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电视上播出的中国领导人习近平2020年10月14日在深圳发表长篇演讲的画面（美联社）
本周三是深圳经济特区建立四十周年。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当天在一场庆祝大会上发表长篇演讲，指出深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果，也积累了宝贵经验，还希望这个特区能续写更多“春天的故事”。那么，深圳究竟是如何从一个小渔村变成如今的大都市的？它又能延续多年来的高速发展吗？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家傲邀请了现居美国的中国经济社会学者何清涟以及深圳财经评论人士邹涛，就这些问题进行了讨论。
记者：邹涛先生，习近平周三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四十周年庆祝大会上发表长篇讲话。在您看来，这场演讲中有哪些值得注意的地方？
邹涛：我认为这场讲话并没有太多新意，实际上，政府前段时间发布的《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2020－2025年）》的亮点要多得多，这场演讲基本没有超越这套方案的东西。总的来说，这场讲话在意料之中。
记者：何清涟女士，针对邹先生刚才提到的观点，您有什么想补充的？
何清涟：深圳所谓的“政治体制改革”，其实没有突破大框架，因为这是不可能的。政治体制改革的要点就是解决权力来源的问题，也就是这些权力是由民选还是由上级赋予的。那么深圳政府的权力当然只能是上级赋予的。权力只对权力的来源负责，所以只要在这个方面没有突破，我觉得讨论放权并没有实际意义。
记者：深圳常被称为“中国硅谷”，习近平在讲话中也赞扬了深圳40年来大力推进科技创新。但批评人士认为，中国没有真正的“学术自由”可言，很难实现真正的创新。在您看来，深圳作为全球“创新之都”的局限性在哪里？
邹涛：当然有这种局限性。如果我们对标美国硅谷，你可以很明显地看到，中美两国的社会制度完全不同，这意味着它们的运作模式也不相同。与硅谷相比，深圳在取得一些体制性突破上暂时还是面临不少障碍的，比如科创的学术环境、人才和管理体制的限制等等。
打个比方，中国现在流行搞“产业化”，但事实上靠产业化是很难成功的，反而是在市场上充分竞争的行业更为成功。
记者：深圳作为中国在1980年成立的首个经济特区，在中国改革开放史中占据着尤为重要的地位。习近平在讲话中说，时任“广东省委负责人向中央领导同志提出兴办出口加工区，推进改革开放的建议”。虽然他没有点名他的父亲习仲勋，但这显然意有所指。您如何看待邓小平和习仲勋在成立深圳特区的过程中各自扮演的角色？
何清涟：我认为（前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当时看到了逃港潮，又加上深圳离香港那么近，他看到了香港的优势。不但如此，他本人在中国的政治体制内长期属于受打压的一派，那么处在他这种位置的人比较容易看清楚这个体制的弱点。因此，习仲勋当年起到了那些作用理所当然。但如果他的儿子习近平没有成为未来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历史的这一页可能也就湮没无闻了。
深圳的改革开放是不断拓展的，几乎每一年都有新变化，那么对此起到关键作用的人有好几个，比如（前深圳市委书记）梁湘，他可能是深圳改革开放过程中最重要的一名开创者，但出于政治原因，他的功劳不大被人提及。
记者：邹涛先生，您对此有什么想要补充的吗？
邹涛：深圳能够走到今天不是某一个人的功劳，这座城市的发展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第一就是政府放开了一些制约经济发展的束缚；第二就是大批的、各种各样的“拓荒牛”在深圳努力地拼搏和奋斗。
记者：深圳之所以成为今天的深圳，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目前在习近平治下，改革几乎停止，开放也缺乏实际内容。您觉得深圳接下来还会像过去40年那样高速发展吗？
邹涛：我们要从两个层面来看待深圳的未来。目前来说，深圳已经完成了它的第一阶段使命，也就是成为一个经济特区的先行者。现在，政府对它的定位已经进入了第二阶段，那就是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先行示范区，而这项任务将会面临很多深层次的制约。
如今，这不单纯是解决一些制约经济发展的问题就足够的了，而是需要达成一些更深层次的政治体制上的突破，这也带来了一个现实问题，那就是你需要去触碰一些红线。政府近期决定在深圳建设这个先行示范区，确实提倡一些制度上的“放权”，但并没有提出实行一些更先进的社会制度改革，基本上还是一些官本位式的放权。
我认为，深圳如果想真正成为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不但需要遵守社会主义的制度，还应该吸收西方的一些先进制度。在此基础上，结合社会主义的一些优势，继续进行经济建设。这样的话，深圳未来的发展可能才会更上一层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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