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斌：接待许志永，无所畏惧

中国维权律师杨斌今年8月中被广东省司法厅告知他们要注销她的律师证，原因是她自2019年5月31日后，便未与原先聘用她的律师事务所续签合同。

中国维权律师杨斌仍清楚记得，2月15日那天广州下着大雨。当天中午她与家人正在二楼午休，突然听到楼下传来嘈杂的声音，接着电话响起。她接起来后，村里的工作人员声称因为新冠疫情严重，他们需要到杨斌家做些检查。

据悉，当时杨斌一家人被警察指控“窝藏通缉犯”，到了派出所后，警察不断问杨斌关于许志永的问题。她说：“他们问我许博士怎么到我家的，我怎么认识他的以及我为何要让他住我家。我对他们说，许博士对我来说是个自由的人。我知道他之前坐过牢，但我也知道他已获释，所以他就是个自由的人，我接待他也是很正常的。我告诉他们我很尊敬许博士。”

杨斌向德国之声表示，她与许志永仅多年前在北京见过一面，但许志永知道她在广东的住处。许志永因2019年12月参与了一场在厦门举办的民间聚会后，与其他多名中国维权人士遭中国当局通缉。他在中国疫情十分严重时，到杨斌家借宿多日。杨斌说：“我与他没有多做交谈，平日我们一家住二楼，许博士住在三楼。大部分时间他会在三楼自己看书，只有吃饭时间会下来与我们一起。”

杨斌律师证遭注销

实际上，这并非杨斌首次被中国政府盯上。杨斌告诉德国之声，去年5月她透过微信公众号发表了一篇文章，内容关于云南广济村的几十名农民因为获释的农民举办欢迎会，遭当地警方抓捕获定罪，而杨斌在文章中表明她认为农民的行为不构成犯罪。

不久后，她接到司法局及她所服务的律师事务所的来电，要求她删除该文章，但杨斌拒绝妥协，于是与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发生的争执。她告诉德国之声：“他认为我不尊重他，过几天，律所通知我合同到期，要求不续签，自己找其他的律所。”

杨斌曾在今年二月中国新冠疫情最严重时接待过当时正在逃亡的中国维权人士许志永。

杨斌决定尝试到北京的律师事务所执业，她也很快地找到了愿意收留她的律师事务所。不过由于北京市律师协会对想要到北京执业的律师有诸多限制，于是杨斌花了半年准备到北京执业所需的资料。

她说：“光是办理北京的居住证就花了半年的时间。我在今年春节前将所有的资料都递交到北京市律师协会，并等待他们的面试通知。但是等了7个多月仍没有消息，我便认定转所到北京这件事一定石沈大海。”

与此同时，广东省司法厅于8月中通知杨斌，声称因为她自2019年5月31日合同后便未与律师事务所续签合同，所以司法厅拟根据《律师执业管理办法》第23条，注销她的律师证。

杨斌表示，她将依照法律程序提出行政覆议以及行政诉讼，但她对于结果不抱太多希望。她告诉德国之声：“我会走完所有的法律程序，也希望这个诉讼能产生社会效果，让社会大众更关注中国律师面临的言论打压。我还是得表达自己的声音。”

从体制内到体制外

与大多数中国维权律师不同的是，杨斌曾担任中国的检察官长达20多年，她在2015年才辞职成为私家律师，开始代理各种不同的案件。她告诉德国之声，当初选择离开中国的司法体制内的工作是因为她向往自由。

她说：“在体制内琐碎的事情太多，我必须被动地去参加跟应付很多政治学习，即使不愿意或不喜欢，我也必须要去。但成为私家律师后，各方面都有很多自由。”

杨斌表示，她成为律师后，处理案件的范围虽然变广，但她也发现中国的法律制度仍存在许多问题。她向德国之声表示：“虽然中国透过司法统一考试来改善司法人员的素质，但是在司法制度与法治精神方面，中国的进步仍很缓慢，问题也还是很多。在中国，我们不能去改变根本的问题，只能在表面或技术上的东西做一些花样。这么做到底有没有意义，我也表示怀疑。”

杨斌坦言，现在中国社会呈现非常压抑的状态，民间社会几乎没有发挥的空间。而在体制内，大多数人都选择谨言慎行，按照政府的规定来做事。她说：“体制内是一种人人自危的感觉，而体制外则是每个人都进行自我审查。”

杨斌也说，自从2015年离开中国政府体制成为私家律师后，她渐渐认清在中国现有的法治环境下，律师能发挥的作用有限。她告诉德国之声：“找我的当事人特别多，但我大部分情况下都拒绝他们，因为我认为自己也无能为力去解决他们面对的不公。我觉得挺无奈也绝望的。”

“论光明磊落，很多人都非我对手”

在律师证被注销前，杨斌变几度因公开言论或表态被中国当局关切。去年香港爆发“反送中”示威时，杨斌写了一篇短文，在中国社群媒体上被广泛转载，她也因此被中国当局警告。此外，在新冠疫情爆发初期，杨斌也曾在网路上签署声援新冠疫情的吹哨人李文亮医师的连署信，呼吁中国政府恢复李文亮等吹哨人的名誉。

杨斌曾担任中国的检察官长达20多年，直到2015年才辞掉体制内的工作，转变成私家律师。

面对中国当局的打压，杨斌向德国之声表示，她一向都认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能放在阳光下被社会大众检视。她说：“在中国的大数据监控下，我们每个人都没有隐私，我在体制内就学会这点。如果论光明丶磊落与坦荡来说，可能很多人都不是我的对手。”

杨斌坦言，当时许志永到她家时，她预料自己必须面临的最坏结果，便是被警察讯问24小时，而她认为那是她有办法承受的后果。她说：“在许博士逃亡的过程中，可能很多人害怕因为帮他而惹上麻烦，但我就不怕接待他。”

虽然近日陆续有维权律师被警告不要再接受外国媒体采访，但杨斌却表示她不会回避媒体的采访邀约，因为她认为接受采访或是针对特定事件发表言论，都是正常言论自由或表达范畴内的行为。

她说：“我心里确实不觉得这个行为有什么不妥，所以我就自然表现的会去公开谈论这些议题。这可能代表我心中没有那么多恐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