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境外势力”和中国特色

中国福建省福州市举办的中国数字技术展览会上参观者的脸部在人脸识别技术屏幕上显示。（2019年5月8日 路透社）

近年来，“国家安全”这个字眼和概念在中国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无论是在中国媒体的报道里，在中国共产党的文件和宣传中，还是在中国高层领导人的讲话中，尤其是在2014年4月15日习近平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概念以后，皆为如此。

今年4月15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发布《总体国家安全观学习纲要》，好似发起了一场全民学习总体国家安全观运动。中国官方发布的《总体国家安全观学习纲要》辅导材料不仅引述了习近平所说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指出“没有安全和稳定，一切都无从谈起”，而且强调说,“在我们党和国家历史上，越是国家和民族处于重大关头，就越需要发挥思想理论的引领作用”，强调中国正处于“重大关头”。

吴志远说：“我认为中共知道这一点，所以我认为他们的焦虑感也是由此产生的。”

吴志远认为，正是由于这一点，中共一直处于焦虑之中。但是吴志远也认为，他并“没有看到实际证据表明这些威胁正在以某种方式变得更加严重”，只是有一些小型抗议，或者前些时候发生的由于银行房屋抵押贷款欺诈而引发借款人断供的规模稍微大一点的抗议。

吴志远说：“但我没有看到有任何证据表明这些事情正在整合或者聚合成更广泛的反政权运动。”

“境外敌对势力”何其多

尽管如此，《纽约时报》首席中国记者储百亮（Chris Buckley）最近在一篇报道中写道：“中国正在退回到过去曾经历过的恐怖时代，警惕很容易就升级为偏执，官员们甚至在处理地方问题时，也要将其视为意识形态颠覆者和外国敌对势力所为。”他举例说，今年上海新冠肺炎疫情封城期间，有民众敲锅抗议，居委会就用大喇叭警告人们不要受“境外势力”的煽动。

“境外势力”、“境外敌对势力”，这种概念似乎已经深入一些中国人的骨髓。一些中国外交官被称为战狼外交官，都是以怒怼美国和西方而出名。

最近的一次发生在2022年8月14日早晨，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公使徐学渊在与一些访民抗议者互相对骂时，骂访民“你就是美国人的狗，就是条走狗”。而在中国国内和网上，无论是郑州大水、江苏“铁链女”，还是唐山烧烤店打/杀人事件，以及各种公民维权行动中，都出现过外国媒体记者受到围堵的情况；都出现过由于在境外社交媒体发帖或者转帖而被公安传讯甚至拘留的情况；网上都有人呼吁大家不要受“境外势力”操控，不要给“境外势力”“递刀子”，这种情况颇为普遍。

乔治敦大学安全与新兴技术中心研究员费瑞安（Ryan Fedasiuk）说：“我不认为真地有外国敌对势力在干涉中国内政。我认为这主要是党说的一个虚构的谎言。”

习近平所说的“国际大变局”，其基本脉络就是，尽管“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但是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危机重重，“‘西方之乱’不断上演”，“西方国家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催生政治极化、民粹主义、种族冲突等问题”。与此同时，“中国持续快速发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断前进”，国际格局明显“东升西降”。

但是，中国官方一再提醒中国人：“要清楚看到，美国等西方国家绝不甘心和坐视主导地位的丧失，必然处心积虑、不择手段打压中国。我们必须保持战略定力、发扬斗争精神，决不屈服于任何外部压力，决不吞下任何损害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苦果。”习近平似乎要让中国人意识到，中国的崛起让西方世界坐卧不安，因此要打压中国。所以必须对抗美国，对抗西方。

是“阴谋论”还是借题发挥？

乔治城大学安全与新兴技术中心研究员费瑞安认为，这种做法似乎根植于共产党的历史，在当代使用起来也相当方便。独裁政权都会这样做。他们会制造敌人。

费瑞安说：“我们保护你免受境外敌对势力的伤害，他们会试图伤害你或毁掉你的生活。因此，这就是让共产党继续掌权的说辞的源泉。”

