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丧尸列车”上“夜王”

作者认为，习思想与毛主义一脉相承。即便没有新冠病毒肆虐，在习近平治下，中国亦已沦为废国鬼蜮。

毛尸登场，废国鬼蜮

讨论中国议题，先要从韩国电影《丧尸列车》和美国电视剧《冰与火之歌》说起，因为中国是一个比小说和神话还要离奇的国家，尤其是习近平时代的中国。

韩国电影《丧尸列车》讲的是韩国突然爆发一场丧尸病毒危机，所有被丧尸追咬的人，都会在瞬间变成丧尸。一辆列车上，丧尸病毒迅速蔓延，人人为求自保，使尽各式各样的方法逃生，尽显人性阴暗面。电影中，比病毒更可怕的是居然是政府：政府三番五次地透过电视广播，要求民众“别担心，请相信政府”，向国民发放虚假消息，说这只是一场反政府的民众叛变，人市民一定要相信政府有能力驾驭事态发展。然而，事态愈来愈失控，丧尸很快控制了整个国家。

在美国电视剧《冰与火之歌》中，最邪恶的势力是异鬼大军。夜王率领异鬼，异鬼又驱赶尸鬼。异鬼如同夜王手下的将领，每个异鬼都领导一支小规模的尸鬼军队，而所有异鬼的力量都来源于夜王。夜王潇洒振臂，千百尸鬼随之复苏，死去的战友瞬间倒戈为敌，人类的反抗越激烈，异鬼军团越壮大。老奶妈告诉孩子：“在一片黑暗中，异鬼降临人间，他们是冰冷与死亡的怪兽，痛恨钢铁、烈火和阳光，以及所有流淌着温热血液的生命。他们骑着苍白的死马，率领死人组成的军队，横扫农村、城市和王国，杀死成千上万的英雄和士兵。人类的剑无法阻止他们前进，老幼妇孺也难逃魔掌。他们在结冰的森林里追捕少女，用人类婴儿的肉来饲养手下的死灵僕役。”

两个故事宛如关于中国的预言。习近平是毛尸登场，习思想与毛主义一脉相承。即便没有新兴冠状病毒肆虐，在习近平治下，中国亦已沦为废国鬼蜮。小说家贾平凹写过一本洛阳纸贵的“色情小说”——《废都》，如果说西安是中国的废都，那么中国就是世界的废国；这一次新型冠状病毒之灾，武汉是中国的灾区，中国则是世界的灾区。当我说出这个真相时，有一名由夜王习近平驱使的中国五毛尸鬼跑到我的脸书上来威胁说，“要去挖你的祖坟”。五毛尸鬼不知道，我早已脱离了中国人“祖先崇拜”的“口腔期”，我早已“因真理，得自由”，难道会害怕这样的恐吓？

继《中国教父习近平》和《走向帝制：习近平和他的中国梦》之后，我完成了“习近平三部曲”之终结篇《习近平：丧尸治国》。随着习近平的统治越发暴虐，我对习近平和习近平政权的批判越发尖锐。这名中共开明派元老李锐所说的“小学生”，原本不值得我在八年间用三本书、一百万字、一千五百页篇幅来分析和解剖；然而，我不得不在他身上耗费如此多的时间和精力，唯有如此，才能与中共耗费数百亿美金的“大外宣”抗衡，才能一雪与习近平同处一个时代的耻辱。

习近平是“习面毛心”之夜王，我在书中对其画皮画骨。习近平是由马克思、毛泽东、商鞅和希特勒四种“特殊材料”形塑而成的“四不像”，“习近平主义”则是由法西斯主义与中国大一统天朝史观激荡而成的新极权主义。

中国官方对习近平个人崇拜的行销力度过猛，引发社会各阶层反弹。（汤森路透）

此前，中国官方对习近平个人崇拜的行销力度过猛，引发社会各阶层反弹。于是，当局的宣传方式稍作调整。如同古代的皇帝常常作出亲民言行并大肆宣扬，习近平的形象设计师们也力图将习塑造成“富有同情心的独裁者”。官媒在一篇报道中描述，自一九六零年代以来，习近平先后四次落泪。这篇文章要将习塑造成一个对家人、朋友、普通人和模范官员很有感情的人。此举以“人性化”的方式刻画习近平，却依然是习建立个人崇拜的广泛努力的一部分——《纽约时报》评论说，这种努力超出毛泽东之后任何一位中国领导人受到的歌颂。

习近平的眼泪，是鰐鱼的眼泪。我的文字却要让习近平像《皇帝的新衣》中皇帝一样，赤身裸体于大庭广众之中。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访问过很多叱咤风云的大人物——邓小平、格达费、季辛吉……这些不可一世的大人物后来都哀叹说，法拉奇的文字发表之后，世人对其评价直线下降，他们想后悔已经来不及了。如今，我无法面对面地访问习近平，却要仿效法拉奇直捣独裁者邪恶本性的做法，让《习近平：丧尸治国》一书成为习近平变本加厉的造神运动的解毒剂。

