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永远不会变成男人” 变性人控诉血泪经历

“我永远不会变成男人。”——变性人告诉作者马特·沃尔什：当我们告诉“最脆弱的孩子”可以改变性别时，美国是在向他们兜售一种医学上的“幻觉”

这是马特·沃尔什（Matt Walsh）写的书《什么是女人？：一个男人回答一代人问题的旅程》（What Is a Woman?: One Man’s Journey to Answer the Question of a Generation）的缩减版，该书于6月14日在《每日来电书店》（Daily Wire Books）发行。

原文：

我从最基本的开始，”是什么导致你决定变性的？“ 我问。

她开始叹了口气说：”嗯，这是我经常听到的一个问题。“

她告诉我她是一个女同性恋者，并且深深地爱上了一个保守的天主教女孩。

这个女孩知道她不是女同性恋，并告诉纽金特，她的动作就像一个披着女人皮的男人。

“所以我想了很久，” 纽金特说。 “我突然想到，如果我更换我的生命，如果我把我的染色体从女性换成男性，我的生活就会完全不同。我会终归变成男性。”

她的心理学家和她周围的人依然传播她真的是出生在错误的身体里的说词。

突然之间，她身为女同性恋者（的感觉）和不舒服的经历开始交织在一起。

四十二岁那年，她铤而走险，决定做医学变性。

当我坐在纽约一间漂亮的房间里，坐在斯科特·纽金特（左）对面，沐浴着温暖的阳光，我觉得她看起来就像一个中年男人：留着胡茬子，稀疏的头发，肥胖的体型。

42岁时，纽金特(左)决定冒险一试，做医学变性。我问纽金特这个变化对她意味着什么。痛苦涌了出来。

我猜现在她认为自己是个男人。我想问问她那段经历。但后来她说了一些让我吃惊的话。

她宣称：“我是一个生理上的女性，通过合成性激素和手术，在医学上变成了男性。”

“然而我永远不会变成男人，永远不会…。医疗变性只是一种幻觉；你形成了异性的错觉 —— 压根就没有改变性别这样的事，你根本不能。” 纽金特继续说道。

我开始有点紧张了。

如果我对支持 ”跨性别“ 的人群说这样的话，他们会立刻冲着我来。

我试探性地问：“现在这种跨性别恐惧症不是对你自己不利吗？是不是也许这样？”

“不，这是现实，这是现实。” 她说。 “现实情况是，如果你在医学上变性，制造出异性的幻觉，那是为了舒服。为什么叫它 ’跨性别恐惧症‘ 呢？”

纽金特向我描述了整个医学变性的过程，为了寻找由他们所承诺的幸福，是怎样让人们陷入漫长的螺旋式坠落中的，以及它已经如何影响了我们的孩子们。

她从她的经历中告诉我：“我们正在带走全世界最脆弱的孩子，我们告诉他们有办法解决它……因为这就是医学变性所做事。“

“你从 ‘我出生在错误的躯壳里。但感谢上帝，现在生活会变得更好‘ 的想法开始。对吧？所以我们开始接受荷尔蒙治疗，荷尔蒙开始后六个月，我们说，‘哼，这好像没有任何帮助。’ ”

但这些人已经走到了这一步。他们现在不能回头了。他们觉得唯一的选择就是继续下去。

每个权威人士都在告诉他们，如果他们还不开心，那是因为他们没有得到足够的肯定。

纽金特继续说道：“ ’但我仍然需要进行上身的手术。‘ 所以你做了上身的手术，然后你说，’好像我内里仍然有内在的那东西存在，你明白的。‘ ”

“我仍然需要做臀部手术，我需要改变我的代词，我需要这样做。而社会对 ’跨性别‘ 持有恐惧，因为他们对我的性别有误解，而且总有某种联系，对吧？那么，在某些时候，你需要左右看看，然后说，’看来，这并没有解决问题！‘ ”

纽金特的故事情节与研究数据是一致的，因为近 100% 开始使用青春期阻断剂的儿童会继续接受变性激素注射和手术。

我问纽金特，这种变化对她意味着什么。

痛苦如潮水般涌了出来。

”我做过七次手术，我有过一次应激性心脏病发作，我曾因肺栓塞而乘坐直升机急救，我用过十七轮抗生素治疗，我曾经接受了一个月的抗生素静脉滴注。“

”我有一个外科医生，他被禁止在旧金山进行手术，搬到了德克萨斯州，因为在德州有一项侵权改革法案规定，该法案规定用实验性医疗程序是不足以告倒某个人的。他使用了错误类型的皮肤来重建我的尿道。“

”我的尿道里有一段6英寸长的毛发长达17个月之久。我17个月无法入睡。我丢了工作、房子、汽车、妻子，以及我曾经为之奋斗的一切。没有人知道我哪里出了问题。“

我不知该从何说起。她让自己的身体经历了地狱。

怎么会发生这种事？

她告诉我：“医学变性竟是实验性的。”

