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岛辅仁大学：那一场至今余香不断的海棠雅集

　　导读：抗战时期 北平名校或内迁，或遭取缔 只有辅仁大学 以“孤岛”姿态继续坚守，名噪一时 进入其短短27年历史的高光时刻。

1943年，辅仁大学国文系1941级学生与顾随(前坐者)在顾家合影，右二为叶嘉莹。

　　1941年秋，叶嘉莹高中毕业报考大学，在“北京大学”医学系和辅仁大学国文系之间做了一番考虑，最后放弃了更“实用主义”的前者，追随自己的兴趣选择了后者。 

　　促使她选择辅仁的，还有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 

　　辅仁大学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并称北平四大名校。抗战时期，北大、清华内迁了，一度留守的燕大被取缔(后在成都复校)，只有辅仁大学，以“孤岛”姿态继续坚守。在整个北方沦陷区中，只有辅仁是受国民政府承认的大学，一大批不肯在敌伪学校任教的有风骨的名师汇聚于此，爱国青年也纷纷慕名报考或转学而来，使其名噪一时。 

　　这是辅仁短短27年历史的高光时刻。 

抗日大本营

 　　辅仁大学之所以能坚守办学，与它的特殊背景有关。 

　　辅仁大学1925年由美国天主教本笃会于北京创办。1927年更名为辅仁大学，取《论语》中“以文会友，以友辅仁”之意。1929年后，本笃会难以继续资助辅仁大学，教廷改派德国圣言会接办。由于德日同盟关系，辅仁大学得以在1937年北平沦陷后继续独立办学。重庆密令它在“行政独立、学术自由、不悬伪旗”三原则继续维持原状。 

　　政治上无自由、行动上受监视、经济拮据、身边师友相继南下，心力交瘁的校长陈垣也想去大后方，但作为学校的精神领袖，他最终留了下来。八年间，他独居谢客，只从事教学协作工作，杜绝一切社会活动。 

　　当时辅仁大学学费较高，而伪大学是免费的，但青年们还是踊跃而来。辅仁的办学规模日益扩大，进入了大发展时期。 

　　1937年，牧师张维笃受圣言会委托，出面以19.9万元购得恭王府产业，共有房屋569间、廊60间以及花园地亩，合计四十九亩三分，用于添办女院。 

　　1938年秋，辅大开始招收研究生，并开始招收女生，还增设了专招女生的家政学系。 

　　王光美就是在这一时期考入辅仁大学的。1939年，高中毕业的她先是报考了“清华大学”、燕京大学，但英语分数不够，因而进了德系的辅仁大学，就读于数理系光学专业。 

　　1938年5月，日军侵占徐州之后，强迫北平全市悬旗、游行庆祝。辅仁大学及其附属中学坚决拒绝，日伪震怒，强令辅仁大学及其附中停课3天。陈垣说：“我们国土丧失，只有悲痛，要庆祝，办不到！”坚决不挂旗，不游行。 

　　有人告诫他：“你总不依命令，难道不怕死吗？”陈垣引用《孟子》中的话：“孟子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 

　　很多没能转移到西南后方的名家学者都来辅仁大学执教。师生常被日伪当局逮捕，每一次陈垣都积极营救。他还尽可能向一些生活困难的学人约稿，补贴他们的生活。 

　　沈兼士、张怀、董洗凡、英千里等几位辅仁大学教授秘密组织了抗日社团“炎社”。1944年3月，协会骨干几乎全部被捕，受尽酷刑而未屈。辅仁大学因此赢得“抗日大本营”的美誉。 

　　1937年至1945年，辅仁大学共培养本科生2199名，平均每年毕业275人，另有几十名研究生毕业。抗战胜利后，沦陷区大学生需要接受甄别，而辅仁大学学生则不需要，全部通过。 

“闭门读书”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辅仁大学以“闭门读书”的严谨学风而闻名。 

　　辅仁教务处规定，每年必须经过四次严格考试，教授们的临时考试更是不计其数。每次考试总有一些人及不了格被留级，四十多人一个班，等到毕业时，往往只剩下一二十个人了。 

　　在辅仁大学担任了25年校长的陈垣礼贤下士，辅仁师资力量雄厚，聚集了朱希祖、邓之诚、马衡、罗常培等一批大师级学人，国学更是突出，有高步瀛、沈兼士、郭家声、余嘉锡、罗常培、魏建功、唐兰、孙人和、顾随、陆宗达、赵万里、刘盼遂等名师。 

