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分北京青年正选择成为“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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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末人”最早是尼采发明的一个词语，意指虚无主义者，尼采认为末人能够自我毁灭，却无法建立并拥有自我实现的精神，尼采认为末人失去了做梦的能力，拥有诸如趋炎附势等一切奴隶的品性。

　　我文章的末人当然不是指尼采的含义，我说的情形是另一种末人，即丧失了奋斗和组建家庭的动力，在躺平中走向人生的终结，同时他们中的很多人不愿拥有后代，父母的财富在他们这代中耗尽，”末人“即是形容这种状态。

　　目前的部分北京青年，正在成为这样的末人，他们坐在父母的金山银山上坐吃山空，他们不仅丧失了奋斗的欲望，甚至不愿承担组建家庭、生育子女的责任，他们钻进亚文化的小圈子里，一天天的虚度光阴，在父母的财富和娇惯下，即使他们拥有很高的天赋和基础，但依然选择成为“末人“。

1　北京人的成分划分

　　北京人（泛指那些有北京户口的人）的成分很复杂，俗话有东富西贵的说法，这句俗语含有相当的真实性，北京人的成分，大体来说有以下几类：

　　1.南城人，居住在北京丰台部分区域的，讲话带儿化音的较为贫困的人口。

　　2.内城人，东西城的，带有显著文化符号的老北京人，爱喝豆汁，讲话带有北京味的就是他们，他们的财产状况不一，主要看改革开放前拥有房产的数量和质量。

　　3.北京农民：一些北京农民通过拆迁获得了大量拆迁款，因此成为土豪，但也有一些没有碰到拆迁红利的仍然处于贫困。

　　4.红贵，居住在大院中的权贵子女，他们地位很高，握有很大的财富，也是都市传说的来源。

　　5.海淀区的军公教群体，改开后全国大量的精英通过考试进入北京的体制内，成为北京的新中产阶级，他们支撑着中央和北京政府的运行。他们也是最热衷学区房的群体。

　　6.朝阳区的商人、明星群体，改开后全国很多商人来北京做生意，他们很多是老板和高管，他们凭借努力成为新贵一代，朝阳区因为他们成为北京消费最高端的区域。

　　除了以上几类，还有一些刚获得北京户口的大学生，这些很多和北漂的生存状况别无二致，还处在挣扎的边缘，因此不在我们的讨论范围之内。

　　整体上讲，北京青年的生活环境是优越的，无论是通过拆迁，还是父母奋斗，他们往往诞生在富足的家庭，即使不工作，也可以通过啃老过上不错的生活，同时由于生活风气的开放，很多北京家长又非常的宽容，这让他们可以接受孩子同性恋、丁克、啃老，而不会强行的纠正他们。

　　良好的家庭环境加上父母无底线的将就，让他们具备了成为末人的条件，在过去，选择成为末人意味着接受贫困，过着毫无尊严的生活，但今天，他们可以选择干干净净的做末人，即使他们丧失了所有奋斗的欲望，对主流社会极尽叛逆，也可以优雅的梳妆打扮，穿上漂亮的衣服，在胡同中的酒馆中一边听着摇滚一边小酌一杯。

　　但不管外表如何光鲜，这都是一条走向自毁的躺平之路。

2　独生子女与父权的慈爱化

　　独生子女对于社会的影响愈发明显，独生子女政策可能永远改变中国的未来，大规模的独生子女家庭让中国社会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并让很多事物在这一时代走向完全相反的方向。

　　就北京来说，大规模的独生子女政策让父权慈爱化，让一代人空前的依赖父母，子女与父母相濡以沫，感情良好既是好事，也是坏事，人类历史上，进步的动因往往源于对父权的反抗，子女勇敢的挑战上一代人从而获得自由的权利，进步就是不断打破”父亲“设定的条条框框。但是这种进步在当代几乎完全消失了。

　　在历史上，父权并不是慈爱的，它是兼具慈爱与严厉，在多子女而且贫困的年代，孩子是负担而不是恩赐，在20世纪20-70年代，父母最头疼的就是如何喂饱自己的子女，那时，即使子女离家出走，父母也不会在意，他只会想着家里终于少了一张要喂饱的嘴。

　　在多子女年代，父母总会偏爱某个子女，而那些不被宠爱的，只能自己出去闯荡生活。

　　20-40年代，正是这些被迫反抗父权的子女缔造了大革命，并且改变了中国，他们的反叛促进了国家的进步，到1980-2000年代，无数在农村感到痛苦的青年背井离乡，开创了中国奇迹。

　　在过去，即使生活富足父权也很难慈爱化，对于父母来说，多子女形成了一种竞争关系，自己总有更多的选择，那些最听话的子女总会得到父母更多的关爱，而那些叛逆的，最终只能离开家庭自己创造生活。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在广大没有严格执行计划生育的小镇，家庭会偏爱儿子胜于女儿，那些女儿只能依靠学习到城市打拼，这些人是当今女性中产的中坚力量，那些听父母话的儿女最终不成器，而反抗的则闯出一片天地，这些不断反抗父权的儿女让中国不断进步。

