撕裂的美国 文革式语言只能让人互相抨击

2018年2月11日，底特律活塞队教练斯坦·范甘迪（Stan Van Gundy）在佐治亚州亚特兰大的飞利浦体育馆（Philips Arena）。据称，范甘迪最近大叹自己的旧友和同事，都是种族主义者、有厌女症和自恋狂的人。

美国学者James Bowman评论文章：印象里，我并不认识凯莉·吉利斯（Kerrie Gillis）这个人，可我基本上每天都会收到她的邮件，催促我订阅一本名叫《新共和国》（The New Republic，常以简写TNR自称）的月刊。这个人，显然是这本杂志的发行人。我想，自己能收到邀请，应该觉得荣幸，这大概是因为，我在很久以前曾经是订户。那时候，老版的《新共和国》，即使观点与我不尽相同，却也是一本值得阅读的周刊。

但如果吉利斯女士是想要说服我，她的杂志仍旧尊重“和而不同”，可堪订阅，那她的方式就太奇怪了。她最近发给我的一封电子邮件，标题赫然写道：“我们该拿那些川普支持者怎么办？”。

不管你怎么想，反正读罢，我觉得脊背发凉。这语气，让我想起了列宁在1921年时说过的：“我们该拿那些孟什维克人怎么办呢？（孟什维克意为少数派，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与列宁意见相左的势力）” ，亦或是毛泽东在1966年时所说的：“我们该拿那些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者怎么办呢？”

不知吉利斯女士，是不是个新上位的革命领导人，但听这口气，她像是对此深信不疑。但如果一个掌权的革命领袖，提出这样的问题，其实答案已经不言而喻。

问话中的“我们”，所指代的人群，显然都会自动地将川普支持者视为“另一类人”——一群毫无个体差异的反革命者，一群没道理可讲的人。

同样地，《纽约时报》的周日专栏作家莫琳·多德（Maureen Dowd），其最新发表的评论文就以“我们甩了川普”为标题。这里的“我们”，听上去颇具包容性。但事实上，它仅指作者本人和那些同样仇视川普的人。这些人，从川普当选的第一天开始，就想要推翻他。

吉利斯女士发的邮件，是在给杂志里的一篇文章做广告。作者安德鲁·科恩（Andrew Cohen）在文中，描绘了自己与家庭和朋友圈中的川普支持者之间的对话。他写道：“你可以和一头驴争论一整天，但最后，驴子还是驴子，可你却浪费了一整天。”

我猜，他肯定没有停下来，站在驴子的角度想一想。驴子肯定也在心里抱怨：“你可以和安德鲁·科恩争论一整天，但最后，他还是安德鲁·科恩，可你却浪费了一整天。”

如果是两头倔驴在一起，难道还要比谁更固执吗？

在我看来，问题的根源，在于“争论”一词。

该词原本没有贬义，是指对一个主题可以有多种合理的看法，并就这些看法进行理性的讨论。科恩先生，也许是下意识地，佯装成在与人理性辩论——就如同老版《新共和国》杂志的立场一样——但实质上，却是在使用该词的现代含义，那就是“互相抨击”。

叫别人驴子可算不上什么理性讨论。同样地，那些用来攻击川普总统的辞藻，什么“种族主义者”、“厌女症”、“自恋狂”，也都不属于争论的范畴。吉利斯女士定是将这些帽子，也扣到了川普支持者身上，所以才假惺惺地，说不知道该拿这些人怎么办。

这些攻击性的词汇，也被一个名叫斯坦·范甘迪（Stan Van Gundy）的篮球教练使用过。他大叹自己的一些旧友和同事，居然支持这样的总统，认为他们简直是种族主义者、有厌女症和自恋狂的人。但临了，他为什么还要惋惜这些渐行渐远的朋友，就不得而知了。

所有这些词汇，比如“争论”，都已经被僵化、抽干了原本的含义，也断绝了其语源的血脉。取而代之的，是武装化了的、具有攻击性的含义，专门用来针对川普先生。它们被夸张地使用，就像荷马史诗中的反复修辞——比如“酒黑色的海水”或“玫瑰色的曙光”——以便通过这种不断重复的方式，将标签贴到他的名字上，如影随形地出现在媒体报导中。它们就好像是麻风病人身上戴的铃铛，不停咣当响着，提醒人们“不干净！不干净！”

曾几何时，我自信自己知道“自恋者／自恋症”的含义，也会在写作中偶尔用到。但现在，这个词汇的含义已经大不相同。现在，除了经常用来攻击川普先生以外，这个词好像已经没有其它含义了。显然，如果你翻开字典来查找“自恋者”这个词，唐纳德·川普的身影，就会在脑海中浮现。

但如果“自恋者”和“川普”变成同义词，一旦贴上标签，就好像这人除此以外别无其他，那么人们也就可以认定，他什么别的都不会。

这种对公众语言的改造，是毁灭性的。这让一些原本理性、可供讨论的词汇，内涵全无，最后只能用来形容“我非常讨厌的人”。

现如今，任何理性的争论，想要探讨一下某人是否真的具有某词所指代的属性，已经无关紧要了。因为讨论所需要的语言，已经被毁坏殆尽了。

在我看来，争论的本身，现在除了指驴子互相嚷嚷以外，可能不会再有别的含义了。

詹姆斯·鲍曼（James Bowman），是道德与公共政策中心（Ethics and Public Policy Center）的常驻学者。他著有书籍《荣耀的历史》（Honor: A History），同时担任“美国观众”基金会（The American Spectator）电影评论员，和月刊《新标》（The New Criterion）的媒体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