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田（美国南卡罗莱纳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席教授）：美中经济及安全委员会（USCC）最近发表了一份题为《领导主要国际组织的中国国民》的报告。据USCC的国会事物主管Jameson Cunningham的说法，这个研究报告的目的，是要集中揭示在主要的国际组织，如联合国（UN）和世界卫生组织（WTO）等国际机构中，是哪些中国籍的国民在担任领导性的角色，及随之而来的影响。当然，他们没有表示说，这些人不称职或者不够忠诚，或者他们是否是中共的代理人。
而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WTO）恩戈齐‧奥孔乔-伊维拉五月初刚刚宣布，任命中国商务部副部长张向晨等四人为世贸组织新任副总干事（副秘书长）。张向晨在国际贸易领域工作超过30年，曾于2017年至2020年担任中国常驻世贸组织代表，对世贸组织、国际贸易谈判等相关问题有长期的研究。
USCC的这个研究报告，基本上可以说，是一种美国政府的审查。当然，它跟中共臭名昭著的、迫害异议人士和反对派的“政审”（组织审查）不同，它是要看看这些中国籍的人士，是否能够独立、公正的效忠于联合国组织，是否能真正的为联合国乃至世界人民工作，而不是为中共的统治集团工作。基本上说，它是把这些中共官员放在烧烤架上煎熬，看看他们究竟敢这么做；只要他们胆敢为中共站台，夹带私货，就会被暴露无遗，就会天下扬名。
对中国大陆的政治和社会有一点点浮皮潦草的认识的人都知道，每一个来自中国的、在国际组织中任职的人，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随便从具备资格和能力的中国普通公民中选拔出来的、考试出来的、或自己脱颖而出的。其中的许多人，直接就是从中共高官的任上，转身就成了联合国的官员。这些人面临的困境是，如果真的按联合国的规则办事，对联合国效忠，他们注定会涉及中共的权益和图谋。所以，对于这些中共的外交官或者代理人来说，这些任命和就职对他们本人来说也是双刃剑：他们有机会接触到国际组织，为国际社会效力；但他们也可能因为对中共的效忠，而成为双面效忠，一旦在职责问题上越轨，也会后患无穷，对他们自己、对联合国，都会构成损失。
USCC的这个清单，包括了在如下这些国际组织和机构在担任负责角色的中国籍人士：各种国际组织、联合国主要机构、联合国各项基金和项目、联合国专门机构、其它联合国相关组织、国际贸易和金融机构、其它各种各样的国际组织，等等。仔细观察这个名单，人们会猛然发现，中共官员所出任、领导的国际组织，简直五花八门、无所不包。从国际电讯（ITU）、国际航空（ICAO）、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国际粮农组织（FAO）、亚投行（AIIB）、联合国秘书处、联合国开发署（UNDP）、联合国环境项目（UNEP ）、联合国人居计划、国际海事组织（IMO）、世界旅游组织（UNWTO）、世卫组织（WHO）、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等等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WTO）、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国际刑警组织（INTERPOL）、国际奥委会（IOC）等，无所不及。
担任这些组织和机构的中国籍人士，许多是专业人士、技术官僚，更多是从中共政府的相关部委出身的，几乎所有的人士都具有国际的视野、欧美的研究生教育、和国际组织运作的历练。但这些人的公开履历中刻意回避的，则是他们是否为中共党员，他们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以及他们所属的共产党在海内外的分支机构。自然而然的，美国政府和国际各界最关注的，也正是这一点，他们要看中共会怎样对这些中国籍人士施加影响，看这些人他们是否能够作为专业人士去独立作业，效忠联合国或各自的组织，还是“心系祖国”、“红心向党”、“胸怀祖国、放眼世界”！