　　但是在很好执行独生子女的地区，父母的谈判权被压缩到了最低，只有一个子女意味着他们只能无底线的娇惯子女，而独生子女本身也会感受到自己在博弈中的优势，不断提出过分的要求，最终妥协的往往是父母。

　　对于那些贫困的家庭，他们或许还会因无法满足而被迫压制子女，但对于家财万贯的家庭，这种溺爱更来的方便，在北京，存在大量从不寄希望于子女出人头地的家庭。在北京的事业单位，那些最清闲的工作会被留给有关系的本地人，他们经常开着豪车来上班，挣得几千块工资完全不够自己的消费，他们完全依靠父母供养。

　　北京的很多父母非常乐于供养自己的孩子，他们并不要求子女独立生存，他们只希望子女有一个稳定工作，不是为了让他养活自己，而是希望他有正事干这样就不会惹事，他们清楚的知晓，自己留下的资产即使啃老也足以让子女过完一生。

　　我见过的最宽容的父母，不在意是否啃老，甚至不在意孩子是否结婚生子，只要呆在身边就好，而我还不止碰到过一对父母，对孩子是同性恋这一事实表示了接受，北京父母的开明宽容令人极为惊讶，似乎只要孩子不犯罪，他们都愿意养他们一生。

　　就这样，良好的物质条件、传统中国家庭对孩子的责任，再结合独生子女政策，缔造了最宽容的父母，让本来带有严厉性和压迫性的父权慈爱化，这是好事，但也是坏事。

3　”末人“的生活方式

　　在这样的环境长大，自然让很多北京青年的性格变得虚无和软弱。

　　作为北京青年，我深知他们能力并不弱，一些仍然具有父辈精神的北京人可以轻松击败大部分外省的同龄人，他们的见识、眼界、开明的性格总是让小镇做题家感到压力，优质教育带来的眼界和父辈能给予的资源，让他们和美国的富二代一样强大，但是这样的人数量并不多，大部分北京青年放弃了利用这些资源的机会，而选择缩进自己的小圈子，过上末人的生活。

　　低欲望和佛系是他们的特征，他们不是缺乏能力，而是缺乏欲望和动机。

如果只看能力，很多北京青年的实力是强大的

　　真正让他们改变的恰恰是过于舒适的环境，原生家庭给他们提供了比北欧福利国家还要舒适的环境，他们的生活不仅远超过美国青年，甚至超过瑞典、挪威青年，在美国由于长期盛行的独立文化，父母一般不负担子女的学业贷款，因此他们很早就背上了债务，即使是富人家庭，也希望孩子在18岁以上实现经济独立，去做兼职工作，这导致美国青年不得不从男孩变为男人，女孩变为女人。

　　在美国，大量的中产出身的年轻人需要结成partner过日子，需要合租房屋，每天几乎都耗在兼职工作中，但是北京的孩子们却可以一连考研考公好几年，考不上还可以用父母的钱去玩摇滚、电竞、爬宠等亚文化，拿家庭的财富去实现自己的爱好。

　　很多北京青年不仅喜欢亚文化，还会自称丁克和同性恋，我最近的访谈让我惊讶于北京青年中如此多的人热衷于同性恋、不婚主义和丁克，符合主流价值观的可能仅为40%左右，但我不认为这些人天生就如此叛逆，或者大量接受了西方后现代的观念，而是维持一段长时间的感情或者结婚生子对他们没有任何好处。

长时间恋爱和结婚生子意味着要搬出家独立生活，而两个互不将就的独生子女一起生活绝不比和父母住在一起快乐，他们完全可以选择住在父母家，然后和不同的女孩（男孩）约会，这样既享受了快乐又可以不承担任何责任，也有很多北京青年会组建家庭，但他们对此的热衷比例远低于那些更穷地区的人。

北京的同性恋酒吧

　　几个数据可以显示，2012年，北京的初婚年龄平均就已经达到27岁，考虑到2015年上海初婚年龄已经超过了30岁，北京2021年这一数字可能已经达到32岁，同时2020年北京的总和生育率仅为0.706，不要说远低于正常更替水平，甚至远低于日韩。

　　显然如果没有外来人口的输入，单靠拥有北京户口的人，这座城市很快会走向衰亡。很多北京青年也明白这一点，不过他们已经不准备生育后代，他们只想及时行乐，自己这一代将父母的财富吃光，临死前将房产卖给新进北京的人，这就是他们的归宿。

　　作为一个并不接受这种生活方式，而且成功摆脱依赖，经济独立的北京青年，我对此嗤之以鼻，没错，过上符合主流认知的生活确实要付出很多代价，也许还有很多痛苦，但安逸的末人生活真的快乐吗？在北欧福利国家，自杀率居高不下，因为很多人确实不明白在一个一切皆有的国家，自己还有什么奋斗的必要。

　　无论未来是何景象，无论家境是何状态，这都不是躺平的理由，我相信前方会有更精彩的生活等着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