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时间8月5日，上海电气发布公告称，公司执行董事兼总裁黄瓯当日不幸离世。有网传消息称黄瓯是跳楼自杀。（微博@九龙塘右眼财迷）
亲中共媒体《多维》报道：8月6日，重庆大学发布通报该校一名女性副教授于8月1日午后在校外坠楼身亡，排除刑事案件，料坠楼系该教师自主选择。如果仅仅出于私人生活原因，本文则不便讨论这一案例，本文要讨论的是另一种情形。
就在不久前的8月5日，上海国资委旗下上海电气也曾发生一起高管坠楼事件：在这家国资企业的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法定代表人郑建华接受上海纪委调查后，该公司总裁黄瓯突然在5日晚被证实坠楼身亡，一度引发市场的恐慌。
事实上，资料显示，坠楼，作为当事人选择自我结束生命的最简洁方式，在中国国内的发生变得越来越普遍。
首先，尽管诸如重庆大学副教授坠楼身亡的事件不在少数，但是中共体制内的坠楼事件显然更为外人注意，从表面看数量也更多。
而如果考虑到中共的宣传策略，通常对非正常死亡官员的死亡原因总是采取讳莫如深的态度，那么这种被隐瞒的情况可能更多。
2019年10月底，正在北京参加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的时任重庆市委专职副书记任学锋突然“病故”，当时北京讣告即“据重庆市任学锋同志治丧工作小组消息，中共重庆市委副书记任学锋同志近日因病医治无效，不幸离世，享年54岁”，而消息称实际情形是其跳楼自杀，送院抢救无效死亡。
当然，官方也并不总是对类似情况采取遮遮掩掩的态度，2018年10月20日晚时任澳门中联办主任郑晓松离奇坠楼身亡，随后中国国新办曾公开披露其死亡乃是因为抑郁症跳楼致死。
其次，如果说中共十八大后的坠楼身亡事件高发是源于中共高强度反腐的话，那么尽管这场反腐运动仍然在持续，但坠楼事件多发的原因已经不再局限于高强度的反腐压力。
比如，此次上海电气总裁黄瓯之死，目前很难判断与反贪腐问题有关，而且其妻子还高调接受媒体采访要求官方给出一个解释，“你说他（犯了）什么罪，我认，但要把证据拿出来，彻查。如果他犯错了、犯罪了，给国家、社会、股民带来任何损失，我认。我把房子卖了，把我所有理财产品、金融产品卖了。”
目前来看，黄瓯之死与上海电气违规经营，其子公司83亿元人民币债务逾期有莫大关系。
再比如6月9日在家中跳楼自尽的甘肃省白银市政协副主席、景泰县委书记李作璧，其死亡显然属于畏罪自杀，自知在黄河石林百公里越野赛事故中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所以在调查报告出炉前结束生命。
而李作璧后，6月17日哈尔滨工程大学副校长，核动力专家张志俭的坠楼则更被认为与反腐无关，而可能与管理层之间的分歧和个人仕途变化有关。
总之，中共体制内坠楼身亡的原因多种多样，反腐固然占主要原因，但是长期的工作压力大导致心理问题，中共越来越严密的问责机制以及其他私人原因，越来越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
最后，有一个未解之谜难以回答，坠楼作为一种结束自我生命的方式，为什么被越来越多人选择？要知道，结束生命的方式很多种，比如自缢——这在维基百科中出现的次数仅次于坠楼，尤其是在十八大后初期相当“普遍”，此外溺亡、服药、卧轨等形式也比较常见，但为什么坠楼事件越来越普遍？
这仅仅是因为相对简便？还是具有某种心理学上的示范效应传染？上海电气总裁黄瓯被曝坠楼之前，他也曾尝试过割腕，但是随后送院治疗，愈后还去上了两天班，直到最后选择以坠楼形式结束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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