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越南、菲律宾等国，女性外嫁国外“蔚然成风”，“出口新娘”已成产业集群。
这使人们回忆起30年前的东亚女性外嫁风潮，而这外嫁风潮的中心，不是韩国、不是日本，而是中国。
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北京、上海、广东、福建等地，不可遏制地兴起跨国婚姻浪潮。
由于这类婚姻，90%以上为中国女性外嫁，当时任将之斥为“宾馆夫妻”、“跳板婚姻”、“以青春换金钱”、“崇洋媚外、爱慕虚荣”。
这些批评不是空穴来风，根据学者调研，当时中国的涉外婚姻呈现出3大特征：
其一，“嫁出”和“娶入”的畸形，即各地的涉外婚姻均以内地女性的外嫁婚为主，而且比例几乎都在90%以上;
其二，年龄匹配的严重不平衡，即夫妇年龄差距大，外籍丈夫比内地妻子大一二十岁的情况相当普遍;
其三，婚次状态的失衡，相对于国内婚配，涉外婚姻的人群中以再婚者居多，外籍的一方尤甚。
说白了，中国女人外嫁高龄老外，而且老外还多是二婚、三婚。
有网友将之形容为“国耻”，虽说言辞过于激烈了些，但老实说，这类“跨国爱情”，确实有伤民族感情。
然而，30年过去了，中国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物质生活获得极大改善，为啥如今的中国涉外婚姻中、仍是女性外嫁为主，在2011年的北京地区，仍在80%以上？
其一、“出口新娘”的涉外婚姻
涉外婚姻即中国公民与外国公民之间的婚姻，又称跨国婚姻。
中国的涉外婚姻主要是两类，一类是边境跨国婚。比如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与韩国的通婚;处于中缅、中越边境的广西和云南地区的少数民族，与越南、老挝和缅甸的通婚。
另一类是涉外城市婚，集中在广东、福建和上海等最早实行对外开放的地区。这些地区国际化程度高，而女性外嫁也多嫁到日韩、欧美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无论是“邻国通婚”，还是“同源民族通婚”，再抑或是国际化城市的跨国婚姻，所有发生于中国的涉外婚姻，无一例外地呈现出一个特征：以外嫁婚为绝对主体。
广州市1980年代初的外嫁婚占到涉外婚姻的95%以上，福建省1980年代中期至1990年代中期的外嫁婚比重一直保持在90%以上，上海市1996～2002年的涉外婚姻中，外嫁婚的比重仍高达88.9%，北京2005-2011年的涉外婚姻中，外嫁比重仍有80.2%。
“出口新娘”是中国涉外婚姻扯不去的标签。
其二、意识中的经济落差
尽管中国经济腾飞了，但经济因素，仍是中国女性外嫁海外的基本考量。但需要指出，这种经济考量，是意识层面的经济落差，而非实际意义上的购买力落差。
说白了，这种中国比不上西方的经济差距，是外嫁女性主观臆断的。
试想一下，如果没有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西方“发达印象”的祛魅，大概仍不会发生。换言之，在外嫁女性想象中，西方，仍远远比中国发达。
外嫁女性只看着美元计量的GDP，却不考虑美国的物价、不计算实际的购买力，看起来人均20万人民币的GDP比中国高，但一斤鸡肉200块的物价，击碎了优渥生活的想象。
外嫁女性只看着西方纸面上的福利待遇，却不考虑社会中普遍存在的种族歧视，以及福利使用门槛和漫长的排队时间。
经济差距在缩小，但意识中的自我矮化，却难以矫正。
其三，观念中的物化婚姻
从婚姻梯度和交换理论的视角来看，作为理性人的择偶双方又希望通过“交换”有形或无形的资源而实现“互惠”，男方的资源通常体现在社会经济特征方面，比如学历、职业和收入等，而女性的优势往往在于年龄、相貌和气质。
涉外婚姻中，“以青春兑换婚姻”、“牺牲一人幸福，改善家庭经济”的“交易式”的外嫁婚，源自于观念中的交易式、物化的婚姻。
由于地区发展差异，在边远地区，仍存在着交易式的涉外婚姻。
在延边地区，相当多的朝鲜族女性以自己的“青春”换取韩国男性的“优越居住资源”。在桂林等西南地区，国外游客络绎不绝，也有不少年轻女性接着旅游业便宜，嫁到欧洲、北美和亚太地区。
功利色彩和交易意味，撮合了涉外婚姻的双方，但也造成了匹配失衡的畸形婚姻。毕竟，外籍男性在身份上的优势地位加重了婚配的交换砝码，客观上拉大了双方在年龄、文化等差距，外嫁婚姻闪离现象也由此屡屡发生。
婚姻的本质是基于亲密关系的社会契约关系，不是买卖、不是交易、更不是移民外国的跳板。
当一个人对婚姻的基本概念迷失，那么婚姻的幸福，大抵是不会到来的。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涉外婚姻中，女性外嫁仍是主流，但中国的涉外婚姻规模呈现出越来越小的趋势、女性外嫁的比例也越来越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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