　　陈垣还不拘一格降人才。启功学历不高，但陈垣看出他的潜力，安排他教国文，他很快与柴德赓、余逊、周祖谟并称为辅仁大学“四翰林”。 

　　1948年3月，中央研究院选出了81名首届院士，余嘉锡和陈垣当选为人文组院士。全国私立大学中仅辅仁大学有此二人当选。 

　　陈垣与陈寅恪、吕思勉、钱穆并称“史学四大家”。他的嫡传弟子中出了多位著名大学历史系系主任，如北京大学的邓广铭、北京师范大学的白寿彝、南开大学的郑天挺、南京大学的韩儒林等。

 　　余嘉锡是著名国学家，专业是目录学，为人传统严肃，也很有趣。他留着白胡子，讲课时正襟危坐，站立如松，写黑板时是规矩的行草，四字一行。他的湖南口音很重，把“读书”说成“读须”。 

　　教育系的张怀是有名的严师，对本系的学生要求极为苛刻。据校友回忆，他每次上课必定要指定十多本参考书，把系内学生逼得鸡飞狗跳；考试时又不按牌理出牌，所出的题目都是课外的，没有看过参考书的拿起考卷必然是不知所云。 

　　顾随为国文系大二生讲授唐宋诗。他身材瘦高，爱穿长衫，常常面带微笑，潇洒从容地走进教室。他讲课生动深刻，不仅受中文系同学欢迎，外系同学也常来旁听。 

　　顾随的课让叶嘉莹大开眼界。一个小时的课，他有时一句诗也不讲，似乎讲的都是闲话，却是诗歌中的精论妙义。他往往以禅说诗，以启发弟子自我开悟。他常说：“见过于师，方堪传授；见与师齐，减师半德。” 

　　那时凡是顾随的课叶嘉莹全都选修，后来她毕业后到中学教书，仍然经常赶往辅仁大学或中国大学旁听顾随的课，直到1948年她离开北平南下结婚为止。 

　　听课时，她总是心追手记，一个字都不肯放过。她觉得，自己后来教学时喜欢跑野马、写作时一定要真诚地写出自己的感受，就是听顾随的课养成的习惯。她说，顾随引导学生们领略到的诗词意境的高远深微和璀璨光华，是她终生热爱诗词、初心不改的一个重要原因。 

　　辅仁大学还有很多外籍教师，理学院各系骨干教授都是由教会派来的。任教的神父和修女都有学位或教授资历。 

　　理科有几门课程用英语上课。王光美起初英语成绩不好，很受刺激，她下了苦功，迎头赶了上去。她专业成绩拔尖，有数学女王之称。1943年她本科毕业后，继续在辅仁理科研究所读研究生，攻读宇宙射线硕士，成为中国第一位女物理硕士。 

　　她的导师是理学院院长严池。那时研究生很少，她偶尔迟到了，见教室里一个学生也没有，严池照样在黑板上写满提纲，因为他相信王光美会来。 

　　王光美准备抗日胜利后去美国学习原子物理，严池为她写了推荐信。 

　　那期间，她认识了中共北平学生工委秘书长崔月犁。崔月犁经常约她见面聊天，还给她介绍了一些进步书籍。1946年2月的一天，崔月犁又约她在太庙的松树林谈话，要介绍她去北平军事调处部中共代表团当翻译。她考虑后答应了。 

　　她最后一次上完严池的课，没有向他辞行，因为不知道该怎么跟老师说。她不辞而别，离开了辅仁。 

和尚庙里来了格格

 　　定阜大街上常缓慢行驶着一辆车身短小、以木炭为动力的老式公共汽车。司机要不时下车摇动炭炉把柄，鼓风助燃。这辆车几乎成了辅仁大学的“准校车”。 

　　校舍周边的餐点商铺、民居四合院等都是老北京风格，学生睡懒觉来不及去食堂吃饭，就去小摊上买早点。 

　　买下恭王府后，辅仁大学即邀请中国营造学社的梁思成、林徽因、刘敦桢、刘致平、莫宗江等到恭王府进行测绘，随后进行了拆改。 

　　恭王府分府邸和花园两部分。府邸建筑分东、中、西三路，分别由多个四合院组成。最终，多福轩成了女院图书阅览室，嘉乐堂改成了礼堂，锡晋斋成为女生唱歌、下棋的娱乐之所。 

　　府邸里的院落一座连着一座，厢房就是上课的教室。叶嘉莹记得，小院子的墙角上种着柳树，每逢暮春柳絮飘飞时，一阵风来，把柳絮吹到黑板前转来转去，就像林黛玉所写《柳絮词》中的“一团团逐队成球”。 