费瑞安表示，尽管美国也有些人认为，美国不喜欢中国的原因就是因为中国很强大，但是实际上一个国家的行为更重要。

费瑞安说：“加拿大也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国家，美国真地不在乎，因为加拿大的行为方式符合我们所珍视的价值观。许多其他美国合作伙伴也是如此，例如日本，在2000年代并没有像在1980年代那样引起同样的担忧。”

不过，美国国防大学国家战略研究所中国军事事务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吴志远（Joel Wuthnow）认为，中国对外部敌对势力的怀疑和担心不无道理，这种势力一直存在。

吴志远说：“我不认为这完全是捏造的。我确实认为，仅仅根据历史，人们（指中国人）对美国和西方的动机存在一种切实的怀疑。”

吴志远认为，习近平和他的外交政策精英确实怀疑美国有对抗中国、遏制中国，并最终在中国改变政权的计划。这并不是纯粹为了增加安全支出而制造出来的观点。吴志远指出，在冷战中，美国采取了对中国的遏制政策，直到今天仍然有人坚持这种观点。

但是吴志远同时认为，习近平和中国上层“利用了这些怀疑，并以此为基础，将它们夸大了，以便在国内和统治方面实现其他目标”。

吴志远说：“习近平和他的精英同僚所做的有点夸大或捏造或利用美国和西方作为敌人的想法，用它来证明某些事情的合理性，并推卸责任。”

吴志远举例说，在新冠肺炎疫情早期阶段就出现过这种情况。当时许多国家批评中国造成疫情扩散，但是中国通过宣传散布捏造的谣言，而且允许这种谣言在中国存在，结果，新冠肺炎疫情突然变成了是美国的错，美国倒成了恶魔。吴志远指出，中国和习近平这样做可以推卸责任，分散人们的注意力，当然也可以证明增加军费和维稳费用是必要的，是合理的。

关于中国借助外国势力推卸责任，乔治城大学安全与新兴技术中心研究员费瑞安也持有这种的观点。

他说：“我也认为将社会问题归咎于某些外部力量或某些特定的替罪羊或一群人是很方便的，这是我们一遍又一遍地使用的剧本。对于那些试图保住权力的国家和政治精英来说，这是一个普遍的问题。”

中国的“忧患意识”和主动出手

中国强调自己“面对波谲云诡的国际形势、复杂敏感的周边环境”，要加强“忧患意识”，要主动采取措施，抓住机遇，“下好先手棋”，争取主导国际航向。乔治城大学安全与新兴技术中心研究员费瑞安认为，恰恰是中国在国际上的一些主动行动引发了很多国家的不满和警惕。

费瑞安说：“最近当然是台湾危机和直接来自中国军队的威胁，我认为，正在引起美国合作伙伴的担忧，他们以前犹豫不决。南希·佩洛西访台期间，就连东盟各国领导人都对中国的行为发声表示不满。”

费瑞安认为，中国的行动表明，中国“坚持认为中国是一个大国，所以它应该能够为所欲为，我认为这对东南亚的很多国家来说是一种冒犯。”

习近平告诉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造成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要原因”。分析人士指出，中国一方面强调危机四伏，另一方面又强调中国形势一片大好。看似矛盾，实际上都是一个目的，就是让中国人相信：中国是最好的，只要听党的话，就会越来越好。习近平和中国共产党强调，世界在乱，西方在乱，而中国却在越来越好。而这种大好形势恰恰是中国优越的制度造成的。

2019年9月24日，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讲话时说，“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发展呈现出‘风景这边独好’的局面，这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具有显著优越性和强大生命力。”

按照中国官方现在的说辞就是“东升西降”，如同当年毛泽东所说的“东风压倒西风”。在毛泽东时代，1958年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公报说：“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国际形势的总的特点是‘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

