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帝为何对中南海做出了让步？

　　一名前往罗马的枢机主教于周一表示，梵蒂冈要求中国的两名“地下”主教将职位让给由该国威权政府批准的人，其中包括一个遭梵蒂冈绝罚的人，此举令罗马天主教会中的许多人感到不安。

　　观察人士认为，在同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国家中的天主教徒分裂近70年之后，梵蒂冈为推动与北京恢复关系的谈判作出了相当大的努力。这个去年12月作出的决定就是其中一部分。

　　梵蒂冈和北京之间的外交关系在1949年中国共产党执政后中断。今天，中国大约1000万至1200万名天主教徒中，有大约一半人在地下教会敬拜，他们拒绝承认政府对信仰的控制。另一半人在政府管理的教会中敬拜，这些教会主要由北京任命的神职人员主持。

　　恢复同中国天主教的联系，令中国天主教的信仰生活正规化，这是教皇方济各(Pope Francis)的优先事项。谈判工作在18个多月前就已开始，但是人们相信，在中国的主教由谁来任命这个微妙的问题上，谈判已经停滞不前。

　　北京已任命了七位遭罗马反对的主教，与此同时，大约有三、四十名得到罗马祝福的地下主教在没有得到中国政府批准的情况下运作教会。

　　前香港主教陈日君(Joseph Zen)枢机主教于周一发表的一项声明证实了梵蒂冈近期努力的大致框架，他写道，他于本月前往罗马，亲自向教皇递交了一位拒绝辞职的地下主教的信函。

　　这封信来自中国南方城市汕头88岁的庄建坚主教，他于2006年得到梵蒂冈批准，秘密授予圣职。

　　12月，庄建坚主教被政府官员护送到北京，带到钓鱼台国宾馆，会见了据信由克劳迪奥·玛利亚·切利(Claudio Maria Celli)大主教率领的教皇代表团，这位大主教是梵蒂冈中国谈判团队的领导人。

　　根据天主教出版物亚洲新闻(Asianews.it)的报道，陈日君枢机主教证实这一说法是准确的，梵蒂冈使节要求庄建坚主教让位给已被处以绝罚的黄炳章主教，后者是中国没有实权的议会、中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成员。黄炳章于2011年因不顾罗马一再警告，接受政府任命的主教一职而遭绝罚。

　　陈日君枢机主教说，庄建坚主教在听到这个要求、返回汕头时，眼中含着泪水。

　　据说梵蒂冈团队之后前往福建省，要求另一位地下主教，59岁的郭希锦退位。他还被要求为政府任命的主教詹思禄担任助手，后者曾被梵蒂冈宣布为非法。

　　陈日君枢机主教在周一的声明中说，当他把庄建坚主教的信件交给教皇时，教皇告诉他说，他的谈判人员不应该“制造另一个敏真谛(Mindszenty)事件”，敏真谛是匈牙利一位亲民主主教，1956年，他被迫离开祖国，取代他的是政府接受的人选。

　　陈日君枢机主教写道，他被这些话鼓舞了。“我那时是代表国内受苦的兄弟在教宗面前，”他说。“教宗的话更该是为了安慰和鼓励他们而不是我。”

　　亚洲新闻的编辑贝纳德神父(Bernardo Cervellera)说，事态发展表明，梵蒂冈谈判代表准备给中国政府“全权委托，接受所有的要求，并且不会对影响中国教会的问题提出异议”。

　　但切尔韦莱拉神父说，陈日君枢机主教所转述的教皇的话可能暗示他并不完全同意谈判代表的做法。

　　关注这个问题的人表示，这一系列极为不同寻常的事件，显示出梵蒂冈希望达成协议的急切程度。

　　“双方到现在谈了这么久，也体现了梵蒂冈认为这个机会是非常难得的，”王美秀说，她是北京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中国天主教的研究员。

　　比利时的陈聪铭博士说，梵蒂冈如此急切的一个原因在于，与中国的其他宗教相比，该教在中国的增长较为缓慢。从1949年到今天，新教徒已经从100万增长到了至少5000万，但天主教徒的数量大体上是跟着人口增长而增加，同一时期教徒从300万增长到了今天的最多1200万，这部分是因为在中国天主教会的分裂。

　　教皇作为耶稣会(Society of Jesus)牧师的背景可能也在其中发挥着作用，陈聪铭博士说。耶稣会士于400多年前来到了中国，在前几个世纪数次失败后，在大陆为教廷设立起了永久的存在。但他们是通过极强的灵活性和遵从当地习俗才做到的——这一点或许为教皇的谈判方式提供了有用信息。

　　“他有着一种使命感，”陈聪铭说。“有种历史责任。”

　　尽管一些人对这些让步提出了批评——陈日君枢机在其周一的声明中表示，他认为梵蒂冈“当然”是在“负卖教会”——也有人表示教皇别无选择。

　　北京对非政府组织的态度越来越强硬，其中就包括宗教组织。新的宗教事务条例预计将于周四生效，可能会让地下教会更难以运作。

　　但风险也很大。一旦许多天主教徒和陈日君枢机的看法一致，反弹会很激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