　　瞻霁楼是女生宿舍，楼前有一棵高大的树，上面缠绕着凌霄花，开满了杏黄色的花朵。宝约楼(又叫“后罩楼”)也是女生宿舍。这是一座长达160米的两层楼房，俗称“九十九间半”。传说恭王府是《红楼梦》中荣国府及大观园的原型，有人便将辅仁大学的女生们戏称作“格格”。 

　　女院大门外有一座弓背的石桥，女生走过时都喜欢凭栏俯看自己的倒影，直到荷兰修女走到校门边招呼看门的老校工落锁，才快步走进来。 

　　抗战爆发前，北平《世界日报》上曾有这样一段顺口溜来概括北平各大学的情形：“北大老、师大穷；燕大、清华可通融。辅仁是个和尚庙，六根不净莫报名。”说辅仁大学是和尚庙是一语双关，一是因它从创办到1937年止，一直只招收男生；二是因辅仁由天主教司铎主理校政，“司铎”者，“洋和尚”也。格格们住进恭王府后，辅仁再也不是和尚庙了。 

　　男院对面的刘记小铺是学生的社交中心、旷课中心、谣言广播中心，好友们喜欢在刘记泡茶一壶，再点上几盘花生瓜子海棠沙果，大聊一气。刘记有架安在石柱子上的电话，男生约校外女友、女生报告今日晚回家，必借用此电话。 

　　课余饭后，常有男女同学相偕到附近的北海公园和什刹海散步。毕业后缔结鸳盟者，颇不乏人。 

　　辅仁大学传统的返校节定于每年五月九日，这天各系实验室、男女生宿舍、运动场、王府花园等全部对公众开放。这是参观恭王府的大好机会，所以吸引了众多参观者，使返校节充满了热烈的气氛。 

　　物理系实验室里这天会有很多表演，如电磁波在平行导线上的传播，用小灯泡在载高频的双导线上滑动，可直接看到波峰和节点；还有液态空气特性的表演等，以引起中学生的兴趣，吸引生源。 

　　叶嘉莹家在北京，不住宿舍，但暑假常被同学约回校园相聚。如果月色正好，就找个有花有竹子的地方，坐在石头凳子上喝酒，不会喝酒的叶嘉莹也豁出去了。兴到浓时，她常作诗填词。 

　　1945年5月快毕业时，她写了一首《破阵子》：“记向深宵夜话，长空皓月晶莹。树杪斜飞萤数点，水底时闻蛙数声，尘心入夜明。对酒已拼沉醉，看花直到飘零。便欲乘舟飘大海，肯为浮名误此生，知君同此情。” 

　　1945年五一期间，上海震旦大学大一女生张厚粲因上海南市轰炸回到北京，借读于辅仁大学。升二年级时，她考进了心理系，正式成为插班生。 

　　40多岁的系主任、德籍教授葛尔慈身材高大，性格温和，是德国利浦赛大学的哲学博士。他1934年起在辅仁大学工作，1944年开始兼任教务长。 

　　心理系使用的教材《普通心理学》《实验心理学》和《理论心理学》被称为心理系的“三大法宝”，都是葛尔慈编写或整理的，也都以德国实验心理学为主导。1947年，系学生会自筹资金出版刊物《到心理系来》，葛尔慈在第一页上写道：“我们认为心理学的确是心灵的科学。” 

　　心理系是冷门专业，一共只有十多个学生，到张厚粲毕业时只剩下三人。他们要跟着老师去孤儿院或监狱见习，访谈有心理问题的人。 

　　心理系学术气氛宽松平等，思想活跃。葛尔慈是圣言会司铎，但上课不谈宗教，不过有时会讲到灵魂、天堂，张厚粲不认同：“死了就完了，谁看见天堂了？” 