而在今天，习近平告诉中国人，“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东升西降’，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带来重大机遇”。分析人士说，中国因此得出结论，需要加强军力，加强对内控制，维持稳定，以便更好地利用国际大变局来取得在国际上的导航权，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

分析人士指出，在国际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标志就是中国引领世界。在这里，中国不但不否认“国际大变局”主要是中国引发的，而且表示乐见其变，因为机遇难得，中国可以善加利用。

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一再强调：“要把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特别是政权安全、制度安全放在第一位。”《解放军报》2022年6月29日刊登一篇文章，题为《坚持把政治安全放在首要位置》，提出要遵循习近平的总体国家安全观，“筑牢国家安全屏障，必须始终把政治安全放在首要位置”。

中国政府在强调国家安全的时候解释说，“政治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根本”，“政治安全”“最根本的就是维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执政地位、维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中国事务专家高新认为，习近平为了自己在中共二十大上打破常规连任，也利用了中共内部对共产党执政不稳的担忧。

高新说：“习近平可以利用胡锦涛时代党的领导的被削弱和胡锦涛时代政治局常委层面的九龙治水导致的中央决策，整个中央决策层的权威不能够有效确立而让中国共产党政权处于不能说一种岌岌可危的状态，但是处于一种是否还能够保持长期执政，已经被党内，已经被国际，已经被民间有所怀疑的态度。”

“中国模式”的底气和宣传洗脑

中国经济最近几十年的迅猛发展使中国共产党底气大增，一反当年中国改革开放开始时强调中国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要开放大门向西方学习的谦逊，反过来高调宣传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一再声称，“在世人眼中特别是在西方人眼中，现代化就是西方化，而中国开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展现了实现现代化的全新可能”，社会主义也可以实现现代化。中国正在推崇“中国模式”，中国知名的左派鼓动家张维为、金灿荣、胡锡进和司马南等人甚至已经要求其他国家向中国“抄作业”，走“中国模式”。

中共更是在共产主义理论方面解读目前的“国际大变局”，说“冷战结束后世界社会主义万马齐喑”，社会主义在同资本主义的竞争中处于“被动局面”，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扭转了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以后共产主义的颓势，大大彰显了社会主义优越性，使中国“成为振兴世界社会主义的中流砥柱”。中国共产党据此再一次宣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因此中国的未来必须坚持社会主义，而社会主义只能由共产党领导，由此得出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必须继续在中国执政的结论。

《解放军报》的文章强调说，“要把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特别是政权安全、制度安全放在第一位。政治安全的核心是政权安全和制度安全，最根本的是维护党的领导和执政地位、维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最现实的考验是坚决打赢意识形态斗争。”

中共长期以来一直重视意识形态，因为中共坚持认为，“意识形态关乎旗帜、关乎道路、关乎国家政治安全。历史和现实反复证明，搞乱一个社会、颠覆一个政权，往往先从意识形态领域打开缺口，先从搞乱人们思想入手。思想防线被攻破了，其他防线就很难守住。在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上，我们没有任何妥协、退让的余地，必须取得全胜”。

有分析人士表示，中共所谓的“意识形态”就是要让人从内心里相信中共的说辞。中国官方从1949年建政以来，一直宣传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党的好领导，即使是在“大饥荒”和文革的“十年浩劫”中也从来没有停止过这种宣传。近四十年来，中国经济发展迅速，更是被中国宣传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所以为了中国的持续发展，“中国宪法以国家根本法的形式确认了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斗争和根本成就，确认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为我们党长期执政提供了根本法律依据”。

习近平心中的历史教训

对于当年共产党在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垮台，坊间一直传说习近平曾经以一句“竟无一人是男儿”来表示他的惋惜，这种说法的真伪迄今没有定论，但是可以确信的是，习近平时时以这场共产主义的大倒退为戒。一些接触过习近平的前美国政府官员认为，对于习近平来说，外部邪恶势力一直企图改变中国的制度，防止“颜色革命”在中国发生一直是习近平最重视的事情。

