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评论：陆文禾
《华尔街日报》Holman W. Jenkins, Jr. ：1978年在纽约和德国的两个小组分别独立地做出了相同的结论：那一年的流感从遗传病学的角度来看与1950年代早期最后一次见到的一个变种是如此相似，只可能是从实验室储存物的标本发展出来。最为明显的发源地，不是俄罗斯就是中国，因为病毒是首先在那里出现的。
直到2004年，因为一位中国病毒学家私下对美国的病毒学家透露的信息，这个世界才终于得知那个病毒的释放很可能就是一项疫苗实验的结果，在这项试验中，中国军队的新兵被故意暴露于存在1950年代的病毒的环境中。
临床病理学家马丁·弗曼斯基（Martin Furmanski）在2014年对这个事件的审查报告中写道：“病毒学家以及具有相应素养的公共卫生官员很快意识到，实验室释放是最为可能的源头。但是他们隐瞒而不公布这件事，因为他们充分估计到了这样令人难堪的指控，最有可能就此结束中俄病理学家正在上升的合作关系。”
今天不容易再来压制类似的发现，但是由于西方和中国的经济关系，不公开发表这种发现的利益动机更强。乔·拜登下令给情报界90天时间检查实验室泄漏的假设，检测结果本月就应该出来了。 乔·拜登做的可能比表面看到的更少，但是他也并不是什么都没有做。情报部门确实需要动力才能在浩如烟海的档案里面寻找未经审查的信息碎片，然后对每一条编码信息或小声的交谈与其他证据做实验室比对，试图揭示比预期的更多的内容。
我们的情报界不喜欢说出“我们不知道”。他们喜欢 “估计” 可能性。如果他们意外发现了无法辩驳的 “冒烟的枪”（也就是比目击低一个档次的证据），我们就要专注他们身体语言，他们是强调证据还是强调未确定的部分？
我敢打赌，他们会用后者。情报界在汪洋大海中无论发现了什么，都不能再把新冠病毒放回它的瓶子里面去。对于民主党来说，新发现在政治上对它看不到任何好处。除非拜登政府的威信在三周内直线下降而需要一个对外的斗争来重振旗鼓，否则现在所有的利益节点都指向改言其他主题。众议院共和党人对公开记录的研究表明，怀疑实验室泄漏的原因很多：中国在瘟疫爆发之前就掩盖武汉实验室的记录；篡改网络上的科研数据；扭曲一个和武汉病毒最有关联的实验室菌株的历史。
医院停车场的照片和百度的搜索用语暗示了，在北京承认病毒存在的三个月前，新冠肺炎的症状就已经在武汉横行了。这个证据只能够用来支持一个概念：很奇怪，那就是新冠肺炎病毒是在武汉这一个地方突然出现的。这并不能够澄清究竟是自然产生还是非自然的。但众议院报告强调了一个意味深长的细节，就是中国在2020年1月之后，没有花力气去寻找新冠肺炎的源头，好像他们已经知道了答案是什么。
即使美国决定（虽然现在看起来不太可能）要深究这个问题，下一步该如何进行呢？招募合适的人，发出毫不含糊的进军命令，并且为他们提供数额巨大资金预算。一个可行的方法是在全球寻找新冠肺炎的早期样本及其携带者的旅行记录。
在北京压制疫情爆发消息的那段时间里，应该有成千上万人旅行通过武汉，如果有人寻求医疗，而且组织样本可以被恢复，病毒的遗传家谱或许可以揭示病毒的出现。这样一个项目的规模会是惊人的：寻找证据、将碎片按时间排序、分析证据之间的关系。一旦走上了这条路，就无法再来灵活处理。如果为寻找真相投资巨大，那么你就有义务继续做下去了。
我们可以回顾一点历史：当弗拉基米尔·普京凭借他对恐怖主义爆炸活动做出了有力的回应的而当选总统时，有可靠证据证明那次恐怖主义爆破正是他自己的安全人员所为，西方政府就面临一个选择：承认证据，或者顾左右而言它，将普京先生作为他们可以做生意的人加以保护，他可能会控制住一个不稳定且有潜在麻烦的俄罗斯。
武汉实验室泄漏理论的案件，还可能出现意外的因素。科学家们和其他的人们会在公众场合寻找对证据的合理解释。新冠病毒会进化出能够抵御疫苗的变种，这种灾难性的性质已经成了尖锐关注的焦点，由此很可能会产生追责的热浪。随着 ”德尔塔变种“ 在中国本土爆发，让中国无法对新冠病毒的处理方式再自鸣得意了，也使得北京的威慑力看上去会减弱。此时此刻对于未来的预测是，世界上大多数政府，更不要说是世界卫生组织，都会一致选择让新冠肺炎的源头永远成谜。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