联合国于1945年10月24日在加州旧金山诞生，目前已经有193个成员国加上两个观察员。联合国宪章规定，联合国组织的雇员，必须完全彻底的独立，联合国宪章第15章、第100条，关于联合国秘书处的，非常明确的规定:“ 一、联合国秘书长及办事人员于执行职务时，不得请求或接受本组织以外任何政府或其他当局之训示，并应避免足以妨碍其国际官员地位之行动。秘书长及办事人员专对本组织负责。二、联合国各会员国承诺尊重秘书长及办事人员责任之专属国际性，决不设法影响其责任之履行。”显然，这对中国籍人士会有困难，对中共政府也很困难。
美国豪林斯学院（Hollins College）的费德（Edwin Fedder）教授早在1962年在《西方政治学季刊》的一篇文章中就论述到，联合国及其它国际组织的雇用人员中，美国政府的“忠诚项目”（loyalty program）的作用和影响力，是一个没有彻底研究清楚的问题。他所指的，是1952年的一项调查。1952年12月，美国联邦参议院在一项关于国内安全的听证会中，调查了被联合国雇用的几位美国公民，其所参与的颠覆美国的行动。大陪审团的裁决说，令人震惊数量的、不忠于美国的美国公民，参与渗透了联合国的组织！
企业管理中，公司和企业的领导层，都特别的关注员工的忠诚度问题。实际上，数十位留美学人，从美国大学的教授到大公司的研究人员，受中共的蛊惑、诱惑、收买而参与中共的“千人计划”等，并纷纷被美国当局逮捕的事例，也有忠诚度——这一涉及个人道德和法律规范的问题。研究表明，在某一公司工作年数很长的雇员，也并不表明其忠诚度就高，也不表明其就一定会接受公司的企业文化、支持公司的成长目标。真正有道德、有良心的雇员，有许多特征。比如，他们会很有毅力，能够奉献，并有领导性；他们会以工作而自豪并对公司抱有敬意；他们有很强的直觉并愿意学习，不被诱惑等等。
美国政府的档案局，在联邦调查局（FBI）记录分类的第138类记录档案中，特别的列出在联合国及相关组织中工作的美国公民雇员，他们对美国的忠诚度的问题。1949年，当时的联合国第一任秘书长、挪威籍的列格‧列夫（Trygve Lie），就排除了俄罗斯、加拿大、和联合国雇员组织的反对，要求调查联合国雇员是否忠诚，是否被共产主义所渗透。后来，到了1975年代，联邦调查局发现，大部分的颠覆行为不是美国公民干的，更多的是俄罗斯/苏联公民干的。相信到了今天，大部分的反美、亲共行为的操作者，大部分的也不是俄罗斯公民干的，而是中共派出的人干的。
联合国道德操守办公室（UN Ethics Office）也明确的指出，在《联合国人员道德守则》中，联合国的雇员必须保持独立、忠诚、公正、正直、负责和尊重人权。联合国本身早在1950年代就设立过专门的九人机构，这个委员会专门调查其雇员的忠诚度问题，并要求那些不能把联合国的利益放在其本国利益之上的人，辞去在联合国的工作！
国际社会当然不是反对华人、华裔参与国际组织的领导地位，来自台湾、香港的华人就非常受到尊崇。国际社会不能接受的，是中共的代表，因为这些人难以真正履行其职责，而可能会充当中共的代理、中共的耳目、中共的喉舌、甚至中共的打手或尖兵，去执行中共的意志，完成中共的使命。而这一切令人担忧的可能性，是由于这些人的中国共产党党员的身份、以及他们没有个人的意志、必须效忠中共、否则性命堪忧的现实所决定的。
美国对国际组织中的中国国民的审视从严，其实非常之好。这可能会产生多重效果：其一，真正独立和专业的人士，可以贡献所学，为人类服务，慢慢形成独立的人格，成为世界公民；而那些中共的耳目和爪牙，则不敢过分行事，起不到达成中共的目的之作用；其二，中共外派人员会慢慢的学习和习惯于国际准则，变得不得不养成遵从的习惯，而他们也会满满的变得硬气起来，可能不再愿意听从中共的使唤，或者会有更多的潜逃、叛变、和投诚。其三，中共一旦发现放出去的外放干部可能失控，可能就不敢再多派，也不敢私藏私货，使得有才干的华裔人士可以自由的发挥其服务联合国的作用。
因此，中南海的四处撒网、遍布耳目，在华盛顿审视从严的情况下，在全世界众目睽睽之下，可能瞎忙一气、白费心思，徒增让世界看中共表演的笑柄。联合国的道德操守办公室，就是独立于联合国其它所有部门的机构，他们为了确保工作人员的最高诚信标准，通过咨询、防止报复、财务披露、道德操守和标准的连贯性，也为不愿意服务于专制政权的世界公民，提供了一层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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