中共在江泽民时代就有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想法，但是直到胡锦涛时代结束也没有成立起来。习近平在上台的第二年，2013年，就宣布将成立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2014年，中国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正式成立，习近平自任主席。

美国国防大学国家战略研究所中国军事事务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吴志远（Joel Wuthnow）说：“他回顾历史，看看其他没有这样做的威权国家和共产党的例子，他们内部软弱和分裂，没有完全控制军队等等，看到苏联解体了，看到东欧其他共产党也垮台了，我认为他已经发誓不能允许这种情况发生。但是为了避免类似的问题，他必须非常、非常积极地完成建设这个庞大的安全机构，所以我认为这是他强调建立全面国家安全的原因，而且我认为的确是非常全面。”

吴志远指出，习近平和中共建立的以安全为中心的国家具备各种不同的部分，包括强制机构，拥有执法和准军事机构；包括控制社会信用、管理智慧城市等等部分。通过强调这种无处不在的危机感，提醒和警告来自各个方向的威胁，包括内部、国内、跨国的威胁，这都有助于证明建立这种以安全为中心的国家的正当性。反过来，以安全为中心的国家对于习近平分析中共的生死存亡、党的强大、以及最终能够扫清障碍，实现党的目标，就是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这对习近平来说非常重要。特别是习近平与他的前任们相比，他似乎将党视为国家发展、国家稳定、国家统一的绝对的先决条件。如果党不强大，不团结，其他的目标都无法实现。但同样，为了保持党强有力地掌权，保持执政地位，排除任何已知的威胁，习近平必须能够找到一种方法来建立这种巨大的安全机构。

分析人士认为，中国共产党就此为中国人得出结论，要维护中国的“繁荣盛世”，就要维护政治安全，就要维护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安全。开展全民学习“国家安全”，其最大的目的是要让中国人相信中国共产党对“国家安全”的解读，就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国家安全。人们在中国现在对“国家安全”的宣传中常常看到中共发出的警告：“如果政治安全得不到保障，国家必然会陷入四分五裂、一盘散沙的局面，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无从谈起。”如此，便将中共是否继续执政，继续统治中国，和中国人的自身利益绑在一起。

吴志远说：“习近平特别强调国家安全，因为他必须在中国制造一种警觉感、一种危机感，以证明建设一个庞大的以安全为中心的国家的正当性。”

重要的是，在中国官方的概念中，“国家安全”几乎无所不包，不仅包括人们传统观念中的国土安全、军事安全、核安全，而且还包括经济安全、科技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生态安全、网络人工智能数据安全、生物太空深海极地安全和海外利益安全等领域。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可以用维护“国家安全”的名义使用无所不包的维稳机器干预和控制一切领域。

吴志远说：“他找到了一种或多或少将统治的几乎所有方面安全化的方法，不仅是传统的领域，诸如政治安全、军事安全、还有边境安全等等，而且还有在西方我们几乎不会和安全联系在一起的领域，比如环境、金融或文化等等明显不属于安全领域的东西，但是他设法把所有这些都纳入安全的概念，所以他就可以毫无疑问地像警察一样监管社会的方方面面。他就有了某种合法性，可以建立一个非常恣意妄为的警察国家。这个理由就是，如果不这样做，不仅党，而且国家，都会处于非常严重的崩溃的危险之中。”

分析人士指出，中共把“国家安全”和中共执政权联系在一起，和当年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乃至前些年的“只有中国才能救社会主义”的思路是一致的，其宗旨都是要人们信服和保证中国共产党继续在中国统治下去。但是中共也许忽视了一个重要的历史规律，就是历史周期律，古今中外历朝历代的政权没有一个逃脱过这个历史周期律，没有任何一个政权可以千秋万代永存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