不是反腐，乃是权斗

在本书中，我从“反腐”、“集权”、“镇压”、“争霸”四个面向入手，一步步逼进习近平政权的本质，并抽丝剥茧地发掘出习近平的三大野心或目标。

首先，在中共统治阶层内部，习近平以反腐为名掀起政治清洗，成功改写了文革之后中共逐渐形成的政治局常委的“寡头统治”（中共御用学者胡鞍钢所谓之“集体总统制”）模式，一步步地回归毛时代的个人独裁、皇帝专制、朝纲独断、定于一尊。

习近平在王岐山辅助下掀起的反腐运动，获得不少憧憬明君的中国臣民大声喝彩，也让西方某些雾里看花的中国问题专家对其刮目相看。实际上，习近平的反腐只是整肃政敌的一种手段，在一党独裁的体制下，哪个高官能避免腐败？谁又能清除如牛皮癣般四处滋生的腐败？

为什么说习近平的反腐是权斗呢？原因有三。第一，迄今为止，习近平的反腐运动所打击的对象，如周永康、令计划、徐才厚、郭伯雄等人，全部是平民子弟出身的官僚，而没有一个是跟他背景相似的太子党。唯一垮台的太子党成员薄熙来，是其得力助手王立军与之决裂之后，为了保命而遁入美国驻成都领事馆，成为全球媒体聚焦的大新闻，让中共颜面尽失。在纸包不住火的情形下，胡温才将薄熙来拿下。习近平当然乐意看到这个结果，但他不会主动对其他太子党下手——只要向其表忠心，如陈云家族、李鹏家族、王震家族，无论如何富可敌国、如何臭名昭着，习近平仍给予庇护和优容。

第二，腐败官僚落马之后留下的空缺，立即由习近平嫡系人马占据，特别是石油、煤炭、铁道、电信等国民经济命脉以及军事、安全等强力部门。习的嫡系人马，未必比落马贪官拥有更高尚的人格和更清廉的品质，他们很快蜕变为吸骨吮髓的新贪官。习在福建和浙江任职期间结识的一帮下属，政绩和名声并不佳，获得提拔只是因为“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习本人及其家族，亦不比被其清洗的敌对派系更乾净。在“巴拿马文件”中，习近平姐夫的名字赫然在列。习近平没有大义灭亲，反倒严密封锁资讯，在中国的网络上连“姐夫”也成为禁止搜索的“超级敏感词”。

第三，习式反腐运动，并非遵循宪法和法律，而是让中纪委这个现代“锦衣卫”，以“双规”（“在规定时间、规定地点交代问题”）这一“家法”来执行。贪官不值得同情，但反贪过程中法治的败坏却让人忧虑，习近平对法治的践踏堪比毛泽东。比如，前国家能源局副局长许永盛，在法庭上当庭喊冤否认指控，并称其供诉和亲笔供词，“是遭到刑讯逼供，办案人员以其妻子和儿子要胁，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违心做出的”。又如，四川省省长魏宏突然“失联”，连同僚都不知其下落。二十天之后，中纪委才在网站上宣布，魏宏因涉嫌严重违纪，正在“反省思过”。在民主国家，高级官员不可能如此人间蒸发。这种运动式反腐，不可能让中国迈向法治和廉政。

官方的反腐宣传，每一次都弄巧成拙。二零二零年一月，中国央视开播反腐电视专题片《国家监察》，安排落马的“老虎”们现身说法。片中披露，贵州省省委常委、副省长王晓光家中有一间房子堆满茅台酒，数量高达四千多瓶，很多都是年份悠久的天价茅台。落马前，王晓光觉得家里名酒太多不安全，他把年份茅台酒分批倒入家里的下水道。看到王晓光弯着腰在卫生间里倒这些酒，他的妻子感叹：“扔也扔不掉，喝也喝不了，送也送不完，倒也倒不尽，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就在专题片开播时，一个二十四岁的贵州贫困女大学生吴花燕去世了，她在因病去世时，体重仅有四十三斤。为了照顾生病的弟弟，她生活十分节俭，从来不吃早饭，一天只花两元钱，常常自带糟辣椒下白饭。长期吃不饱让她营养不良，身体越来越差，头发狂掉，眉毛掉光。病重住院后，医生说患上了严重的心脏瓣膜损伤。号称消灭贫困、实现小康的习近平政权对这样的“低端人口”不闻不问，官方慈善机构居然吞掉吴花燕四十万的民间救助捐款。杜甫说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居然在习近平的社会主义新中国真实发生，真是“厉害了，你的国”。

“冠状病毒不可怕，只要大家听党话”

