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南山在疫情期间最大的贡献——粉饰

2020年对大部分人来说是丧年，对少部分人来说是喜年，其中包括钟南山。2020年12月12日，活着的钟南山喜洋洋地为自己的半身像揭幕。2020年8月11日，中共向钟南山颁发共和国勋章。

钟南山到底做了多大的贡献才能享受这些尊荣呢？中共钦定的贡献为：新冠肺炎发生后，他敢医敢言，提出存在“人传人”现象，强调严格防控，领导撰写新冠肺炎诊疗方案。在疫情防控，重症救治，科研攻关等方面作出杰出贡献。实际上，中共所说的这些贡献只是托辞。钟南山之所以能享受活人立像和共和国勋章，不是因为他对人民做了多大贡献，而是因为他对中共的巨大贡献——粉饰。

粉饰的意思是：装饰表面，掩盖污点或缺点。既然说钟南山在本次疫情中对中共的巨大贡献是粉饰，就是说中共在本次疫情中有重大的污点或缺点。疫情的发展可以分为几个阶段：首先是疫症进入人间，其次是人类察觉疫情，再次是人类对抗疫情，最后是疫情消失。目前，疫情仍未消失，在之前的几个阶段，中共都有重大的污点或缺点。钟南山巨大的粉饰贡献，一是在疫症进入人间阶段构陷百姓交易或食用野生动物，二是在人类察觉疫情阶段掩盖中共隐瞒疫情的错误。

（一）疫症进入人间阶段

这阶段最大的疑问是病毒从哪里来？怎么来？这就是病毒溯源问题。病毒从哪里来包括：病毒是天然的还是人工的，病毒是从中国来的还是外国来的，病毒是从野外来的还是实验室来的等等。病毒怎么来包括：人工投放，实验室泄漏，交易或食用野生动物染上，野外活动染上，带病野生动物自主进入人类社会与人或饲养动物接触等等。

中共2020年9月8日举行了“抗疫表彰大会”，钟南山等人受勋引发争议。（视频截图）

我推测，病毒是从武汉病毒研究所泄漏出来的。有人会说：你根本没有证据，纯属瞎说。的确，我没有证据，但我可以推理，而且只能推理。在这里，我要讲一个苏联的故事。

1979年4月，苏联中亚城市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突然间有一些人病倒了。他们的初期症状与普通流感相似，但几天后他们的病情急剧恶化，最终有几十人死去。这件事情发生后，苏联极力隐瞒，但事件最终在1979年秋天曝光。事情曝光之后，苏联不得不承认那些人死于炭疽，但将起因说成是人们食用在自然界中感染了炭疽孢子的野生动物。但是，西方怀疑苏联违反了1972年签署的《生物武器条约》，在开发生物武器时发生泄漏导致此次事件。对此，苏联反而义正言辞地指责西方将正常的感染事件无端政治化，进行反苏宣传，加剧东西方紧张关系。由于事件发生在苏联境内，而苏联实行专制统治，因此西方只能怀疑而拿不出证据，此事不了了之。直到苏共倒台苏联解体后的1992年，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公开承认，苏联军方对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炭疽事件负有责任，此事才真相大白。

炭疽事件的真相是：苏联军方设于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的微生物研究所进行炭疽孢子的生产，生产过程中发生了泄漏，炭疽孢子通过烟囱排到外界。工作人员很快知道发生了泄漏，经层层上报到国防部后，被告知要对此事保密。因此，当地卫生部门一开始不知道病人感染了炭疽，无法对症救治。直到一个星期后，地方的实验室才确认病人感染了炭疽，但在此之前已有大量本来可以用抗生素救治的病人死亡。泄漏事件发生后，克格勃没收了所有受害者的医疗记录和尸检报告，并将遗体全部火化。克格勃还安排专家通过报刊、广播、电视等途径向人们宣传那些人是死于食用在自然界中感染了炭疽孢子的动物。克格勃通过上述行动，成功地将事故真正的原因掩盖下来，直到苏共倒台苏联解体。

