘建接受了”深读“采访

　　让女儿搬出中南海平时不准回来

　　刘建的母亲朱敏是朱德元帅唯一的女儿，身为朱敏长子的刘建从出生后就跟着爷爷朱德一起生活。在长达15年共同生活的经历中，从生活细节、个性养成、职业选择，刘建都深受爷爷的影响

　　因朱德忌讳“姥爷”与封建社会的“地主老爷”同音，晚辈们不分里外，都称朱德为“爷爷”，这样的叫法也延续至今。

　　1953年夏天，朱敏从莫斯科列宁师范学院毕业回国后，被分配到北京师范大学任教。不久，刘建就出生了。为了让女儿专心工作，朱德决定把刘建留在身边抚养。令人想不到的是，朱德虽然帮助女儿照看孩子，但却坚持让朱敏搬出中南海的家，到北师大的集体宿舍住。后来，为进一步消除女儿平日回家看孩子的念头，朱德做出了更令人难以理解的决定：每周只允许朱敏星期日回一次家看孩子，平时不准回去。这是一条“硬规定”。当时朱敏夫妇不太理解，觉得这条规定有点太不近人情，普通百姓的女儿也可以随时回家看孩子和父母。朱德教导女儿说：“国家现在非常需要建设人才，你所从事的正是培养人才的工作，做一名合格的人民教师，是爹爹对你的期望。”朱德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女儿不要因为特殊身份就总往家跑耽误工作。

　　刘建告诉法晚“深读”爷爷朱德是佃农出身，当年能完成私塾教育，全靠兄弟姐妹们整日辛苦劳动、节衣缩食供他读书。新中国成立后，爷爷就要求他们每家来一个孩子到北京读书。当时就来了10多个孩子，大的十几岁，小的才几岁，虽说爷爷当时工资不低，但要抚养这么多的孩子，学费、交通费、生活费，一个月下来就所剩无几了。

　　从1959年开始，国家遇到连续三年的经济困难。政府将每个国民的粮食定量缩减到最低限度。当时，中南海工作的机关干部由个人报数重新定量。毛泽东主席自报每月粮食定量是26斤，周恩来总理报了24斤，刘少奇主席报得最低，只有18斤，朱德报了26斤。后来按照国家制定的定量标准，北京市规定男性干部粮食定量为28斤。但这些领导们坚持说，既然已经自报，就不要变动了。有关部门只好按照他们自报的数量发给粮票。直到刘建参军到部队，每次回家看望爷爷奶奶走时，奶奶都要叮嘱把粮票留下。

　　在刘建的印象中，生活中的朱德是非常慈祥的老人。“他平时跟孩子们说话都是慢言细语，但在他的内心深处，又对我们有一种‘不管做什么事情都有标准有要求’的态度。”

　　刘建回忆，家中要求孩子们从小要学会“艰苦朴素、自己动手”，三四岁的时候就必须自己洗袜子洗手绢。朱德制定要求，夫人康克清来贯彻，一个唱白脸一个唱红脸。

　　“那时我穿白袜子，怎么搓也不干净，就挨了康奶奶的手板。”刘建回忆道，彼时年幼的他连叫带喊，爷爷听到后走过来，哄他说：“你奶奶打你，她的手也疼呀。”当时，刘建对这句话并没在意，现在回想起来，才体会到这句话里饱含的真情。

　　刘建告诉法晚“深读“，爷爷朱德对于家风严谨朴素的要求，归因于以下两点：朱德幼时出生在佃农家庭，家中没有一寸土地，生活清贫，在四川老家耕种的土地都是地主的，即使后来位居高职，也秉承一贯以来的简朴作风；另外，那个时候国家刚刚建立起来，社会条件困难，作为党和国家的干部更得做榜样。

　　“他当了一辈子军人，办什么事情都要求利利索索的，讲了就要办要落实，反过来要检查。”刘建说。

1985 年夏天，朱敏一家三代为康克清老人祝寿。前排左起：刘宁、康克清、刘敏；后排左起：刘建、王玲、刘铮、刘武、朱敏、林江红、刘进

　　提及“严打”中朱德孙子被惩处：

　　“他们是被旧时代特权思想给害了”