习近平的第二个野心或目标是：在经济上，加速“国进民退”（实际上是“党（太子党）有经济”）；在政治上，加速“秦始皇加希特勒”的“文革化”；在社会控制上，以维稳为核心，用传统员警和数位天网来摧毁蓬勃发展的民间社会，缔造出由“无所不能的国家”和“原子化的个体”二元结构的国家主义帝国。这是一个“冠状病毒不可怕，只要大家听党话”的“美丽新世界”。

习近平政权对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的打压，达到文革之后的最高峰。（汤森路透）

习近平仇视人类文明、反对普世价值，要回头走毛式原教旨主义之路。他选择重点出击的三大目标，即媒体、非政府组织（NGO）和宗教团体。

习近平政权对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的打压，达到文革之后的最高峰。即便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邓小平主导的“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以及一九八九年镇压天安门学生运动之后的思想舆论控制，都没有如此全面和彻底。习近平做到了美国前总统柯林顿认为任何人也做不到的事情——像把果冻钉在墻上那样把互联网“管起来”。一方面，习近平以笑面虎的形象，模仿毛泽东在反右运动前夕“引蛇出洞”的策略：习近平在北京网络安全和资讯化工作座谈上表示，领导干部要常上网，瞭解民意，要对广大网友多一些包容和耐心，对于网上善意批评，不仅要欢迎，而且要认真研究和吸取。另一方面，当局对异议言论的打压却丝毫不手软。此次新型冠状病毒防疫失控，转折点即为警方传唤恐吓八名最早说出真相的民众（其中多人是工作在一线的医生）。有纲民愤怒地谴责说：“如果有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各种资讯就能充分流动，真伪就能在第一时间辨识，坏事、恶事就能被控于萌芽，整个社会就不会被中共草木皆兵、报喜不报忧的恐惧与维稳体制所绑架，武汉八先知就不会《被造谣》并关押，肺炎之害就不会闹到今天不可收拾的地步。整个疫情与其说是天灾，不如说是人祸！”

非政府组织也迎来了动辄得咎的严冬。中国全国人大批准《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在严厉打压国内NGO之后，又将一道紧箍咒强加于境外NGO头上。根据此新法，在没有任何犯罪指控的情况下，境外NGO人士随时可能遭到警方约谈、被勒令停止活动或被列入黑名单。境外NGO的资金来源和财政收支，将受到严格审查。这是习近平向普京学的权谋术——普京看到NGO与民主化之关联性，遂用严刑峻法消灭NGO，防止“颜色革命”。习近平也先下手为强，在各类NGO尚未对公民社会发挥更巨大影响力之际，让NGO成为PNGO（即党控NGO）。这种打压公民社会、公共空间和民间组织的做法，固然让习近平的“治理”变得更加容易，却让中国社会失去了自发性和自救能力，如经济学家何清涟所说：“经济和社会垄断造成资源集中于政府手中，遇到大灾难时民间缺乏自助与互助机制。”此次，疫区的种种怪现状都与这一国家政策有关。比如，因为要隔离一个被感染的父亲，脑瘫的孩子被留在家里，无人照顾，几天后惨死。对此，学者艾晓明评论说：“脑瘫孩子之死就像一个隐喻，预示在这种极度的隔绝下会发生什么样的悲剧。……如果我们对武汉、对武汉人的隔绝，到了某一个程度，我们每个人的结局都可能是这个脑瘫孩子。”

习近平时代的宗教打压和宗教改造，也是毛时代之后前所未有的。习近平有意识地扶持佛教、儒教、妈祖、关公等“建制宗教”和“民俗宗教”，打压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和藏传佛教。习近平的嫡系官员夏宝龙在浙江拆毁教堂和十字架，俨然是一场新义和团运动。习近平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必须牢牢把握坚持党的领导、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强化党的执政基础这个根本，必须坚持政教分离，坚持宗教不得干预行政、司法、教育等国家职能实施，坚持政府依法对涉及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宗教事务进行管理。”习近平抓捕王怡牧师并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等判以九年重刑，以杀鸡儆猴的方式向数千万中国基督徒传递一个信号——你们只能信仰习近平之下的上帝，不能信仰习近平之上的上帝，否则王怡就是前车之鉴。香港学者、神学院教授邢福增指出，习近平的“法治化”，只不过是“姓党”或“党性”的工具。“政教分离”是“有中国特色的政教分离”，即是全面防范宗教组织及宗教进入社会公共领域，却为党国藉“依法对涉及国家利于和社会公共利益”为名管理宗教事务及宗教关系，提供了强而有力的政治理据。