从上述真实的故事，我们可以提取出一些关键词：微生物研究所，病毒泄漏，疫情爆发，隐瞒真相，销毁证据，栽赃野生动物，无端政治化，反苏宣传，不了了之，苏共倒台，真相大白。这些关键词有助于我们理解在中国武汉发生的事情，因为就像华南虎和东北虎都是老虎一样，中共和苏共都是共产党，一样的禽兽会有一样的行为模式。这些禽兽不相信普世价值，是不能用正常人的行为模式推测它们的行为，只能用禽兽的行为模式推测它们的行为。

在苏联有苏共，在中国有中共；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有微生物研究所，在武汉有病毒研究所；在微生物研究所有炭疽孢子，在病毒研究所有新冠病毒；在苏联有克格勃，在中国有政法委。上述这些都不是巧合，我认为新冠病毒应该是从武汉病毒研究所泄漏出来的。一方面，共产党人否定普世价值，缺乏敬畏自然之心，相信人定胜天，相信可以改造一切。因此路子比较野，什么乱七八糟的实验都敢做，社会主义本身就是人类史上最惨烈的实验。另一方面，共产党人自认为掌握真理，认为自己一定是对的，不允许他人质疑，因而狂妄自大。举个例子：2019年两会上，CDC主任中科院院士傻乐福自信满满地对媒体表示：“经常有人问我，SARS过去十几年了，还会来吗？SARS这一类病毒随时都有可能出现，但我很有信心地说，SARS类似事件不会再出现，因为我国传染病监控网络体系建设得很好，这类事件不会再发生。”傻乐福就知道傻乐。狂妄自大必然伴随粗心大意。有乱作实验的胆量，再加上粗心大意的状态，病毒泄漏就是必然会发生的事情。

有人会说：你这是瞎比较。我这不是瞎比较，是科学推理，而且还有一件事增强我对推理的信心，这就是苏共和中共共有的“栽赃野生动物”，这就是钟南山对疫症进入人间阶段重大的粉饰贡献。

2020年1月20日晚，钟南山通过屏幕说：“这次疫情的源头主要在武汉当地的海鲜市场，实际上这个海鲜市场里相当多的不是海鲜，而是野味，就是野生动物。综合各方面信息，初步从流行病学的角度进行分析，病毒通过野生动物传到人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傻乐福也帮腔说：“我们推断病毒的来源在华南海鲜市场。”我不知道来中国调查的WHO专家组有没有找钟南山和傻乐福来问下他们是根据什么来说出那些话的，那些话是真话还是假话。若是假话，为什么要说假话，是否为了掩盖真相。

钟南山在2020年1月20日晚栽赃野生动物后，中共立即开展配合行动。2020年1月21日，市场监督管理局、农业农村部、国家林草局发布了《关于加强野生动物市场监管积极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紧急通知》。2020年1月26日，市场监督管理局、农业农村部、国家林草局发布《关于禁止野生动物交易的公告》，规定自公告发布之日起至全国疫情解除期间，禁止野生动物交易活动。请注意这里的时间范围只是“自公告发布之日起至全国疫情解除期间”，不是永久性。

有人会说，钟南山和傻乐福当时讲那些话，现在看起来是不恰当的，但他们不是出于骗人而是在紧急情况下为了控制疫情而匆忙做出了不恰当的判断，不能说是栽赃。是的，人在紧急情况下是会做出不恰当的判断。但是，2020年2月24日人大常委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决定》，将禁止永久化。从1月20日到2月24日，这时间少说也有一个月，在这一个月里面，有关部门收集了什么证据，编写了什么报告，以提供给人大常委老爷们审查？WHO调查组是否需要询问人大常委依据什么炮制出“二二四决定”？

本来，在紧急情况下市场监督管理局、农业农村部、国家林草局《关于禁止野生动物交易的公告》已经够用了，而且这公告只是禁止自公告发布之日起至全国疫情解除期间的野生动物交易活动，既满足了紧急需要又留有余地，以防不当措施长期化。禁止在中国进行野生动物交易或食用的合理前提是中国的野生动物交易或食用是本次疫情的原因。若中国的野生动物交易或食用不是本次疫情的原因，禁止中国野生动物交易或食用就是不当措施。

