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照：人们走过北京街头宣传习近平政权的标语。（2017年10月12日）
中国日前公布一项鼓励民众举报危害国家安全行为的奖励办法，悬赏奖金从一万元人民币到十万元以上不等。分析人士表示，中国在维稳经费大于军费的情况下，还要推出这样的措施，显示习近平在各种内外交迫的压力下，对于政权有非常强烈的危机感，才会用中共“发动群众斗群众”的老路，来加强监控，稳住政权。
中国国家安全部最近公布了《公民举报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奖励办法》，鼓励民众举报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该办法说，根据民众提供的线索查证结果、违法行为危害程度，以及举报发挥作用的情况等综合评估结果来确定奖励等级，给予精神奖励或物质奖励。精神奖励将颁发证书，物质奖励将发放四种不同等级的奖金，从一万元人民币以下，到十万元以上不等。该办法自6月6日起实施。
中国法治日报报道，该办法是中国国家安全机关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与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的具体体现，以完善反间谍法律制度体系。报道称，下一步，各级国家安全机关要认真贯彻落实该法，并引导和激励群众举报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共同筑牢维护国家安全的坚实屏障，以实际行动迎接共产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事实上，中国国安部在去年四月就公布了《反间谍安全防范工作规定》，鼓励全民举报间谍，并早在2017年4月就已公布了《公民举报间谍行为线索奖励办法》。中国媒体新京报在2018年4月的报道中称，这一奖励办法发布一年里接到举报近5000次，“成效显著”。
具中国特色的打压手段
分析人士表示，中共动员群众相互监控以达到政治目的，是中共的传统，在共产党文化里面，告密、举报是应尽的义务，这跟一般人所思考的告密可告可不告，或是心血来潮才告，完全不一样。告密、举报不但是应尽的义务，甚至“株连不告密者”。例如，毛泽东在延安整肃反共组织“AB团”时，造成中共内部相互指控；又如国共内战时期华北地区的最高指挥官傅作义向北京投降，就是被女儿出卖；文革时期就更不用说了，儿女斗父母，学生斗老师等，比比皆是。
分析人士说，中共举报文化自文革时期至今已逾半世纪，可以说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打压手段，所以发布这项新办法，其实不足为奇，只不过是再加强“升级”而已。
台湾第一位遭香港媒体点名违反港版《国安法》的台湾中央研究院副研究员吴叡人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曾有媒体报道，中共多年来花在维稳的费用比中国公开的军费还多，也就是说，中共用来对付自己国民的经费，比对付外来敌人的经费还多。中共运用各种国家有形与无形的力量，由上而下对社会进行渗透、分化、监控至每一个角落，把社会里各种不同部门的自发组织或团体通通摧毁，再加上新科技的辅助，中共对人民的监控可以说是做到了极致。
共产党信心削弱
台湾中央研究院副研究员吴叡人
他说，习近平原本以为已经很稳固的社会控制，在内外交迫的新局势下，让他对权力感到不安，但他该做的都已经做了，所以只好再用文革时期群众动员的老招，来进一步强化控制，以顺利在二十大连任。
他说：“在这种情况，有一个地方是可以稍微再加强，就是运用共产党传统的做法，动员群众由下而上进行自我监控。我认为，显然现在习近平政权的危机感非常重，很明显是针对内外局势不稳，然后要加强监控。”
他说，这些不稳的局势包括美中新冷战开始，全球供应链重组，外资资本外移，中国经济下滑，再加上最近上海封城清零搞得天怒人怨，种种因素以致中国青年失业率非常严重，逼近20%，而失业率高往往是政治动乱的前兆。
台湾东海大学政治系副教授郭应哲
台湾东海大学政治系副教授郭应哲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也说，中共对人民的控制无所不在，习近平上任后新设各种领导小组，他自己就是监督网络安全和资讯的“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组长。前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蔡霞也说过，中共现在是“恐惧+意识形态+数位技术控制系统”的新极权3.0版。在这么多的控制下，中共这次还要再制定一个奖励举报所谓危害国家安全的办法，凸显中共对于政权越来越没自信。
