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大后官员饭局明显减少
临近年底，又时值省委大换届及为十九大预热的关键时刻，近期中国官场人事调整又迎来一个密集期，且展示出四大不同于以往的新常态。选官用人，已无惯例可循。
其一，“缺员”新常态。除了新疆、西藏之外，内地各省一般标配十三名常委。然而，不少省份现在处于缺员的状态。譬如京津两大直辖市，虽然本周刚各补了一名新常委，然而也只各有十人和九人。天津虽然在黄兴国之后终于时隔一年多有了市委书记，然而目前尚缺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宣传部部长。而云南、吉林两省一直未任命省长。湖北省曾一度空缺省委书记一个多月，而由代省长主持全省工作。
这一方面说明内地原是多冗官冗员，虽大面积缺员亦不影响运作。另一方面也显示干部储备的不足。不过，并非无人可用，而是无“想用的人”可用，于是乎宁缺毋滥。沈阳市在没有市长的情况下缺额进行了换届，结果只选出了一名副书记。而后没过几天，中央又直接从吉林调来了新市长。整个党代会换届选举直如同儿戏。
其二，“老将”新常态。按照内地换届的年龄限制，副省级超过五十八周岁不再提名。日前多省大换届基本延续了这一规定，一批一九五八年出生的副省级干部卸任省委常委。然而与此同时，又有一大批老将在即将退休时，却幸运地赶上了晋升末班车。比如五十八岁的江苏省发改委主任陈震宁本周升任副省长。更有甚者，贵州省农委主任黄家培今年三月底出任副省长，黄生于一九五七年一月，下月就将满六十岁退休，理论上说在副省长位上只能干几个月。这就意味著有人五十八岁要退居二线，有人却五十九岁反而升官。
中组部常务副部长陈希此前并表态，“对那些尽职尽责、踏实干事、精力充沛的干部，只要仍在工作年限内，根据事业发展需要该使用的要继续使用，该提拔的要大力提拔”。应是对这种现象最好的注解。真可谓“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
其三，“带病”新常态。本周引起巨大争议的一项任命是上海市副市长周波出任市委常委。去年十二月，周波因违法八项规定、违规接受公款宴请，被中纪委处以党内严重警告处分。按照规定，受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者，一年内不得提拔。周波应是刚满处分期，就获重用。与之类似，新任湖南省委常委黄关春、江苏省委常委周乃翔，都曾因重大安全事故被给予记过处分。黄关春在担任吉林省副省长期间，当地发生德惠特大火灾，造成一百二十一人死亡；周乃翔担任苏州市长时，辖下发生导致一百四十六人死亡的昆山特大铝粉尘爆炸案。
然而如此恶性的事故，并不能阻挡他们的亨通仕途，不降反升，步步重用。如此来看，这些所谓的警告、记过，只不过是敷衍舆论、糊弄塞责的把戏而已，连“略施薄惩”也算不上。又怎能发挥所谓的震慑呢？
其四，“失联”新常态。有人幸运，就有人“不幸”。有人能“带病”上位，有人就能“无疾而终”。十八大以来，重拳反腐打虎，高官随时被中纪委宣判“政治死刑”已非新鲜事。无论是去是留，总算对公众有个交代。但最近却又不少省部级高官，不明不白地失联，既未被宣布落马，又不见公告去向。譬如原河北省委副书记赵勇被免职后，迟迟未有新任命消息。但赵勇还算好的，毕竟被正式免去原职。而云南省委副书记锺勉、常务副省长李江，已经在公众视野消失月馀，不明不白，去向成谜，任由坊间各种揣测谣诼满天飞。或许这本身就是一种不妙的信号。官场一入深似海，仕途艰险，只能自求多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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