为什么人大要炮制出“二二四决定”？因为中共知道人们定会追究疫症是如何进入人间的，为了不让人们想到是武汉病毒研究所泄漏病毒导致本次疫情，就必须造势鼓吹是百姓自己交易或食用野生动物导致病毒进入人间引发疫情。在人大通过“二二四决定”之前，中共控制的舆论场中出现大量污名化百姓交易和食用野生动物的内容，这是中共舆论造势的典型手法，发动斗地主前用过，发动反右前用过，发动文化大革命前用过，发动计划生育前用过，发动小区拆围墙前用过，发动南猪北养前用过。中共人大妄图通过“二二四决定”给疫症如何进入人间盖棺定论，让人们从此在此问题上不再争论，盲从中共主张，即疫症进入人间是因为百姓交易和食用野生动物造成的，与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及其下属的武汉病毒研究所无关。中共的处理手法就是苏共处理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炭疽泄漏的手法——栽赃野生动物。想必中共是认真抄作业了的。

但是，中共面对的问题与苏共的不完全一样，实际上中共是抄错作业了。武汉事件与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事件有一处重大的差异，那就是武汉病毒传到了国外并在国外造成巨大的生命财产损失，国外要追究责任，而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事件的受害者都是在苏共统治之下，苏共可以替他们当家作主。

国外追究中共责任可能的理由：一是在疫症进入人间阶段，病毒若由武汉病毒研究所泄漏，中共肯定要承担责任。中共将病毒进入人间归咎于中国百姓交易或食用野生动物，可以排除这责任；二是在人类察觉疫情阶段，中共隐瞒疫情淡化疫情影响，鼓吹只是有限人传人，反对外国限制中国人入境。中共为免除这方面的责任，仅说病毒不是武汉病毒研究所泄漏已不够，还要说病毒不是起源于中国，而是起源于外国。这样就可以说，外国都没意识到严重性，中共没意识到严重性有什么错。为此目的，中共火速推出恶犬赵立坚。赵立坚一会说病毒源于国外，一会说美军带到武汉，一会说美军实验室泄漏。上述说法对于中共推卸责任是有用的，但是与人大“二二四决定”是矛盾的。若病毒源于国外，禁止中国野生动物交易或食用有啥用？若病毒是美军带到武汉，禁止中国野生动物交易或食用有啥用？若病毒是美军实验室泄漏，禁止中国野生动物交易或食用有啥用？中共人大的“二二四决定”纯属弄巧反拙，存在矛盾证明了存在谎言，存在谎言证明了病毒就是从武汉病毒研究所泄漏。

有人会说：WHO专家组说实验室意外泄漏的假说极不可能是造成疫情大流行发生的路径，因此你怀疑武汉病毒研究所泄漏是错误的。人无完人，专家都只是专于某一方面的，不可能全知全能，所谓的专家可能在推理或逻辑方面是弱鸡。我不知道WHO专家有无证据支持“实验室意外泄漏的假说极不可能”这个论断。若只是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实验室意外泄漏，那只能说“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实验室意外泄漏”，但不应当说“实验室意外泄漏极不可能”，这是天差地别的两种论断，就像还未探测到引力波与引力波极不可能存在是两种论断一样。

若WHO专家作出“实验室意外泄漏极不可能”论断的证据是武汉病毒研究所管理严格，那我只能呵呵了；若证据是一年多后检查武汉病毒研究所，未发现设施有泄漏的迹象，那我只能呵呵了；若证据是武汉病毒研究所根本没有储存相关病毒，那我只能呵呵了。要记住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事件的关键词“销毁证据”。

有人会说：若找到动物宿主，是否就排除了武汉病毒研究所泄漏的可能？我只能说，这里的推理或逻辑能力有待提高。一个人吃毒蘑菇死亡，若毒蘑菇是其自己采摘的，这事是食品卫生事件；若毒蘑菇是别人采摘放入受害者锅中，这是刑事事件。毒蘑菇都是天然的，责任是不同的。

