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中国学术界屡屡误判世界形势？

近年来，随着美国全面遏制中国，以及欧盟对华经济政策趋向强硬，中国面临的地缘政治风险正在上升。在这样的背景下，国际关系研究对保障中国的进一步崛起就显得非常重要。

然而，目前中国国际关系界的预测水平似乎难以承担此等大任。以2016年的美国大选为例，虽然中国在对美研究上花了很多经费，但很少有专业人士预测到了川普胜选。

类似的情况还发生在对英国脱欧公投和对香港、台湾选举的预测上。于是，我们不得不问，中国的国际关系界究竟出了什么问题，以及怎样才能提高我们的预测准确性？

1、轻视基础研究

中国国际关系界缺少有质量的深入研究已经成为业界共识。教授和研究员们总是喜欢在一万八千米的高空大谈所谓的战略，却对战略形成的基础，也就是扎实的国别研究和相关数据库的搭建缺少兴趣。

举例来说，随着“一带一路”的推进，中国本应该对这些沿线的发展中国家有较深入的认识，但实际上真正配得上“国别专家”四个字的却非常之少。

很多所谓的国别专家甚至连该国的语言也不会说，每年去该国实地考察的次数更是寥寥无几，于是只能把中文或者英文的网上资料抄来抄去。

再说数据库，从微观看，数据可以帮助我们了解细节，笔者的前雇主纽约荣鼎咨询公司搜集了所有50万欧元以上的中国对欧盟投资项目的相关数据，从而可以告诉欧洲政客，你的省份里有多少中国投资额，中国企业创造了多少就业岗位；从宏观上看，由数据颗粒集合而成的总体画面更加具体饱满，趋势的变化也可以做到量化。令人遗憾的是，中国几乎没有智库在做国际关系方面的数据库。

此外，国别研究的基础工作还包括掌握外国的对华民意。在这一点上，中国的国际关系界也有待提高。

举例来说，在这次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不久，国内一些知名的国际问题专家宣称此次疫情将大大提升中国在海外的声望。与他们的观点相反，事实上不只是美国，全球很多地方都掀起了指责中国的浪潮：巴西总统之子转发反华推文，英国政府宣称需要重新考虑与中国的关系。

多国民调结果也显示，西方民众普遍认为中国需要对这次全球疫情的爆发负责，甚至还有外国网友认为中国和朝鲜一样都高估了自己在海外的美誉度。在笔者看来，缺乏批判性的信息来源是造成这些专家误判的主要原因。

除了缺乏深入研究和多元化的信息渠道，国内国别研究的另一个问题在于能够分析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形势的研究员几乎没有，而在这些发展中国家，经济金融危机和政治变动一样是非常常见的国别风险。

造成这个状况的原因，是中国国际关系学院对经济学训练的忽视。而在美国，以笔者曾经工作过的纽约荣鼎咨询公司为例，这个全是由美国国际关系学院毕业生组成的公司对中国和印度近年来GDP增长的预测准确性，甚至高过不少拥有经济学博士学位的国内首席经济学家。

荣鼎咨询的分析师们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可以部分归结于美国国际关系学院严格的经济学训练，使它们的毕业生们具备了进行基本经济分析的能力。

2、忽视预测方法论及跨国别研究

对国别研究的忽视已经引起了中国国际关系界的重视，不少研究员也提出了一些改进建议。但笔者认为，把预测失败的原因全部归结于此是片面的，可能会从忽视国别研究的极端走到过分依赖国别研究的另一个极端。

还是以2016年的美国大选为例。中国对美国的研究也许是所有国别研究里做得最充分的，但绝大多数的研究员也没有预测出川普胜选。同样的，在冷战时期，美国对苏联研究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但美国绝大多数的苏联专家也没有预测出苏联解体。

在笔者向国内同行介绍美国的经验时，一些国内研究员会以美国人的预测也不准为由对此不屑一顾。客观来讲，美国情报机构的预测在过去的确也会出错，包括没有预判出911恐怖袭击以及误判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使得他们脸上无光。

因此，美国情报机构才决定花费几千万美元的经费来与泰洛克合作开展对于政治事件预测的研究工作。目前，大规模实验已经结束，美国正在其智库和情报机构推广获得的研究成果。

当笔者在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工作时，泰洛克的团队曾在那里举办了闭门研讨会。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中国的官方机构似乎还没有意识到预测方法论的重要性。

