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在中国内蒙古包头市稀土高新区法院的一场庭审风波，过去一段时间掀起不小的风波。
具体的经过是这样的：2019年4月，包头警方以涉嫌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寻衅滋事罪、敲诈勒索罪等13个罪名，对王永明等人移送起诉。王永明的女儿则称他是被人陷害，一直通过多个渠道为父申冤。这原本应该是一场在“扫黑除恶”专项行动下再平常不过的一起案件，却因庭审过程中暴露出的各种问题，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当事律师、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教授徐昕与法警对峙的一张照片，更是在坊间热传。
7月17日，徐昕在接受中国媒体专访时，更是直接道出了令外界匪夷所思的“庭审现场”——“我跟被告人王永明提出解除合同事由，问他是否同意，这个是完全许可、法庭应该保障的，但是突然围上来一群法警，不让我说话，法警队队长用手指着骂我，说我不懂规矩，其他的法警也大声的喝止。”“我们提出的任何有法律根据的申请、要求，都是不（被）同意，就是不让说话，举手要求发言的话，就不让你说。在这个过程中还发生了法官限制发言时间的问题，说一个人只能说20分钟。”
此外，当播放公诉人涉嫌索贿的录音时，又是一起冲突。“部分律师申请公诉人回避，因为他涉嫌索贿30万元，录音内容是律师作为中间人和家属的通话，通过律师，暗示家属送钱。当时我们要播放这个录音，刚开始审判长是同意的，但旁边的两个审判员制止，后来王振江律师就想趁着他们不注意悄悄地放，当法庭响起录音内容时，法官非常紧张，就让法警紧急上来抢他的电脑和麦克风，整个电源都拔掉。”
徐昕就此总结道，“这样的违法行为不胜枚举”，甚至还“出现了男法警打女被告人的情况”，而“到了中度激烈的时候，法院一宣布休庭，一个检察官助理就当庭骂律师法盲、文盲、流氓，检察长也骂，这在以往的任何辩护中都没有出现过，这都是有录像的。” 临末，徐昕坦言，“我们所有的律师都经历过很多的庭审，从来没见过这么随心所欲的法庭。”
自十八大之后，中共高层明显加快了司法改革的步伐，废除劳教制度、收回死刑复核制度、推动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等等，都收获了不少好评。但今次发生在包头的庭审风波，再次敲响警钟，因为蓝图与现实的距离，并不止一步之遥。
2016年10月，10日，中国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联合印发《关于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意见》（简称《意见》），对外界普遍关注的强化疑罪从无、限制刑讯逼供以及被告人合法权利等作出了二十一条规定。从《意见》来看，完善讯问制度，防止刑讯逼供，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规范法庭调查程序，确保诉讼证据出示在法庭，案件事实查明在法庭、完善法庭辩论规则，确保控辩意见发表在法庭、严格依法判决、健全非法证据排除。凡此种种表述显示，当局认识到了以往司法活动中的乱象，而且也准备痛定思痛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但改革向来不是一帆风顺，情况往往是“摁倒葫芦起来瓢”，最近包头市稀土高新区法院发生的庭审风波，似乎更直接印证了这一点。何况，即便有了司法权力结构的变革，实施以审判为中心，但能否重构公检法三方的关系，能否切实发挥辩护律师在其中的作用，能否实现司法思维方式和司法价值观念的重大变革，这才是检验变革成败的试金石。甚至可以说，这是一场观念的拨乱反正，居于审判中心的各方，在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上能否摆脱沉疴，也将决定此次改革的成败。
习近平上台后的八年时间里，已经不单单局限于对司法系统的改革，而是扩展到对于政法领域的全面深化改革，从法院、检察院集中改革向政法委、公安、国家安全、司法行政等部门全方位改革拓展。7月初，中共中央政法委宣布启动一项为期两年的内部教育整顿，并将其与延安“整风运动”进行类比，足见重视程度。这是高层改革的蓝图，而具体到现实，可能又是一个个包头市稀土高新区法院那样的庭审风波。如何最大限度拉近蓝图与现实的距离，考验着整个政法系统，也考验着中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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