它不受监管，说是已经得到了完善。然而尽管如此，很多环节都可能出错。她尽力帮助我了解她肉体上的痛苦有多深。

“（医生）用了皮肤错误的一面来构建我的尿道。” 就是将尿液从男性膀胱中排出阴茎的那段管道。

“想像一下犹如你脸上的毛发往皮肤里面长。现在，想想尿液在尿道内流过这根毛发，因为感染而变成脓液流出。”

她的每一个动作，每一次抽搐，每一次不得不去洗手间的时候，都疼痛难忍。

她又说：“我当时病得很重。现在还生着病。”

但身体上的痛苦只是问题的一部分。她首先花了很多钱做手术，后来她又需要帮助来修复手术所造成的问题。

“我找到了一份工作，做了三个月 —— 我不知道该怎么做 —— 因为我的大脑已经不会思考了。找工作是因为我感染了败血症，必须买保险，想象一下你怎么会思考问题呢？我走遍全国各地想办法找人来帮助我。”

我想知道为什么造成问题的医生竟无法解决问题。

那时她对我说：“没有人会帮助我，包括对我这样做的医生，因为我失去了保险。我工作了三个月以求得到保险，直到保险开始生效。”

她自己和她的保险付的医疗费用加起来超过了900,000美元。

这还不是唯一的问题。因为她的问题太特殊了，她不能去看任何老的医生（译者注：原文是 old doctor，意思可能是“原来的医生”）。

很少有人了解变性手术的复杂性。

她告诉我：“我不得不离开我所居住的州，因为该州没有人懂得他们在做什么。我曾经有感染，现在仍然有，而且在我的余生中还会反复感染。到了某种程度，抗生素也不再起作用了。”

我凝望着纽金特，意识到我正在和一个被判了死刑的女人说话。

她继续说：“我每三到四个月就会感染一次。” “我可能活不了多久了。”

了解到我们现在所知道的这些后，我问纽金特为什么她不能对这位不仅完全搞砸了她的手术，而且还违反科学文献中如此大量证据的医生提起诉讼。

她告诉我：“每一个（律师）都拒绝了我。”

“你知道为什么吗？嗯，找到大概是第八个的时候，我在和律师的电话上就彻底崩溃了。我的意思是，我疯了；可能应该有人打电话给精神病院。我在扔东西 —— 我打碎了一台电视机 —— 我在我的公寓里到处乱扔垃圾，我开始放声痛哭。”

她之前已经被拒绝过很多次，她只是想知道为什么。这个案子看起来像是一个大难题。

“你能告诉我你为什么不接我的案子吗？” 纽金特问律师。

“她告诉我：’好吧，我们查询看了世界跨性别健康专业协会（World Professional Association for Transgender Health，WPATH），没有护理的基准线。因此，就你的情况而言，我们必须为护理创立基准线。那需要数百万美元。在你签署的那张纸片上，你说过它是实验性的。”

在医学上，护理基准线建立了共同的、最低限度的行业和行为，以确保患者得到很好的护理，且不会因疏职或虐待而受到伤害。当医生未能遵守该护理基准线时，他们就要承担责任。

然而，由于变性手术被认为是实验性的，因此从未建立过护理基准线 —— 外科医生很少被追究责任。

“创建护理基准线会涉及什么？” 我问纽金特。

她告诉我：“这需要大量的案例研究。” —— 用于变性治疗和手术的这种类型的案例研究并不存在。 “像利普安（Lupron） 这样的公司实际上必须对（青春）激素阻断剂进行研究，以获得 FDA 的批准。”

但是，如果他们将利普安（Lupron）之类的药物提交批准，全世界都会知道真相，不仅是关于利普安可怕的副作用，而且它目前除了被用于 “性别肯定疗法” 的标签外，还由于接受激素治疗的变性人在医学上的转换，实际上并不比那些没有转换的人更快乐。

利普安和变性手术、激素治疗和跨性别主义一样，已存在几十年之久了。

FDA 还没有批准像利普安这样的药物用于变性，医生也没有为变性手术建立护理基准线，不是因为我们没有足够的时间，而是因为没有这种意愿。

纽金特告诉我：“利普安公司拒绝做研究。因为当他们做研究时，世界上没有一个医生会报名参加，说：‘太好了，我要报名，太好了！’ ”

用纽金特的话来说，”我们正在带走那些已经想自杀的、有自杀念头的孩子们。我们告诉他们，他们有问题。我们把他们放在实验程序中……我们将告诉他们，他们会好起来的。“

“不！他们会打电话给我。这就是为什么我晚上睡不好觉；这就是为什么我在电话中不尝试着为这些人寻找治疗师；这就是为什么我怒视媒体人说："你们真可耻！这是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