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出狼窝又入虎穴 女媒体人被上海隔离70天

离开香港时，塞雷尼迪‧王（Serenitie Wang）为的是找一个避风港，以躲过正在那里肆虐的新冠病毒疫情。

登上飞机时，这位CNN驻香港的视频节目制作人自认为逃回上海是聪明之举。首先，上海是她的故乡，那里有她的父母，亲情的诱惑难以抗拒。其次，Omicron肆虐香港之际，上海的病例仍然是个位数，而且中共采取了铁腕手段对这场大流行清零，她似乎有理由认为这种事态能够保持下去。

没想到，在上海一落地，情况马上就变了，刚刚躲过“全球最糟糕疫情”的她随即陷入“世界最严格封控”，她即将开始70天的强制隔离。这真是刚出狼窝又入虎穴。

示意图：2021年8月13日，在上海浦东机场，身着防护服以预防COVID-19（中共病毒、冠状病毒）的工作人员帮助到港的国际乘客准备登上巴士前往隔离酒店。(Greg Baker/AFP via Getty Images)

她更没想到的是，在抵达后接受政府规定的三周检疫后，她和父母所在的住宅区将被连续封控49天，也没想到她和妈妈会染疫，而且她将被关进政府臭名昭著的“方舱”接受进一步隔离。

铁腕手段不敌新冠病毒传播

在抵达后的三周隔离期间，她目睹感染病例爆炸性增长，这让她感到恐慌。当终于获许出来后，她有了一天短暂的自由，接着又被迫回到据说只持续四天的封控状态。她并未对此感觉不安。但事实很快证明，她再次错了。

此时，病毒已经在她和父母所在的住宅区现身，这栋21层楼里的300名居民即将进入封锁，且近两个月之久。

COVID似乎可以穿过地板和墙壁，即使是再强有力的措施也挡不住它，这一点令人震惊和恐惧。每当楼里有一个人的检测结果呈阳性，封锁期就会再延长14天。

许多居民自告奋勇为该物业消毒，每一个角落都被浇上了消毒剂。他们还帮助分发食物和必需品。按照规定，将这些东西直接送到每户家门口。当然，每个包裹在送达之前也同样无一遗漏地喷上了一层消毒剂。

大楼里到处是消毒剂的怪味，一些住户的触摸屏电子门锁甚至因此受到腐蚀并停摆。

这可能有助于缓解人们的紧张情绪，但几乎没有证据表明可以阻止病毒传播。

封锁24天后，她妈妈在每天的自行抗原测试中看到了可怕的双线（染疫）。而这期间，她和丈夫及女儿一样，除了接受强制性测试外，未踏出过公寓一步⋯⋯

政府工作人员把她妈妈拖到了一个隔离营——上海288个由学校临时改造而成的隔离营之一。与妈妈挥手告别后的第二天，她发现自己也感染了。

在国家会展中心隔离 到处是挑战

她本以为可以再次见到妈妈，但希望很快破灭。因为人们被随机分配到不同的地点。她被送往国家会展中心，这是上海最大的隔离设施，形状酷似四叶草，并因此得名。

这里曾经是全球最大的汽车展举办地，后来被改造成拥有5万张床位的临时COVID方舱医院。

她一踏进自己被指定的“四叶草”一角便有一种不祥的感觉：放眼望去是一张挨一张的床铺，空中到处挂着衣服、毛巾等。一群身着睡衣的陌生人在她身边熙熙攘攘，俨然一个睡衣派对，哪里还有什么“私密”可言。

这让原本已经因长时间隔离而精神崩溃的她越发感到恐惧。然而，后来她发现真正让人恐惧的是那里的厕所，那几十个成千上万人日复一日使用的便携式蹲厕。每一次去那个阴暗、臭味熏天的角落她都要面临几个挑战：

先是排长龙，接着小心翼翼地挨个检查，以期找到一个可以下脚的厕所。然而，终于蹲下后一边要努力保持身体平衡（地面湿滑），一边要用手顶着厕所门（门锁大多处于罢工状态），以防不速之客。

然后是长明灯高悬的情况下睡觉的问题。为此，她戴了两个口罩——一个摀住嘴巴，一个用于遮眼，以应对头顶上一排彻夜不眨眼的白炽灯。

第一天晚上，在3,000人睡梦中打鼾、磨牙、辗转反侧、呻吟和哼哼唧唧等各种噪音包裹下，她花了几个小时才睡着。

但感觉刚过了一会儿就被大喇叭声吵醒，一看才早上6点，所有人要接受“PCR测试”。

方舱里的国有建筑公司工人：终于可以休息了

谈到吃饭，她说，那里的食物虽不是什么盛宴，但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期，能吃饱，对于很多上海人来说可以说已经很幸运了。在中国这个金融中心于3月初率先实施封城后，“食物短缺”一度成为网络热搜词。

她也敏锐地注意到，在封锁期间，身处隔离中心以外的许多人真的害怕挨饿。

当她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了她吃饭的照片时，许多网友甚至希望自己能感染COVID，以解决吃饭问题。当然，他们可能是在开玩笑。不过，她注意到“四叶草”里的一些人囤积牛奶和水果等零食，以便在最后离开时把这些东西带回家。

通常，没有谁愿意住进臭名昭著的方舱。不过，也有例外。那时，她遇到了孙先生。

他是一家国有建筑公司的工人。几周前他参与了该方舱医院的改造工作。最终，他也住进了这里。他告诉作者，从3月开始，他和工友们就像打仗一样，连轴转，建了一个又一个方舱。

“我终于可以休息一下了。”他说，没日没夜的施工使他肩部受伤，双手起了茧子。听说自己感染，几乎“松了一口气”。

他宁愿不出方舱：每个人都会怕我

尽管她像孙先生一样，试图看到事情积极的一面，但很难完全消除方舱生活给她造成的精神焦虑：生活习惯变得单调、机械，想家，而且洗不了澡，这让她感到恶心。

而且，与其他人一样，每天她要从长长的打印名单中查找自己的PCR测试检测结果，简直就像高考在紧张地等待张榜。而她也了解到，这种检疫方法也不是非黑即白。

她认识的至少有五个人重获自由的希望破灭，因为他们的结果在阴性和阳性之间摇摆不定。而她本人在轻微症状消失之后，和其他许多人一样，检测结果继续为阳性，并继续身陷囹圄。

最终，她在第七天的测试中呈阴性，在24小时后的后续测试中也一样，她被告知准备出院。

孙先生也收到同样通知。但是，他却不像她那样感到兴奋。他说，他担心邻居可能不会让他回到自己的住处。

“我是一个检测呈阳性的人。每个人都会怕我。”他说。

第二天，她没在出院的队伍中见到孙先生。护士到处找不到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