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症监护病房紧缺、医护人员辞职、死亡人数创纪录......冬天来临，瑞典的第二波新冠疫情来势汹汹。瑞典首相斯特凡·勒文当地时间12月15日接受媒体采访时承认，政府“误判了”第二波疫情的应对措施。
同天，一个瑞典国内新冠独立调查委员会发布报告，称政府未能充分保护养老院免受新冠病毒感染，因此政府对这场大流行造成的影响负有最终责任。美国彭博社15日也发表社评称，瑞典恐怕到现在都没弄清楚新冠疫情是怎么一回事。
11月，瑞典因各种原因死亡的总人数达到8088人，创下自1918年11月流感大流行以来的新纪录。
瑞典首相勒文 官方图
勒文15日在接受瑞典《晚报》（Aftonbladet）采访时谈到了近期的第二波疫情：“我认为（公共卫生）行业内的人，（此前）并未在他们面前看到这样一波感染潮。他们只是在讨论不同的感染群体。”
他辩解说：“这并不是说，我们没有准备好应对再次发生的事情，但没有人能预测到它会以如此大的强度暴发......这证明这是一种我们以前不知道的病毒，它的行为方式是许多人意想不到的。”
但勒文也承认政府犯了错误：“我们已经得出了一些关于哪些地方可以做得更好的结论。以老年人护理为例。我们需要在这方面做得更多，我们在下一届预算中会加大力度。”
截至当地时间16日，瑞典国内的新冠总感染病例已超34.1万人，总死亡病例为7667例。进入10月以来，瑞典的日增感染人数一路攀升，从2000例左右一直增加到12月15日的20931例。
瑞典疫情趋势图 数据来源：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美联社援引一家瑞典机构14日发布的报告称，瑞典整个11月的总死亡人数为8088人，创造了自1918年11月来，死亡人数最高的一个月。当年，瑞典因流感大流行，一个月内的死亡人数为16600人。
死亡人数创纪录的背后，是瑞典不断增加的医疗压力。首都斯德哥尔摩及周边地区是受灾最严重的地区，经历了夏季和秋季的平静之后，由于感染率又开始回升，重症监护病房现在已经满员。上周三（9日），斯德哥尔摩地区的重症监护病房入住率已达99%，接近极限。
这也让斯德哥尔摩地区卫生部门负责人比约恩·埃里克森（Bjorn Eriksson）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开向外界求助，呼吁国家派遣专业护士和其他医院工作人员。
15日，埃里克森表示，需要重症监护的病人已远超病房容量，“我们正接近现有病房容量的两倍”。
此外，由于今年繁重的工作，以及相对微薄的工资，瑞典医护人员内出现一股辞职潮。根据瑞典TV4广播公司的一项数据显示，今年在瑞典21个郡中，有13个郡医疗行业的辞职人数较上一年上升，平均每月的辞职人数为500人。而据瑞典国家电视台（SVT）报道，自新冠大流行开始以来，斯德哥尔摩地区约有3600名卫生人员辞职，比去年同期多出约900人。
今年夏天，瑞典政府曾表示，一旦危机结束，将任命一个独立委员会，但迫于压力，提前组建了委员会。15日当天，这一调查委员会也发布报告，批评瑞典的老年护理存在重大结构性缺陷，有关部门在应对流感疫情方面毫无准备，装备不足。瑞典国内，近一半的新冠死亡病例在养老院内。
委员会主席马茨·梅林（Mats Melin）表示，瑞典医疗保健系统结构性缺陷的责任可能会归咎于几个政府部门和组织。“但我们仍然想说，政府统治着这个国家，因此最终的责任在现政府和前政府身上。”。
“商业内幕”网站回顾称，今年早些时候，瑞典首席流行病学家安德斯·泰格内尔（Anders Tegnell）曾表示，选择不实行严格的封锁，将有助于瑞典民众增强免疫力，并降低秋季或冬季病例激增的几率。然而，瑞典此后受到的第二波疫情的影响要比邻国大得多。
彭博社15日发表评论称，瑞典长期以来坚信“最少的预防就是最好的预防”（指群体免疫），很多人对严厉的防疫措施表示不满。在春天，这让疫情在瑞典境内狂奔；到了秋天，也没看见“群体免疫”发挥任何作用。现在被疫情击穿了，瑞典才想到要重新考虑下自己的做法。
美媒表示，那些嘲笑瑞典，并因为自己的防疫措施受到“赞扬”的欧洲国家也不要幸灾乐祸，沾沾自喜。这些欧洲国家现在同样面临着新一轮疫情的冲击，疫情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瑞典不是唯一过度自信的国家。”
面对近几周新病例激增的局面，瑞典政府加强了对公众集会的限制，同时要求高中在本学期剩余时间改用远程教学，但这些都避开了法律限制，只是政府发布的指导建议。目前，瑞典政府正制定一项流行病紧急法律，允许政府关闭商店并限制公共交通的使用，但这条法律要到3月中旬才能生效。
本月，西方传统的圣诞节来临，瑞典又面临另一波防疫压力。对此，斯德哥尔摩地区卫生部门负责人埃里克森向民众呼吁，下班后不要去喝酒，圣诞购物或与家人外的人见面，因为“后果很可怕”，并不值得那么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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