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30周年：海外民运何去何从

　　当年参与六四天安门学运的学生领袖不少流亡海外，透过不同管道推动中国的民主化运动。 然而，在成员流失与中国全面扩大对公民社会打压的前提下，曾经扮演重要角色的海外民运也面临巨大挑战。

　

　　当年参与六四学运的学生领袖，不少人因被中国政府通缉，而逃往海外，试图从海外持续推动中国的民主化运动。

　　在1989年六四事件发生后，不少学生领袖与声援他们的学者遭到中国政府通缉，为了躲避追查，大多数人选择离开中国，逃到海外寻求避难。 当中有些人辗转逃亡到美国或法国，而没有立即离开中国的人，也在坐牢数年后，因国际社会向中国施压，而得以到海外建立新生活。

　　其中，不少当年的学生领袖选择继续在海外推动中国的民主化运动，希望能从海外持续影响中国公民社会，也因此，一些民运组织就此诞生。 全美学生自治联合会 (学自联) 是其中一个规模较大的海外民运组织，成员主要包含在美国支持六四学运的中国学生。 人道中国的主席周锋锁当年在六四学运期间组建了天安门广场“学运之声”的广播台，后来也成了天安门广场后勤救助的主要组织。 他在2007年创办了“人道中国”组织，主要专注在中国异议人士的救助及安置。 他告诉德国之声: “海外民运在89年的时候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因为他们从海外发起不少活动，替89民运当时的思想做准备，学自联便是当时由中国学生创立的。 ”

　　周锋锁认为，海外民运组织除了在过去30年坚持当初六四学运的理念外，在救助及安置中国异议人士的工作上也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 他告诉德国之声: “我认为国际救助与安置是海外民运组织能做的最有效的事，因为他们能透过这些过程与在中国国内抗争的人保有密切联系，并试图打破中国的数字化隔断，想办法给中国国内的异议人士力量。 ”

　　学生领袖王丹认为，海外民运在过去几十年扮演了见证者、支持者及准备者的角色。

　　六四学运学生领袖之一的王丹则说，海外民运多年来扮演了见证者、支持者及准备者的角色。 他表示，由于多数民运人士都身在海外，他们应该把阐述中国国内的人权状况与筹募款项做为其首要目标。 他告诉德国之声: “我觉得只要不在国内，你就不是主力。 既然不是主力的话，你就要想办法支持。 ”

　　成员流失与资金短缺

　　然而，因为中国自六四血腥镇压后的各种打压以及美国与中国共产党开始合作，导致海外民运组织渐渐失去海外中国社群的支持，也导致它们成员渐渐流失。 周锋锁表示: “过去30年来，美国运用民主制度的好处与中国政府换取一些利益，而这也使得民间渐渐失去支持海外民运组织的力量，导致大多数成员远离民运组织。 ”

　　旅居美国的六四学运领袖封从德则质疑，89学运后的海外民运，并不是传统定义中的社会运动，因为虽然海外民运孕育了不少“明星”，但这些“明星”后面并没有群众追随。 他告诉德国之声: “六四屠杀刚发生的时候，还有不少中国留学生会参与海外民运的相关活动，但后来外界渐渐以媒体知名度来定义所谓的民运人士。 我觉得这个是从89民运延续借用过来的概念，而这个概念一延伸到海外就出了问题。 ”

　　封从德分析，这些海外民运的“明星”都是由海外媒体塑造出来的，而这些“明星”会导致真正有心推动中国民主运动的人士无法得到所需的资源，这也导致想做事的人越来越少。 此外，封从德认为海外民运同时也得堤防中国政府透过渗透或分化来瓦解它们的组织。 他说: “中国政府不断透过渗透一些人或分化组织来推动大量瓦解工作。 他们透过结构性控制投入大量资源，并积极对海内外的中国人进行洗脑。 这样的作法逐渐形成一种文化暴力的控制。 ”

　　除了坚守海外民主运动的人数越来越少外，海外民运组织也面临资金短缺的窘境。 周锋锁表示，因为中国经济影响力在过去几十年越来越强，这也导致民间因恐惧而不敢捐助足够资金给海外民运团体。 他说: “改革开放后，不少89学运这一代的人在中国国内发财，但他们很怕被海外民运连累，所以不太敢捐助资金给民运组织。 这导致我们因资金短缺，无法进行大规模发展。 ”

　　此外，虽然海外民运组织与中国国内的异议人士仍保有一定程度的交流，但在中国全面封锁组织化抗争的情况下，一些海外民运组织支持的人士也相继被抓，导致海内外的串联变得更困难。 周锋锁说: “海外民运过去几十年一直鼓励在中国的异议人士建立自己的小组织，这其中包含家庭教会。 但后来这些组织成功后，中国政府也开始打压这些异议人士，把他们抓起来。 ”

　　海外民运的未来出路

　　面对中国近年来快速的势力扩张，专家认为海外民运面临逐渐被边缘化的局面。 目前在英国西敏寺大学民主中心担任访问学者的六四学运领袖邵江认为，海外民运必须投入全球对抗中国极权主义的运动中。 他告诉德国之声: “海外民运原本用来影响西方政客的策略其实影响力很有限，而在西方大公司与中国因共同利益开始密切往来的同时，海外民运逐渐被边缘化。 加入全球对抗中国极权主义的运动成为他们唯一的出路。 ”

　　邵江表示，海外民运组织除了继续声援中国国内的民主及权利运动外，也该在流亡当地推动抵抗。 他说中国近年来在有重要官员出访海外时，都会事先跟当地政府沟通好，限制海外民运人士可抗议的地点跟范围。 面对这样的情形，邵江认为海外民运人士应该在中国官员造访当地时，试着直接挑战那些官员。

　　西敏寺大学民主中心访问学者邵江：海外民运必须投入全球对抗中国极权主义的运动中

　　他说: “我觉得中国打压公民社会的情况是越来越糟，所以现在更有效的做法是从海外持续发声跟施压。 海外民运不该只是声援中国国内的异议人士，而应该在中国政府官员造访当地时，他们应该直接挑战这些官员。 虽然国内受压迫的族群应该支持，但民运人士应该也要做好在当地的事。 这是最基本的，不然连基本的民主制度也会守不住。 ”

　　周锋锁则认为，目前中国与美国对抗的氛围，或许能降低海外华人社会对海外民运组织的敌意，并开始限缩中国政府控制的海外组织的活动。 他告诉德国之声: “中美目前对抗的氛围，短期内可能不是对我们跟国内的链接有很大的帮助，但更大的帮助是在海外。 中国共产党实际上控制了在海外各地的中国学生，而我觉得美国应该宣布中国这些学生组织为非法组织，因为他们不能以组织形式在美国活动。 ”

　　周锋锁强调，海外民运除了应该坚守理念外，也应该尝试透过有创造性的方式来凝聚海外华人社群中的力量。 他说: “虽然现在很多人对中国民主化绝望了，但我认为任何时候我们都要有信念，相信历史在我们这边，我们别无选择，必须继续做下去。 我们应该透过一些具体事情来凝聚力量，而我相信这应该是我们未来能做得更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