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多少中国大学生认得出天安门坦克人照片？

　　在西方，“坦克人”被视为天安门的标志性图象──一名身穿白衬衫黑裤子的削瘦男子，在长安街上面向一列坦克。这张照片摄于6月5日，大多数的杀戮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天。这名年轻男子双手各拿着一个塑胶袋，仿佛他是在买东西回家的路上，自发地决定要站出来挑战国家武力。

　　从北京饭店阳台拍摄到的影片显示，在一长列的坦克车从大街上向这名男子冲来以前，他就已经在前方站定位。第一辆坦克想要绕他，他顽强地跟着移动挡住去路。当它停在他面前时，他爬上坦克，和一名从舱口往外偷看的士兵交谈。据一份未经证实的报告指出，这位坦克人曾大喊：“掉头！停止杀害我的同胞！”

　　影片显示，他接着被三个陌生人推拉走；这些人是安全部队的人还是试图保护他的支持者就不得而知了。尽管经过多年努力，还是没有人能查明这个人后来发生了什么事，甚至无从得知他是何方神圣。

　　现今还有多少中国年轻人知道坦克人的事？为了测试网络时代里中国审查制度的效果，我设计了一个很粗略的实验。我把这张坦克人的照片带去四所北京的大学校园里，分别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人民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他们的学生在1989年的运动中起了领导的作用。我很好奇，今天有多少网络世代的学生能认出这张照片。

　　我询问的都是中国受过最顶尖教育的学生，是菁英中的菁英，然而绝大多数的人看到照片的时候都一头雾水。“是在科索沃吗？”一名天文学系的学生问道。“这是在韩国吗？”一位正在攻读行销博士的学生大胆猜测。另一位正在北京师范大学从事教育研究工作的学生则问，“感觉有点像天安门那儿，但不是吧？”100名学生中，只有15个人正确指认出这张照片，其中两人从没见过照片，但猜对答案。而事实上，误以为这是张阅兵照片的学生人数比认出来的人还多，总共有19位。

　　在那些认出“坦克人”的学生中，有一对情侣反应非常剧烈，他们倒抽了口气，大惊失色地闪躲这张照片。一位和我用英语聊天的年轻北京人，甚至不由自主地叫了出来：“我的天呐！”几名学生声称自己不知道这张照片，但是他们的反应出卖了自己。“这是个敏感话题，”北京大学一位年轻人紧张地说。当我问他是否愿意谈谈这件事时，他回答，“我觉得我不能。”然后就落荒而逃了。另一名大学生则展露了一副党员干部的模样，一本正经地说，“这张照片也许是关于一次反革命事件的，大概发生在我出生后的两三年。”

　　这项非正式调查结果让我惊觉，中国共产党在这些中国最聪明的学子心目中的地位有多高。事实上，好几位认出“坦克人”的学生都为政府的行为辩护。“我认为当时国家的反应是有一点过激，”一名就读人民大学英语系的年轻学生表示，“当时，国家镇压这个暴乱是有它自己的原因的。因为当时新中国刚建立，而且经历了很多不稳定因素。这个时候再出现暴乱的话，很可能中国的政权会不保。而且当时有很多外国的势力要利用这个暴乱制造事端，想趁机推翻新中国的政府。”她相信，政府已经表现出值得赞许的克制力，允许抗议活动持续了那么长时间，只有在“外国势力”开始挑起事端后，才开始采取行动。接着她很快地指出，她对“1989年事件”的理解并非来自官方渠道，而是来自自己的课外阅读。

　　“每个国家都会有丑闻，”另一位就读清华大学创业研究的女学生沉着冷静地用流利的英语回应。“我知道很多人指责我们的政府，确实他们也做了很多需要被指责的事情。但问题是，如果另一个党派来统治中国，结果会是什么呢？也许不会像人们想像的那么美好。就目前状况来说，我们要感激他们为我们做过的事。”她认为，中国政府的行为符合多数人的利益，那些谴责中国行为的国家反而应该要回头看一下自己的前科。她说，“其他国家才没有真正的言论自由。”这个回答直接照抄了中国宣传机器的套路，借由指责其他人，巧妙地移转了焦点。

　　一名年轻的医科学生坐在学生餐厅外面一辆闪闪发光的摩托车上，他手上戴着一只高级的手表，穿着一件招摇的黑白T恤，上面印着香奈儿的标志。“这个很可能是假的，”他一边紧盯着照片说，一边想到网络上大量的假照片，还有数位照片编辑工具的精细技术。他下了定论说，“只凭照片是不可信的。我觉得这个很可能是假的。”说完，就戴上一副昂贵的名牌墨镜，骑着摩托车扬长而去，临走时还吸引了几个女生回头看。

　　抹除历史之路

　　学生们对1989年的无知程度，其实在了解到官方多么拼命将这个“北京之春”从官方版本的历史中抹去后，就不足为奇了。大多数的高中教科书课本都采用最简单粗暴的方式，完全不提及这段历史。至于在大学，关于六四事件的篇幅在历史系学生使用的教科书中也只有寥寥几页。

　　这些段落都反映出一个更根本的思维，声称西方帝国主义世界“试图让社会主义国家放弃社会主义路线”，而共产党总书记赵紫阳却疏于为抵抗“资产阶级自由化”而斗争。这两本教科书都以《人民日报》的四二六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为基准，将学生示威运动定调为“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阴谋的一部分。“社论发表后，”根据教科书的说法，“由于各级党组织加强了对学生的政治思想教育，使不少学生看清了这场斗争的性质，北京以及其他城市的高效开始稳定下来。”这种说法不仅违背了真实，更是谎话连篇。