　　张厚粲不信教，也没有任何政治立场。她对学校的地下党组织一无所知，有游行活动找她就去参加，但并不知道这是哪一派的。 

　　那时最兴国民党空军军官找女大学生，张厚粲班上的女同学有三分之一嫁给了国民党空军。 

　　毕业时，张厚粲梦想的去处是北京协和医院心理门诊，但因为助教空缺，葛尔慈将她留了下来。 

　　1949年，葛尔慈辞去教务长职务，1951年被驱逐回国。

 　　院系调整时，心理系被并入北京师范大学。“文革”开始后，心理学被批判为“资产阶级伪科学”，各大专院校的心理学教研室都被撤销，直到“文革”后才重获新生。张厚粲说，在心理学科的恢复过程中，硕果仅存的几位辅仁大学心理系毕业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张厚粲本人则首次将认知心理学引入中国，成为了中国心理学的学科带头人。

剧变

 　　1949年10月1日早上，1947级社会系学生苗淑俊回校复学。此前，因为内战交通断绝，家在山东的她休学了一年半。这天是开国大典，街上交通管制，她第二天才到学校办理了复学手续。 

　　苗淑俊1947年是带着一个金元宝来报到的，在交通银行换成货币，刚好够缴一个学期的学费。现在学校不再收取学费了。原来的外籍老师鲜有人再授课，讲台上的面孔大多换成了中国人。 

　　1950年，社会系改制，分为劳动组和民政组，实际上是为劳动部和民政部培养干部。苗淑俊班上的四五位修士、修女和神父分在民政组，其余学生都分在劳动组。时任劳动部副部长毛齐华和保险局局长卢英、副局长余长河、保护局局长张维汉等领导都到校讲课。 

　　北平解放后，学校党组织领导的教员会向陈垣和教会代表芮歌尼提出，今后的教育宗旨及措施必须符合新民主主义教育的精神。 

　　学校1949年秋季的入学试题还特别增加了“政治常识”，共20道简答题，包括中国革命的对象是什么、什么阶级可以革命、哪个阶级领导革命。 

　　学校开始局部调整专业和课程。“家政系”被取消，《新民主主义论》《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和《社会发展史》等政治思想课成为各系必修课。教会也在人事上减少了教士比例，相继取消了《公教学》《公教史》等几门课程。 

　　但随着学校政治活动越来越多，矛盾开始被摆在台面上。教会要求解聘有“极端反教会”行为的五位教员，被教育部驳回。教会又一次致信陈垣，表示可以放弃人事聘任否决权，但坚持解聘五名教员，再次遭到拒绝。芮歌尼遂正式通知校方，自1950年8月1日起，教会对辅仁大学之补助经费即告断绝。 

　　对于教会与学校的矛盾，陈垣十分忧虑，他在书信中说：“余今日思想剧变，颇觉从前枉用心力。”他很早起来到教堂看弥撒，晚上看降福，也看《西行漫记》《新民主主义论》等书。 

　　1950年10月10日，政务院宣布将辅仁大学收回自办，任命陈垣为校长。 

　　毛泽东对陈垣十分赏识，曾在怀仁堂举行国宴时与陈垣同席，向别人介绍：“这是陈垣，读书很多，是我们国家的国宝。” 

　　1950年秋季，高校招生开始实行全国统考。顾学荣从重庆南开中学毕业，被当地一所大学录取，但他一心想去更接近政治中心的北方读书。他来到北京，正赶上辅仁大学自主举行的第二次补招考试，因为辅仁大学没有他理想的工科专业，就报考了经济系，被顺利录取。 

　　顾学荣的一些中学同学考进了北大、清华。在京聚会时，有人连辅仁大学的校名都没听过。顾学荣向他们介绍，辅仁大学的校园与街市交叉，车辆和行人自由穿梭，学校有高大宏伟的教学楼、漂亮的花园、古代宫廷式的建筑，还有公共汽车，同学们都感到惊奇。 

　　以前经济学系专业课所使用的多为美国大学经济学和会计学等专业本科生的英文教材，现在改讲《资本论》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没有新教材，老师就自己编印讲义。 

　　会计课由后来的中央财金学院金融系主任张玉文讲授，她十分严谨，要求学生严格遵循会计人员手写记账的规则，各种表格账目要认真填写，不能有错误。会计练习作业也不能涂改，写错了必须重作，否则扣分。老师改作业时，作业用橡皮擦过的地方，对着灯光一照就能发现。 

