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戴河会议”前的最后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释放出诸多重磅消息，其中一个是已经在胡锦涛时代停止制定的跨越三个“五年规划”的远景目标重新出现，惹人浮想联翩。
“今后15年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时期。我们将在这一时期内建立起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全面实现第二步战略目标，并向第三步战略目标迈出重大步伐，为下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
25年前的秋天，中共在北京召开的一次中央全会（即十四届五中全会）被认为是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在这次会议上，北京在提前5年完成既定的“三步走战略”中的第二步目标后，宣称在20世纪末的最后5年继续快马加鞭开局“第三步”，并为此制定了一个跨越三个“五年规划”（从“九五”到“十一五”）的超长发展目标即2010年远景目标，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在这次会议上，中共做出了“两个转变”决定，即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式向集约式的转变。同时，时任中共最高领导人江泽民还做出了“论十二大关系”以作为未来发展指引（即《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
数月后的1996年中国“两会”通过了这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在当年3月5日全国人大开幕会上，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李鹏就此发表长篇报告，披露了当时中国国内的状况：
……出现了比较严重的通货膨胀，5年零售物价年均上涨11.4%。国有企业生产经营困难较多，管理体制和经营机制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农业仍然是国民经济的薄弱环节，不能满足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提高的需要。收入分配关系还没有理顺，部分社会成员收入悬殊。经济秩序还比较混乱。有些腐败现象仍在蔓延滋长。一些地方社会治安状况不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民主法制建设也面临不少新的问题。
事实上，外部环境同样不那么乐观，后冷战时期的世界格局尚未形成，中国也虽然刚刚从1989年六四事件后“解脱出来”，但是距离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谈判仍然艰难；更紧迫的是，香港、澳门即将陆续回归中国，而李登辉上台前后台海危机爆发，美国以及台湾都试图测试北京的反应和底线……
如今看来，这一跨越15年的远景目标在中共执政的既定目标之外，还颇有些知耻后勇和踌躇满志的意味在其中。
然而，25年后的今天北京又为什么在当下时间节点重提又一个15年远景目标呢？毕竟，自2010年迄今十年内，北京也没有接踵第一个15年远景目标而抛出第二个，反倒要在10年间隔期之后重新抛出来。
事实上，对于21世纪前10年的改革，从官方到民间都不是特别满意的，尤其是还徘徊在“两个转变”上。当2010年中共即将宣布由温家宝和李克强主导制定的“十二五规划”时，参与该工作的时任中财办副主任刘鹤说，“从中国长期历史的进程来看，外部压力和内部动力相统一是事物成功的关键。如果没有压力，中国的事情认识再好也做不成。内部本身的动力常常需要外部压力来激活。所以，现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天时、地利、人和俱备，可以说到了一个临界点。”
其实，从胡锦涛时期到习近平第一任期，中共党内外并不是没有“远景目标”计划。比如，2005年中国“两会”期间，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黄菊就曾提到，科学编制并有效实施“十一五”规划和2020年远景目标，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重要意义。2015年清华大学学者在新华社旗下《瞭望》周刊刊发的一篇文章中建议参考“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在制定“十三五”规划的同时制定2030年远景目标纲要，并为二十大提出2050目标奠定基础。
但是，最终这些说法和建议都没有落地，自然这是时机并未成熟的原因。
直到2020年7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透露10月份中共将召开十九届五中全会，主题依照以往惯例将是制定下一个五年规划即“十四五”，与此同时它还将与一个一直延续到下个15年的“远景目标”连接起来。
道理很简单。其一，这符合中共的执政思想连续性，也符合习近平本人的“长谋”意识和性格特质，兹不赘言。
其二，相较于1995年中共所面临的外部局势变化，当下中国所面临的环境复杂性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正是中共上下在全球保守主义、逆全球化回潮的背景下反复提示迎接百年变局的原因。如果说当年的中国在美苏争霸局面刚刚崩塌后失去了一种平衡感的话，那么今天中国则显然很明确地成为美国首要要打压的“战略竞争对手”，而且这种战略上压力已经让中国感到越来越不舒服——当然对于美国来说，面对一个逐渐强大的对手，它也会产生绠短汲深的担忧。正是在此格局下，北京需要对内对外传递坚定的信心。
总之，中美竞合关系格局逐步清晰，中国国内二次改革初步展露显现，而15年后的2035年是中共十九大所确立的提前15年达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时间节点。这是一个长期战略也是未来持久战的依归。中共领导者会做出怎样的战略选择，2021年中国“两会”将公布一份更加详细的指标性规划纲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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