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惨烈的朝鲜战争中，中国与联合国军之间为了战俘遣返问题曾边打边谈许久，中、苏坚持按照《日内瓦公约》悉数遣回，但美国却大倡“志愿遣返”，声称这才符合人道主义，但真实意图则是如时任美国国务卿艾奇逊（Dean Gooderham Acheson，1893─1971年）在回忆录中所称，只是为了不把战俘送回共党国家内以造成“威慑作用”，显见美国在乎的是利用战俘达成政治目的，根本不是真心为人权设想。
因此美国与蒋介石政府决心合谋，试图将战俘们遣往台湾。首先是透过心战单位的渗透。台湾驻韩大使邵毓麟成立“中国心战指挥部”，在韩国与台湾招揽了一批略通英语或日语的人员进入美军担任心战人员或翻译官。1953年，邵毓麟还向蒋介石秘密汇报道：“我们中国大使馆都有名单，尽量和他们（指协助联军的中国人）取得联系。如果能够在连系中，加以适宜的组织工作，由组织译员进而组织中共战俘，再进而组织反共战俘，那我们在自由遣俘问题上自有掌握运用余地”。此外，蒋介石与蒋经国还另命多名党员以记者身分为掩护，共同私下策反战俘。因此尽管名义上台湾未参战，也被禁止公然接近战俘营。但在美军默许下，台湾派去的特务仍接二连三渗透进去。
但对战俘去留影响最大的变因，则是反共战俘的暴力威胁。当时“中国人民志愿军”战俘主要被分为第72联队与第86联队两个单位，除了营区外由联军看守，联军让战俘选出干部自行管理，这就为反共战俘的窜起创造有利空间。由于部分战俘是国军旧属，或是出身自被批斗的地主富农家庭，对共产党较无好感，再加上美国与台湾的暗中支持，故悄悄串连起来夺取战俘营的控制权。在威逼利诱到足够的人数之后，反共战俘先后成立中国国民党反共青年救国团、反共抗俄爱国青年同盟会、中国国民党六三支部等组织，开始清算亲共战俘，并发起游行和刺青血书运动，制造反共舆论。
坚持回乡的战俘们不甘坐以待毙，积极在营中发展地下党支部、共产主义团结会，以及自己的警备力量以抗衡反共战俘。当1951年10月9日，金甫、时占魁、曹明等战俘得知东京盟军总部给反共者们悄悄送上一面中华民国国旗、并准备于翌日庆祝“中华民国国庆”，好让美国随军记者拍照宣传时，决心趁夜先下手夺旗。尽管联军已先行下令全营戒严，但战俘们仍想方设法潜入反共者的营中偷出旗帜烧毁，结果事后遭到反共者的殴打报复。
亲共战俘不畏压力，张泽石、周铁行起草《致美军战俘管理当局书》，控诉反共战俘的恐怖统治、以及联军违反《日内瓦公约》等行径，并于营中组织游行，高举“反对美方强迫战俘背叛祖国”、“强烈抗议美方残酷迫害战俘的罪行”等中英文标语。1952年4月8日，战俘们还坚持升上自行缝制的五星红旗，结果联军开枪威吓，吴孝忠、任贵全、孙长青等三人均遭射伤。为了抵制联军刻意将战俘给分配到反共者掌控的第72联队，亲共战俘们还发起绝食运动，战俘丁先文甚至在医院割颈自杀以示不屈，可谓相当惨烈。
双方的斗争十分可怕，根据学者马国正做的访谈，战俘刘通和曾回忆“战俘营内那个时间谁拳头大、人多，就占上风”，揭露当时的暴戾氛围。另名战俘杨质盛则介绍反共干部的残酷：“我们这个反共的联队……当干部的人，总是反共特别积极，甚至可说杀人不眨眼。有这种气概的人，才能当干部，管得很紧，打打杀杀……还组织了警备队，有几十个人是打手，报复打你，一不对就拉出来打打杀杀”。身为反共者的萧力行也坦称：“那些被打死的人，支解以后，放到汽油桶做成的粪桶，跟着粪便抬出战俘营，连着一起被倒到海里去”。企图反抗的姜瑞溥则被折磨得死去活来，其多年后苦涩地回忆称，当他冲向分隔营区的铁丝网时，巴不得上面有通电，好让自己“杀身成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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