　　经济系系主任是在会计学界与潘序伦并称“南潘北赵”的赵锡禹。他曾组织1947年、1948年应届毕业生对北平市相关行业进行调查，取得大量的一手材料，写出了31个行业的调查报告。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市工商部门的干部曾多次到辅仁大学经济学系借阅这些调查报告。 

　　1951年10月，天主教开展“三自”爱国革新运动。顾学荣不信教，也不了解天主教的情况，但也和其他同学一样参加了活动。学校礼堂的会场上，很多教徒失声痛哭，控诉揭露神甫反对新中国、阴谋破坏、凌辱女教徒的活动。 

　　“三反”和“忠诚老实”运动也在师生中开展起来。陈垣在《光明日报》作了长篇自我检讨后，获得了通过。 

　　在1952年的院系调整中，辅仁大学校园被划为北京师范大学北校区，数学、物理、化学、中文等系科并入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并入北京大学，经济学系、社会学系等分别划入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中国政法大学等，以英语为主的西语学系高年级学生并入北京大学，低年级学生改学俄文。 

　　辅仁大学自此撤销。 

　　陈垣被任命为调整后的北京师范大学校长，直至1971年去世。 

“待海棠开后，月明清夜”

 　　北京什刹海附近的兴华胡同13号是陈垣故居。如今，这个很小的四合院是辅仁大学校友会的办公地点。 

　　1984年10月21日，北京辅仁大学校友会正式恢复。王光美担任首届校友会会长。此后的每一年，校友会都会举办返校活动。 

　　校友会一成立，就向1960年复校的台湾辅仁大学发出了邀请，邀请校友回祖国大陆观光，看看辅仁大学原校址和花园，结识老校友，或重温旧日友情。 

　　在北京西城区定阜大街上，有着深灰色楼身、碧绿的琉璃屋顶、汉白玉雕砌的拱门和石阶的辅仁大学标志性主楼依旧庄严。现在，它已是北京历史文物保护单位。 

　　1986年返校日，台湾辅仁大学校友到北京参加了返校日活动。1992年，台湾辅仁大学校长李振英首次访问校友会，随后历任校长都在辅仁返校日率团来访。北京辅仁大学校友会也在1999年、2001年、2005年三次应邀回访。 

　　在红学泰斗周汝昌的倡议下，从2011年起，恭王府花园内开始举办“海棠雅集”。 

　　这是辅仁大学当年的传统活动。每年春季海棠花开时，陈垣都会以《红楼梦》中人物探春所起的“海棠诗社”为名，遍约京城名士，聚于王府花园。王国维、余嘉锡、陈寅恪、鲁迅、顾随、张伯驹等名家都曾流连于此，赏花吟诗，留下了多部《海棠诗集》。 

　　2014年，叶嘉莹实现了多年的夙愿，首次参加了“海棠雅集”。2017年，她出任恭王府海棠诗社社长。 

　　当年她考入辅仁大学不久，就听说了海棠雅集盛事，二年级时跟着顾随学诗，读到诗词中一些吟咏海棠之句，更加向往。可惜学生无缘参加师长们的聚会。 

　　叶嘉莹大学毕业后一生从事中国古典诗词的教研。当年她在顾随的课上记下了八大本笔记，还有许多散页的笔记，视之如瑰宝。这些年她从北京、上海、南京，到台湾的左营、彰化、台南、台北，再到美国和加拿大，直至回到祖国，颠簸多年一直随身携带，将之完好无损地保存了下来。 

　　1974年，她在离开大陆多年后首次回国探亲。她最希望恩师顾随能看到她的一点成绩，但顾随已不在人世，给她留下了终生的遗憾。 

　　她回母校参观，只见女院图书馆“多福轩”已经改成了中国音乐学院的自修室，里面摆着一张张小桌子，上面放着绿色的台灯。如今，这里已成为恭王府博物馆，全部对公众开放。“多福轩”门前庭院中那架两百多年的古老紫藤依然充满生机，枝干粗大，暮春时满架都是紫红色的紫藤花。 

　　在2016年的海棠雅集上，一袭紫色长衫的叶嘉莹吟诵了为丙申年恭王府海棠雅集新作之词《水龙吟》： 

　　老我飘零一世。喜馀年、此身得寄。乡根散木，只今仍是，当年心志。师弟承传，诗书相伴，归来活计。待海棠开后，月明清夜，瞻楼头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