　　作为干部子弟，刘建和兄弟姐妹们从小被教育不能有“特权思想”。

　　“虽然我们小时候住在中南海，但是上学的时候都是走路去的，刚开始上一年级就不让坐汽车，上小学时周围的同学们都不知道我们是谁，也不会去故意显摆。”刘建说。

　　刘建认为，干部子弟和老百姓之间的区别就在于特殊化。“子弟们认为谁也管不了他，没有约束，不敬畏什么东西，这是最要命的。”

　　刘建说：“家里的教育就是从小让我们思想中始终有一种敬畏，知道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特别是康奶奶，她从各个细节抓，比爷爷还严厉。”

　　朱老总给人的印象是温和敦厚，很少发脾气。刘建说：“爷爷说话很温和，很少有发火的时候。”

　　然而，在“文革”中，他第一次看到爷爷在家中对亲属发火。那时，“我表哥在学校里参加‘联动’（‘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的简称）。”“联动”的参与者基本上都是干部子弟。当时中央文革小组做了很多针对老一辈革命家的事情，对他们乱扣帽子，还进行了残酷无情的批斗，干部子弟们对自己前辈遭到恶毒攻击表示不满，就成立了这个组织。“我的两个表哥在社会上说了一些对文革不满的话，引起了公安部门的注意，把他们抓起来了。公安部门审问他们：‘你们讲中央的事情，从哪儿听来的？’他们随口就说：‘我爷爷告诉我的’。”

　　“这可就麻烦大了，马上成了个重要的政治问题反映到上面了。有关文件后来就放到了爷爷的办公桌上。爷爷回家看到后，就发火了。因为那个时候那样讲很危险，容易授人以柄，后果很严重。爷爷虽然没有怒气冲冲，但表情非常严肃。”刘建说。

　　“文革”中，长大的孩子们陆续离开了中南海，脱离了管教，在外做出些不知轻重的事，爷爷奶奶知道了，经常会严厉批评，甚至禁止他们回家，以示惩罚。奶奶经常告诫儿孙要遵纪守法，特别指出不能有目无法纪的特权思想。

　　刘建回忆说：“奶奶身边女工作人员多，她特别要求我们凡年长者要称阿姨、大姐，年轻者称同志。在家中，男孩子不允许穿内衣裤闲逛，要求孩子们在家中和单位都要始终如一。”

　　爷爷生前曾嘱咐过奶奶：“如果孩子不争气，犯了错误，出了问题，你也不用生气，党有党纪，国有国法。子孙不争气，你可以登报，与他们脱离关系。”

　　刘建说，爷爷的话不幸言中。1983年，适逢“严打”，爷爷的四个孙子因特权思想严重，不听组织劝告，公开玩弄女性触犯了法律，受到了惩处，其中最小的一个在天津被处决。奶奶康克清知道此事后，不护短，不袒护。当有人提出请奶奶找人帮忙给他们减轻罪行时，她态度明确地表示：“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当有人说他们给朱老总抹黑时，奶奶气愤地说：“他们是他们，他们做的坏事自己负责，跟朱老总没有关系。”刘建坦言，“他们是被旧时代的特权思想给害了。”

　　在家里时常“唱红脸”的朱德夫人康克清，也是位坚决反对特权的耿直奶奶。

　　1976年爷爷去世了，奶奶马上向组织报告，交房子并提出来她该享受自己的待遇，该搬到什么房子住就搬到什么房子去；老总的车立即交，工作人员按照中央的规定，老总的文件该交的交，该退的退，然后回到自己的单位去。组织在工作上派给她谁就是谁，负责照顾朱老总的人员，现在朱老总不在了，就应该回到自己的原单位。1992年奶奶去世之后，刘建的母亲朱敏也把这种做法继承了下来。要求将奶奶的住房退给单位，交给组织，并向当时的中央办公厅主任写信：