　　遗忘无所不在，而且不仅仅发生在校园里，也发生在全国各地的家庭里。知情或是曾参与过的父母，现在只想要保护他们的孩子，不让孩子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有些人为了保护自己的子孙，甚至不惜撒谎或隐瞒实情。艺术家盛奇就是一个例子。盛奇在镇压发生之后，用切肉刀砍下自己的小拇指，以示抗议。然而，盛奇始终没有告诉他12岁的儿子，为什么他砍下了自己的手指。盛奇承认，他儿子知道他在说谎，但他还是决定在儿子成人之前都不告诉他真相。“我一直在想，编个什么故事，毕竟他还是个小孩。我想保护他。”

　　危险的无知

　　有趣的是，当年中国政府成功粉碎历史，让全国集体失忆的奇迹，如今反而可能成为政府资讯审查的绊脚石。许多太年轻而不曾历经过天安门事件的年轻人，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但从政府的角度来看，他们的无知反而非常危险。近年来在一些场合上，年轻的媒体工作者甚至没有意识到经手的素材与天安门事件有关，因此也没有对其进行审查。

　　2007年6月4日曾经发生过一件事，《成都晚报》第14版的右下角刊了一则小小的分类广告。广告只有一行字，写着“向坚强的六四遇难者母亲致敬！”成都维权人士陈云飞告诉我，是他投了这则广告，而广告公司的一名负责人员受理了，但她并不知道“六四遇难者”有什么特殊意义。当她回拨电话询问他那个日期代表什么意思时，他告诉她那是一个矿灾的周年纪念。报纸一刊出，陈云飞被拘留了一天，然后被严密监视了6个月。该报的3名编辑被降职，广告公司也被撤销。很荒谬地，在这个既成功又失败的政府审查制度下，他们所有人都是受害者。

　　翌年，换《新京报》触犯审查制度，它刊登了一张关于六四的著名照片，上面是一名脚踏三轮车的司机拼命地踩踏板，要送两名年轻的受伤男子到医院去。两名伤者躺在一张木板床上，白衬衫被鲜血浸透了。照片底下的说明简单写着“伤者”，这是普立兹奖得主刘香成拍的一系列四张照片之一。看似有意，更多却是无心地，随附的文章标题取名为《我用照片记录了中国走过的路》。

　　根据维基解密公布的一份美国大使馆电报显示，该报一名资深编辑将这一错误归咎于编辑的无知，他们太年轻而没认出这张照片。编辑解释，他自己直到接到电话才知道这张照片是什么。编辑还说因为有可能被处罚，新闻编辑室弥漫一股“恐惧和气愤的情绪”，不过该报的资深记者“有兴趣重新省视中共对媒体评论1989年的禁忌”。这份解密电报的结论是，编辑和其他人“希望此案能成为一个实验性案例，从而改变报导天安门事件的基本原则，但也承认这件事不太可能成功。”即使到了现在，这种事情也不太可能成功；毕竟国家的基调从未改变。

　　当每个字都成了敏感词

　　在中国的领土上，只有香港可以举行公开纪念六四的活动。每年香港会举行一场大规模的公众集会，还有一个较小型的，长达64小时象征性的绝食抗议活动。学生扎营的地点通常散落在铜锣湾旅游区一个便利购物中心的中庭。我路过的时候，看到几十个戴着白色头巾、汗流浃背的学生瘫倒在地上的露营垫子上，十分忙碌地用手机打字，还有互相拍照。他们几乎静默无语，鲜明地提醒人们，社交媒体正在改变抗议的方式；简洁扼要的推文很快地取代了昔日那些热情澎湃、铿锵有力的演讲。

　　学生抗议地点的选择是有经济学考量的。他们目标是吸引路过的中国游客──香港现在的顶级消费族群──并希望尽可能分散这些游客花在购物上的注意力，让他们更了解自己国家的近代史。

　　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中国已有近6亿名的网络使用者，这表示，任何言论一发表，保证能在审查者能够删除之前就被迅速传播开来。政府当局一直以来的应对措施就只是取缔，在微博上禁止敏感词，还有尽可能快速地删除违规的发文。每年到了6月4日前后，官方当局的偏执程度可以从越来越长的禁用词名单观察出来。连“今日”、“明日”、“那年”、“特别的日子”都成了敏感词，被予以禁用。2012年的周年纪念日，审查机构采取行动，禁止任何消息提及上海证券交易所刚好下跌64.89点的神奇巧合──这个数字刚好就是“6月4日，1989”。

　　接近周年纪念日的日子，网络上的敏感图片也经常被移除，包含有数字6或4的生日蛋糕蜡烛照片；常在丧礼上用到的菊花的照片；跟坦克有任何一点相似的东西，包括乐高坦克、卡通坦克，或用麻将牌做的坦克。甚至在2013年，连黄色的橡皮鸭都被禁了。这个缘由是来自一位荷兰艺术家的装置艺术作品，一只巨大的黄色橡皮鸭漂浮在香港港口。这个主题随后被网友拿来恶搞，他们重制了坦克人的照片，把坦克换成黄色橡皮鸭。审查单位迅速介入，但可惜速度仍不够快，这证明了旧式的审查制度在新媒体环境下的局限性。

　　我自己在微博上，只发了一句短短的话就被审查了。我只是简短写了“我现在在香港”，然后贴了一张蜡烛燃烧的照片。然后几乎是马上就收到了一条警告，说我的发文“被屏蔽”了，只有我本人能看得到，因为“这个微博内容不适合公开”。在那之后不久，蜡烛也从可用图像清单上消失了，因为政府必须让网络上完全不能出现蜡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