在笔者回国后，总有官方或半官方人士找到笔者，希望笔者利用自己在美国智库的人脉来获取关于美国政治的内幕消息，而不是向笔者了解美国智库的研究方法。在笔者看来，中国对美国的情报来源已经很多，近年来预测失准的原因出在如何准确分析这些信息上。

3、缺少客观的筛选和奖惩机制

（一） 筛选和奖惩机制的重要性

《黑天鹅》一书的美国作者塔勒布在他的新作《非对称风险》中提到，气象预报员的预测准确率普遍高于证券分析师，而证券分析师的预测准确率又普遍高于政治分析师。

这里的原因在于三者的可及时验证性逐级降低。如果一个人每天的判断都可以像气象预报一样在第二天得到验证的结果，那么这种反馈机制就可以帮助其摸索出事物的规律，从而提高预测的准确性。

同时，这种反馈机制还能筛选出不称职的分析师，从而达到优胜劣汰。塔勒布特别强调奖惩政策对这种机制良好运行的重要性。以金融市场为例，作为前交易员的塔勒布根本不把经济学家放在眼里。

在他看来，交易员会因为自己的错误判断而爆仓退出市场，而经济学家却可以夸夸其谈且不付出代价，这样的结果就是后者作为一个整体的预测准确性要远低于前者。

如果中国的国际关系界可以效仿金融市场这只无形的手，把每一个所谓专家的公开预测都记录在案，那么不出几年就可以知道谁是真正的专家，谁是忽悠大师。

（二）中国国际关系界在筛选和奖惩机制方面的现状

经济学家里有两种人，一种是网红经济学家，另一种是对冲基金里的实战派经济学家。两者在现在的中国都有自己的位置。而在中国的国际关系界，我们看到的却是网红的兴盛和实战派的黯然。

中国的一些国际问题专家们热衷于上媒体、拉关系，因为这样可以扩大知名度，从而提高他们的演讲出场费，以及获取更多的研究经费。

对于很多媒体来说，嘉宾讲话和撰文越生动越吸引眼球越好，旗帜鲜明的错误观点也要好过平淡客观的正确分析；而与官员拉关系套近乎，考验的是人际关系的处理能力而不是研究水平。

这些所谓的专家们拿着高昂的出场费到处走穴，但似乎没有谁真正关心这些专家事后被多次证明的错误观点。

在体制内和半官方的智库里，有大量的国际问题研究员，他们的工作之一就是分析预测国际大事。

然而，即使上文提到的对美国、英国、台湾和香港的很多预测都差之千里，笔者也没听说哪位在体制里的朋友因此而被扣发奖金或者遭到解雇。

而那些预测对的分析师，比如笔者认识的一位在某家官方智库工作的朋友，也并没有因为预判出川普在2016年当选总统而获得什么额外的奖励。与国企面临的问题类似，国际关系界的体制半体制内的机构缺乏奖惩机制来对他们的研究员进行优胜劣汰，导致预测准确性无法得到提高。

这种情况在美国也同样存在。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美国政府把很多研究项目外包给了咨询公司来处理。政治风险咨询公司与政府机构不同，他们只能靠自己的分析能力存活下来，口碑和市场机制完成了优胜劣汰的过程。

举例来说，美国着名的Stratfor咨询公司就是因为其创始人成功预测了南斯拉夫内战而名声鹊起。除了承接政府项目，美国的政治风险咨询公司还有很多企业客户。以世界最大的政治风险咨询公司欧亚集团为例，其近一半的收入来源于金融机构客户。

在金融市场，投资决策失误会直接导致亏钱。为了吸引和维持金融业客户，欧亚集团需要维持较高的预测准确性。

笔者对行业现状的批判并不是说分析师一定比网红更有社会价值。事实上，中国有很多人对国际政治感兴趣，想了解最新的国际局势，这些网红专家的出现正是满足了这一市场需求。

但就像中国在经济界不能只有耍嘴皮子的网红经济学家一样，我们在国际关系领域，也需要有自己的实战派分析师来为政府和企业出谋划策。

诸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