　　妈妈康克清病逝后，根据妈妈临终前的遗嘱“我什么都不要”和爹爹后事处理的原则，我对爹爹和妈妈遗物的处理意见报告如下：

　　一、妈妈的存款：她老人家生前一直关心家乡的建设，存款就捐给江西万安县，支援家乡的教育事业；

　　二、爹爹和妈妈的手稿、书籍及有革命历史和教育意义的文物、有保存价值的礼品全部交给组织。

　　妈妈病逝已近两年，遗物暂时存放在她原来的办公室、卧室以及库房里。因为我不住在那里缺乏严密的组织管理，加之今年暖气试水时漏水，物品部分受潮，造成了一点损失，因此，我建议：请组织上指定专人组成处理小组，作为亲属我们将遵照他们的遗愿，配合组织，善始善终处理好有关他们的一切事宜。

　　朱敏

　　一九九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1974年，“小排长”刘建向朱德元帅汇报在部队当兵的体会

1954 年春天在中南海家中，康克清高兴地怀抱朱敏的长子刘建

　　被告诫不要当兵油子

　　给爷爷转送部队带回的礼物被责问

　　朱德一生从军，对部队有着深厚感情，这样浓烈的情感也自然而然地输送到了后辈的血脉里。

　　刘建1970年底入伍当兵。当时，他所在部队的领导长征时是小红军，才9岁，十分敬重朱德，考虑到爷爷朱德的年龄大了，便有意给刘建找些出差的事项，派他回北京看望老人家。每次刘建回到家，爷爷都十分关心部队的情况，问这问那。比如：战士们在想什么？农村战士、城市的战士想什么？吃得怎么样？一个星期能吃几顿细粮？一天可否保证一顿细粮？干部们能不能与战士们同甘共苦？一星期能否洗上一次澡？杀了猪，猪的下水、内脏战士们能否吃到？连队养了几头猪？多长时间杀猪吃肉？干部有没有占战士的便宜……

　　爷爷同时告诫刘建不要当“兵油子”。所谓“兵油子”是指国民党老兵，打起仗来枪口抬高一寸，领起赏来胳膊伸得最长。刘建提干后，爷爷常告诫他，干部带兵最重要的是以身作则，知兵、爱兵，还要学会做思想转化工作。爷爷说：“部队打仗是靠着战士冲锋陷阵，战斗胜利要靠官兵一致。”“那时候很多农村来的战士没上过学，有些还是文盲。河北邯郸的一个战士问我：‘班长，我听说人民大会堂宴会桌是能转的。’我说：‘好像是。’他说：‘听说一分钟能转300多转呢！’多可爱的战士啊！”想起早年在部队的往事，刘建哈哈一笑。

　　刘建回家探亲时，师长特意买了两瓶山西汾酒和两瓶老陈醋，让带给爷爷，代表部队表达对他老人家的敬意。这是刘建当兵后第一次回家。一见爷爷，立刻行了一个军礼，高兴地把师长带的礼物拿出来。谁知，刚刚还满脸喜气的爷爷，马上面带愠色，严肃地说：“你不该收礼！你要遵守纪律，向农村来的战士学习。”爷爷让奶奶按市价给了刘建醋钱和酒钱，并嘱咐回去后一定要开发票寄给他。

　　对于部队中的作风问题，朱德的态度一贯明确。早在解放战争时期，1947年5月，朱德受毛泽东委托视察华北部队。两个月的时间里，朱德整顿军队腐化，清理经商机构，一改彼时的华北军区混乱局面。

　　1949年11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由朱德兼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这也是中共历史上第一任“中纪委”书记。 在担任中央纪委书记的5年多时间里，根据党的纪律检查工作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方针、政策和工作重点，朱德领导中央纪委和全国各级纪委会同有关部门做了大量工作，处理了近30万起案件，在同坏人坏事作斗争，克服党内纪律松弛现象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他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教育各级干部保持对权力恪守的“公心”。

　　总参谋部情报部原部长、老红军戴镜元曾向刘建讲述过建国后朱德对他的教育和挽救。

　　戴部长是我军第一代无线电侦听人员。毛泽东主席曾为他题词“步步前进，就是步步胜利！”；中央军委将击毙的日寇中将、“名将之花”阿部规秀的大衣奖励给他；朱德曾将斯大林送的望远镜转送给他……这都是为了表彰他在情报战线上做出的成绩和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军委任命戴镜元负责组建总参情报部，在营房建设中，他擅自挪用了进口的楠木材料为自己装修住房。在“三反、五反”运动中，有人揭发了他。材料上报后，有人建议，为严肃党纪，警示他人，应严惩戴镜元。按当时的惩办条件可移送法院追究刑事责任。朱德调阅了案卷后，亲自找他谈话，认真核实情况。