既然说到WHO调查组，那就不等不说一个重大问题，即WHO垄断调查是否适格。我认为是不适格的，由WHO垄断调查，本身就假定是公共卫生事件，但武汉事件也可能是实验室泄漏的责任事故，甚至是生物战，这些可能目前都不应排除。一些人被烧伤烧死，调查是由卫生人员主导吗？当然不是，烧伤烧死可能是被人纵火，也可能是事故。矿井的矿工砸死砸伤，调查是由卫生人员主导吗？当然不是，砸死砸伤可能是矿难，也可能是盲井。因此，武汉事件调查组的成员不应仅有医疗卫生人员，野生动物人员，还应有刑侦专家，事故专家，生物战专家等等。因此，在WHO之外成立一个调查委员会是恰当的，可以避免一开始就将调查方向导向无责任的公共卫生事件，这正中中共下怀，而且WHO本身相对于中共的独立性不够。

不过，即使组成独立调查委员会，武汉事件的后续发展可能还是“不了了之”，直到“中共倒台”，才能“真相大白”。

（二）人类察觉疫情阶段

这阶段最大的疑问是人类何时察觉到疫情，人类察觉到疫情后是坦诚相告还是极力隐瞒？

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事件中，微生物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在泄漏发生没多久就知道泄漏，但在向上级报告后被要求隐瞒，这是肇事者隐瞒。虽然肇事者隐瞒了疫情，但卫生部门在一个星期后也知道是炭疽疫情，但只是内部掌握，并未向社会公告，这是救治者隐瞒。在炭疽疫情于秋天被曝光后，苏共无法对疫情的存在进行隐瞒，但将起因说成是人们食用了在自然界感染了炭疽孢子的动物，这是原因隐瞒。

苏共在苏联行专政，中共在中国行专政。武汉病毒研究所泄漏新冠病毒后有可能花了很长时间才知道，甚至可能在疫情爆发后才意识到发生了病毒泄漏。最初泄漏的病毒可能威力不强，因此威力不强的病毒从武汉病毒研究所泄漏后扩散到世界各地却未能引发疫情，但由于武汉病毒研究所持续泄漏病毒且武汉人口众多，病毒在武汉发生进化威力变强，造成疫情率先在武汉爆发。这就可以很好地解释为什么新冠病毒于2019年11月或更早已在欧洲出现却没有爆发疫情。由于国外实行言论自由，国外科学家可以自由地开展研究并将发现自由地公布，而中共在中国行专政，为了掩盖疫情起源于中国的目的，会禁止开展相关研究或发布相关报道，以造成疫情起源于外国的假象。这就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国外媒体有关于新冠病毒2019年下半年就已在中国之外的世界多地出现的报道，而中国却缺乏新冠病毒2019年10月前或更早就已在中国出现的报道。还有一种可能是，毒力不强的新冠病毒起源于国外，武汉病毒研究所收集后进行培养，新冠病毒毒力变强并泄漏，导致疫情在武汉率先爆发。总之，要理解新冠病毒起源，一定要注意人大“二二四决定”禁止中国野生动物交易和食用，然后中共却说病毒不源于中国，病毒与野生动物交易或食用无关，这些矛盾。矛盾说明撒谎，撒谎的目的就是掩盖武汉病毒研究所泄漏新冠病毒。

在人类察觉疫情阶段，目前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发生了救治者隐瞒，即卫生部门的隐瞒。中共卫生部门一开始拒绝公开通报新冠疫情的发生，首次公开通报时说未发现明显人传人，之后再次强调未发现明显的人传人证据，拖了一段时间才说不能排除有限人传人的可能，直到形势恶化再也掩盖不了，才由钟南山于2020年1月20日说肯定能人传人，而这就是钟南山对中共重大的粉饰贡献之二。

有人会说，钟南山肯定人传人之后，中共采取行动控制疫情，钟南山应当算是对人民有功，怎么说是对中共的粉饰贡献呢？

察觉疫情只有钟南山才会吗？李文亮在2019年12月30日就已察觉到疫情并向世人吹哨。但是，吹哨人吹哨后被训诫被噤声。同时，中共大力进行所谓的辟谣以掩盖疫情，导致疫情在20天里大肆扩散。为了控制疫情，必须大规模采取控制手段，因此不得不承认存在疫情。中共为了给自己找台阶下，就让钟南山出马，造成只有钟南山才能看出疫情可以人传人的假象，将之前中共的掩盖行为说成是除了钟南山，其他人都无法看出疫情可以人传人，因此不存在隐瞒疫情的情况。所以，假象是“钟南山肯定人传人，中共采取行动控制疫情，钟南山对人民有功”，真相是“中共要采取行动控制疫情，让钟南山出面肯定人传人，钟南山对中共有重大粉饰贡献”。为了加强假象的说服力，钟南山在说出肯定人传人之前的行程就必须苦逼。中共就有如下的新闻报道：