当媒体、非政府组织、宗教团体统统“姓党”之后，公民社会退化为臣民社会，习近平就可黄袍加身、称霸世界了。

千古一帝，全球洗脑

习近平的第三个梦想或目标，乃是重构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直接挑战二战之后、尤其是苏联解体之后由美国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重建帝制时代以中国为中心的“天朝体制”。由此，他本人成为千古一帝，享受万国来朝之辉煌。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成就和社会发展，不是邓小平具有点石成金的本领，也不是中国人有多么“勤劳勇敢”，而是搭上了美国主导的全球化的顺风车，用美国总统川普的话来说，乃是美国“重建”了中国。这个说法并不夸张，可中国死不承认这一事实。自二零零八年北京奥运会让中共尝到“万国来朝”的荣耀之后，二零一二年习近平登基，更是一飞沖天，试图另起炉灶，另建铁轨，一带一路，取美代之。

裴敏欣指出，中共的衰落并非是周期性的，而是结构性的。它并非来自于经济，而是政体。（汤森路透）

习近平对美国和西方恩将仇报，其怨恨之深，与毛泽东不相上下。日前，中共喉舌《求是》杂志发表了习近平在中央党校的一篇讲话：“国内外各种敌对势力，总是企图让我们党改旗易帜、改名换姓，其要害就是企图让我们丢掉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丢掉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信念。而我们有些人甚至党内有的同志却没有看清这里面暗藏的玄机，认为西方《普世价值》经过了几百年，为什么不能认同？西方一些政治话语为什么不能借用？接受了我们也不会有什么大的损失，为什么非要拧着来？有的人奉西方理论、西方话语为金科玉律，不知不觉成了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吹鼓手。”他偏偏忘记了，马克思主义也是从西方而来的、极端现代主义的“舶来品”。

中国不惜巨资收买若干与之同质的独裁国家，渗透并操控诸多国际组织，进而以“大外宣”进行史上规模最大的“全球洗脑”。二零一六年，习近平指示中国政府“只要有读者、只要有观众的地方，都是我们的宣传必须触及到的角落”。美国通过《香港民主与人权法案》之后，中国政府点名并制裁多个国际人权组织。其中之一的“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日前发表了一份题为《北京的全球扩音器》报告，列举中国自二零一七年以来，透过外交官、官媒、红色资本、渗透等等策略，强力重塑国际媒体对中国的叙事方式，藉此美化中国的形象。“自由之家”更指出，中国利用“大外宣”计划，扩张全球影响力，在国际创造亲中舆论环境，为中国共产党牟取政治利益。其利用的手法，包括成立中资“假外媒”、以广告方式在知名外媒刊登为中国赞声的新闻内容、与海外新闻机构合作制作节目、直接免费提供中国官媒制作的影片、买下小型外媒等。若干久负盛名的国际级媒体的中文网站首先沦陷，如BBC中文网、《纽约时报》中文网、《金融时报》中文网、德国之声中文网等，它们俨然就是《人民日报》、《环球时报》的英国版、美国版和德国版。中国似乎一夜之间成为“另类全球化”的领头羊。

然而，黄袍加身却穿不暖，金銮宝座偏偏坐不稳，“机关算尽太聪明，反送了卿卿性命”。习近平横冲直撞，让西方民主国家意外地从苏联东欧变色之后“历史的终结”的沉睡中惊醒。习近平强迫香港特区政府通过堪比“二十三条国安法”的“送中条例”，反倒激发出香港自开埠以来最大规模的、以“时代革命、光复香港”为旨归的公民抗命运动，本土乃至独立的思想如惊涛拍岸；习近平对台湾磨刀霍霍，提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反倒拖累其布置在国民党的代理人韩国瑜的选情，让蔡英文走出低谷、大获全胜；习近平的航母计划和“以太平洋之大，足以容纳中美两个大国”的豪言壮语，让美国朝野两党、三大权力机构（行政、立法和司法）全都意识到一个比纳粹德国、军国主义日本和苏俄更邪恶的敌人已站在门口，于是不仅限于贸易的中美贸易战硝烟四起，“屠龙”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首要目标。

四面楚歌之下，中共正进入一个不可遏制的衰退期。美国华裔学者裴敏欣指出，中共的衰落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大概是十至十五年。“中共的衰落并非是周期性的，而是结构性的。它并非来自于经济，而是政体。”亲自驾驶丧尸列车夺路狂奔的习近平，即将迎来车毁人亡的那一刻。（本文为余杰所着《习近平丧尸治国》一书自序）

※作者为美籍华文作家，历史学者，人权捍卫者。蒙古族，出身蜀国，求学北京，自2012年之后移居美国。多次入选百名最具影响力的华人知识分子名单，曾荣获美国公民勇气奖、亚洲出版协会最佳评论奖、北美台湾人教授协会廖述宗教授纪念奖金等。主要着作有《刘晓波传》、《一九二七：民国之死》、《一九二七：共和崩溃》、《颠倒的民国》、《中国乃敌国也》、《今生不做中国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