美中交恶
不过，中国旅美独立学者邓聿文有不同看法。他表示，一般来讲，维稳是针对中国国内，但这项办法是针对国外来的，而且是针对国家安全的目的。也就是说，如果有中国民众知道国内有公民在为外国刺探情报，或有外国的经贸机构人员来中国开展情报活动等现象，就有义务和责任向国家安全机关举报。
他认为，这项办法出台的背景是因为目前全球、特别是西方国家对中国不太友好，尤其在美中对抗的背景下，中共认为西方，特别是美国对中国的情报刺探很多，事实上也确实很多，以致单纯由公安机关来防范也防范不了，所以要发动群众一起来防范。如果群众也加入反间谍的行列，全国的警惕性提高了，西方要刺探中国情报就会变得很困难。
中国旅美独立学者邓聿文
邓聿文说，这项办法是局限在国家安全特定领域，并不是鼓励民众举报公民个人思想，所以即使有人举报公民思想不正确，公安机关也不会受理。该办法的举报范围也有特别规定，如果有人乱举报，举报人和安全机关的人员都要受罚，这是对防止乱举报的一种保障。
中国《公民举报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奖励办法》第21条指出， 举报人若有借举报之名故意捏造事实诬告、陷害他人的、弄虚作假骗取奖金的、恶意举报或者以举报为名制造事端，干扰国家安全机关工作的，以及泄露举报中知悉的国家秘密或者工作秘密，造成不良后果或者影响等四种情形之一，将依法予以处理；构成犯罪的，也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产生的后果
分析人士认为，这项办法实施后，应该会激励更多人积极举报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
邓聿文说：“因为它最高奖励10万（以上），所以有些民众可能会有这种积极性，观察有没有可疑的一些现象、可疑的人物，这个东西会有一些效果的。”
有分析说，中国的举报制度使得人与人之间产生不信任，人民无法团结的结果，反而有助于当局的统治更加巩固。
现居加拿大，曾因批评中国政府而被抓捕关押的中国异见人士理未平，因为安全因素不愿透露真实姓名，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并不是说只是这个危害国家安全奖励办法出台会导致任何信任危机，只能说这个办法的出台（是）会增加信任危机因素之一，但它既不是目前人与人之间信任危机的根源，也不是唯一原因，也肯定不是最后的手段。”
他认为，虽然中共透过钳制信息交流与鼓励民众互相举报，确实会增加统治的牢固度，但只要还有网络、自媒体以及其他渠道或者信息的存在，中共的维稳就还是有缝隙、不一定牢固，比如二战后，东德也是鼓励举报，但在柏林墙倒塌的那一刻，东德人民还是一下子都涌向西德。
郭应哲表示，这项新规对中共政权不一定有利，因为越是高压统治，风险其实也越高，但对中国人民“真的是满难过的”，因为人与人之间互不信任的结果，可能导致人性基本元素都沦丧。
他说：“华夏文明的一切的立基点就在于人性，一个拥有5000年伟大文明的民族，怎么会落到今天这个地步呢？不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吗？怎么还要对自己的人民这样子防范呢？那你今天把人整个抹灭了，这个文明还在吗？这将会带来后患无穷，这个伟大文明、伟大民族整个可能是前途茫茫、堪虑啊！”
邓聿文则认为，如果说这项办法实施就会让人民之间变得不信任，有点太过勉强了，因为这跟举报公民思想的类型不同， 它还是局限在所谓的国家安全领域。一般来说，公民要违反国家安全并不多见，因为不大可能人人都有机会去当外国的间谍或者为外国做事，就算有机会，也不见得每个人会去做，所以能举报的范围是比较窄的。
溯自法家
郭应哲还表示，拥有悠久历史的中国文明独特而优美，绝不可能接受人性沦丧，所以学界普遍认为，中共不等于中国。举报、告密文化其实可以上溯自中国历史上的法家，从商鞅、韩非子到申不害，可以说是告奸与连坐的始祖，可是中国历代的学术界与文化界很少有人正面肯定法家，即便自己是法家也要遮遮掩掩，也要“阳儒阴法”，表面上装作是儒家。
他说，换言之，法家这一套告奸和株连九族的做法，一直没能在中国古老文明里获得正当性，原因是因为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智慧，知道法家这一套不能“玩得太到底”（彻底实施），否则就会丧失人性。郭应哲说，如果人性丧失，就会失去自信。一旦失去了自信，那么中华文明还有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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