　　鉴于他的贪污数额在违纪和判刑之间，且他属初犯，认错态度诚恳。按照党“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朱德与中纪委的同志们研究决定，对他实行纪律处分和组织处理。收回住房，改做公用，免去他的职务，留党察看，同时取消了他1955年将军授衔的参评资格，下放到北京崇文区一家工厂劳动改造。在多年劳动改造中，他遇事经常检讨自己，时时告诫自己要遵纪守法。“文革”结束后，中央军委恢复了他的职务和工作。

　　谈反腐败

　　曾见到谷俊山唯唯诺诺 回答都是“我听首长的”

　　十八大之后，国内军队系统的反腐败工作得以迅猛推进，军中一批“大老虎”纷纷落马，中央政府在部队经商、基础设施等腐败高发领域进行了严格整顿。

　　“军队讲纪律，我们的红军从一开始建立起来的时候，首先就是三大纪律六项注意，然后发展成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刘建认为，法治对每一个人是一种约束，心里要有敬畏。“像以前总后的谷俊山，营房部一个小院里头全是他们家亲戚，不仅有亲戚，还有亲套亲的乡亲。”

　　作为一名干部，特别是一名军队干部，刘建一直谨记爷爷教导的“保持对权力恪守的‘公心’”，这份“公心”不仅指不能滥用权力，更要做到“对自己要有标准有要求”，要“以苟活为羞，以避事为耻”。

　　刘建回忆，在他担任解放军装备学院副院长期间，有一年因为单位的土地使用问题，徐才厚带着谷俊山来了解情况，到了情况汇报阶段，徐才厚向谷俊山询问意见，谷俊山表现得唯唯诺诺，回答几乎都是“我听首长的”、“首长说怎么办就按首长说的办”。

　　近几年，从上到下各级政府都在强调，为官，不能捂着乌纱帽为己做官，遵守规矩，不是无所作为，为官不为。

　　刘建告诉“深读”，今年全国两会的时候，“两高”报告中他最关注的是干部预防犯罪的问题。

　　“那些犯罪的干部，你要说从一开始就是腐败的，我不承认。如果是这样的话，根本不可能选他去当这个干部，我们党的要求、标准、规定是很严的，”刘建认为，“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执法监督者、纠正者对‘拉袖子警告’预防制度的执行缺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刘建说：“我曾经和一个搞检察工作的干部说过，他说他们也有自己的难处，也受到一些制约和条件限制，我说我不研究你的工作程序，我只研究你的工作职责。”刘建说，“你的职责就应该表现在超前。你超前警告，被警告的人拒不执行，那你就一点儿别客气了，那是明知故犯，和不知而为之是两个概念的。拉拉袖子提醒提醒，就可能挽救一个人。”

　　在“深读”和刘建的采访中，刘建关注的话题并非仅限在部队内，视野很开阔，从军中反腐、到社会热点以及空气污染、扶贫、城市治堵、留守儿童问题，他都有关注，这缘于他的另一个身份——全国政协委员。

　　刘建说，他参加全国政协双周座谈会，主题是讨论秸秆焚烧污染问题，一名官员问他“您是军队的，怎么对秸秆这么重视？”

　　“我是这么回答他的，我是在部队，但我生活在真空中吗？第一，焚烧秸秆造成的污染，我生活在周边城市，同样深受其害；第二，秸秆的综合利用牵扯到环境保护和农村经济的发展，提高农民的经济收入，作为政协委员就是要关心所有的人的意见和想法。”刘建表示。

　　在谈及大城市的通病——车辆拥堵问题上，刘建给出了自己的建议：“车辆可以资源共享，就是不要来回这么跑。比如北京到天津，你就不要开车去，坐高铁很方便啊，到那儿要想开车就在当地租车，资源共享。”

　　刘建建议，就像北京现在遍布全城的自行车租赁一样，汽车也可以以同样的形式效仿，“你拿着身份证就可以租用车，用完你就把车停在原来的地方。如果你还想到别的地方去，另外一个地方也可以停车，停那儿完了会有人再开回来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