2019年1月18日上午，钟南山在开紧急会议，会议开到一半，上级通知钟南山今天必须到武汉。下午在广东省卫健委的会议一结束，立刻出发去广州南站。火车票早已销售一空，在铁路部门大力帮助下，在餐车找到一个位置坐下，可以拿出电脑来好好看看资料，很多事情还要综合研判。晚上九点多，很疲惫，靠在椅背上睡着了，拍了相片。晚上十点多，终于到达武汉，会议结束已是深夜。1月19日，早上九点多已在武汉会议中心汇聚，听取通报后与其他专家一起前往金银潭医院和疾控中心，简要了解有关情况。接着就是继续开会讨论研究，直到下午五点，会议结束后又马上乘飞机飞往北京。晚上九点多，抵达北京，在国家卫健委开会到凌晨一点半，回到房间休息时已是凌晨两点。1月20日，早上六点起床后，开始反复研究昨晚国家卫健委对当前疫情的研判和各位专家建议。七点半，和几位专家前往国务院汇报工作，一直到中午十二点左右才结束汇报回到酒店。但中午一点半要参加疫情防控专家讨论会，中午没时间休息了。下午五点，新闻发布会开始，和几位专家对媒体提出的问题进行了回答，一直到七点才结束。晚上九点接受《新闻1+1》的采访。结束后，确定有点累了，无奈笑道：“感觉脑袋都木了。”

从中共新闻报道来看，钟南山很苦逼，很鞠躬尽瘁，就差死而后已了。但需要这么累吗？李文亮得出人传人的判断之前有没有开这么多会，向这里汇报向那里汇报？都没有。新冠肺炎可以人传人的判断，眼科医生李文亮就可以作出，不必从千里迢迢的广州找个院士来作判断，当地正常的医生是可以作出判断的。短期内收治大批肺炎病人，除了传染病还能是什么呢？肯定可以人传人。有限人传人是什么鬼？是要通过血液传播还是性传播？肺是用来呼吸的，一想到传染性肺炎就要想到空气传播，不要讲什么有限人传人。

（三）总结

以上分析，确认了钟南山在新冠疫情期间最大的贡献是粉饰。中共钦定钟南山的贡献为“新冠肺炎发生后，他敢医敢言，提出存在人传人现象，强调严格防控，领导撰写新冠肺炎诊疗方案”。这里面的“新冠肺炎发生后，他敢医敢言，提出存在人传人现象，强调严格防控”都是李文亮最先做出的，钟南山的共和国勋章应归李文亮。至于雕像，群众希望给牺牲的李文亮立雕像，中共却给活着的钟南山立雕像。

（四）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中共统治的中国付出巨大代价后，控制住了中国的疫情。有人因此认为中共避免了切尔诺贝利式的灾难。这种比较是不恰当的，中共控制住新冠疫情应与苏共控制住斯德尔维诺夫斯克炭疽疫情相比较。从这种比较可以看出，虽然中共和苏共一样控制住了疫情，但是中共制造的灾难和付出的代价比苏共的巨大。相同的禽兽有相同的行为模式，只是时间不同。在1979年，正是苏联咄咄逼人而美国举步维艰的时代，今天正是中共统治的中国咄咄逼人而美国举步维艰的时代。苏联有阿富汗战争，未来中共统治下的中国也会有阿富汗战争。苏联有切尔诺贝利灾难，随着中共的核电大跃进，未来中共统治下的中国也会有自己的切尔诺贝利灾难。虽然中国人民将承受众多的灾难，但是，苏共有倒台的那天，中共也逃不脱倒台的那天。因为，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