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大饥荒年代外宾商店，如何为工业化筹集资金

　　苏联曾经建立起独立的计划经济体系，在面对经济危机和大饥荒的多重打击时，如何筹集工业化所需的资金？《苏联的外宾商店》为我们讲述了布尔加科夫在《大师和玛格丽特》多次提到的“外宾商店”在危机年代的历史真相…

《苏联的外宾商店：为了工业化所需的黄金》，[俄罗斯]叶列娜·亚历山德罗夫娜·奥金娜著，施海杰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0年8月版

　　传统历史研究认为，苏联曾经建立起一个独立的计划经济体系，高度集中的斯大林模式则是这种体系的底色。在此认知框架内，由对外贸易系统领导的“外宾商店”，似乎扮演着无足轻重的角色。苏联外宾商店，全称为“全苏外宾商品供应联合公司”。作为一个独立的政府贸易单位，它拥有完整的历史档案并保存至今。

　　在此基础上，奥索金娜的新著《苏联的外宾商店：为了工业化所需的黄金》为我们揭示出惊人的事实：1930年到1935年，苏联政府通过所谓“外宾商店”，从国内民众手中收购了大量艺术珍宝，并换取外汇，其总值高达苏联工业进口额的五分之一，甚至超过了苏联日常出口的大宗商品：谷物、木材和石油。外宾商店的巨大财政意义，使所谓的“斯大林模式”受到挑战：市场经济并未在苏联消失，政府成为最大的交易商。

　　由作者的个案研究，我们可以讨论三个问题：首先，苏联体制中的“实用主义”；其次，苏联经济生活中国家与民众的关系；最后，“创汇”对于20世纪社会主义政权的意义。

被低估的“苏维埃实用主义”

　　外宾商店，最早是作为莫斯科贸易公司的办事处出现的，他的服务对象最初仅限于外国游客和外国中转乘客，甚至在苏联长期停留的外国人也不在服务之列。在极端货币垄断的年代，长期定居在苏联的外国人，需要先将手中的外汇统一兑换成苏联外汇卢布之后，再以卢布进行消费。这种方式与外国人直接使用外汇在苏联境内消费相比，使国家更集中统一地控制外汇流通渠道，且官方操纵的汇率对苏联政府更有利。

　　促使外宾商店改革的契机，正是这种极端货币政策，其对于外汇的严格管制阻碍了外宾商店创收。在实际运作中，外宾商店会偷偷收取外国人手中的外汇，甚至对苏联人持有外汇进入外宾商店也暗地默许。最终，这种地下交易倒逼财政部门取消了原有的外汇管制政策。接下来一段时间，外宾商店在各部门的保守态度中逐渐扩大范围；直到1931年底，财政部门正式作出决议，持有外汇的外国人和苏联人都可以在外宾商店购买商品。

　　另外一个重要背景是苏联工业化进程对外汇和黄金储备的消耗，以及全球经济大萧条导致的农产品价格暴跌。苏联在工业化之初选择了相对激进的路线，即通过货币超发大幅增加工业投资，同时积极出口农产品创造外汇来进口工业品。如此一来，货币超发导致了通货膨胀，迫使政府不得不抛售黄金来稳定货币价格。而农产品是苏联出口商品的大宗，经济大萧条导致农产品单价下跌，为了完成出口指标，苏联以量取胜，进一步导致国内粮食供应不足，从而带来严重的饥荒。

　　因此，松绑的外宾商店和苏联时下面临的巨大外汇黄金缺口，共同促成外宾商店主动开发新的赚钱渠道。

外宾商店

　　作者在书中考证，外宾商店允许顾客使用贵金属购买商品的措施，其灵感最初来自于首都第一百货商店的经理库尔良德。表面上，苏联政府继续通过合法的黄金兑换券（亦称“切尔文券”），确定顾客手中贵金属的价值，再兑换成相应的商品价格。但实际上，这种兑换券只是一种形式，本质上则发展成为物物交换——黄金换商品。

　　在黄金外汇紧缺的现实面前，外宾商店仿佛成为苏联阶级斗争政策的法外之地。不论是农民、工人还是资本家、地主，甚至是所谓“社会异己分子”，只要进入外宾商店的橱窗，所有人都是平等的：顾客手中的贵金属，才是商店出售商品的唯一标准。

　　“平等开放”的外宾商店很快收效甚巨，销售额是最好的支撑：仅1932年第一季度的利润就超过了1931年全年。同时，在外宾商店之外，国家依然施行象征社会主义的配给制。但作者认为，这种配体制也不是按照阶级立场划分的，而是依据工业生产的链条确定配给的额度多寡：与工业生产越密切的工种职业，越能得到更优厚的待遇。作者将其概括为“工业实用主义”，即“国家只养活那些被认为有合理价值的人”。

　　书中所举库尔良德的例子，进一步揭示出1930年代初期存在于苏联官僚体制的某种结构性问题：确定外宾商店收取黄金的决策来自于贸易工作者，而这一切工作的目的并不是让外宾商店自肥，而是将利润如数上交国家。作者的研究，颠覆了既往对于斯大林主义反市场思维的刻板印象：外宾商店正在以最市场化的方式运转，而它的背后就是整个国家的最大商人——苏维埃政府。

外宾商店内部

　　计划与市场的张力，同样体现在外宾商店自己制定的“五年计划”上，这是一份逐年下降的指标计划，表明决策者十分清楚，外宾商店在国民经济中的实际角色并非创造财富，而是将人民手中有限的财富转移到国库。另一方面，外宾商店的规模从1932年起开始急剧扩张，由首都莫斯科和少数港口的30家扩展至全国200多座城市1500余家。

　　除了门槛降低，来者平等，新开业外宾商店的选址要素进一步体现了苏维埃政权的实用主义。作者认为，当地居民的“外汇潜力”是选择在此开设外宾商店的最重要因素。此外，外宾商店用以出售的粮油产品，需要稳定的供应，因此，铁路沿线与具备粮仓油库的存储点亦成为考量因素。

　　如何挖掘居民的“外汇潜力”呢？作者的研究表明，所谓的“市场”，无时无刻不笼罩在全能主义之下：苏联政府通过格别乌（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与国家银行获取居民的储蓄情况、贵族商人的富裕程度以及在地外国工人和专家的数量。这些公民信息被纳入监察员的调研报告“密报莫斯科”，从而成为经营外宾商店的决策依据。

　　从外宾商店开设的图景中，我们可以看到市场交易的极端化面貌——甚至苏维埃政权默许“黄金面前人人平等”，但这种“平等交易”却是建立在物资垄断和信息不对称的基础之上，国家完全掌握了民生物品的定价权，居民则以极其离谱的黄金外汇数量“不限量”换取生活必需品。在外宾商店，货币和财富的“回笼”正以最原始的方式演绎着。

正在购买面包的苏联人

外宾商店链条中的公民群像

　　外宾商店的维持和扩张，意味着一个合法大规模的交易市场正在形成，交易双方则是苏联政府和苏联民众。《苏联的外宾商店：为了工业化所需的黄金》的另一条线索，即是这一市场从孕育、成熟再到消亡的短短几年内，苏联的高级官员、情报专家、外交人员、国企经理以及不同阶层的商人、投机者甚至饥饿的民众都“贡献”了一份力量，上段所述库尔良德的例子仅仅是前奏中的一环。

　　首先，作者在书中列举了四位外宾商店的最高领导人，包括三任主席什科里亚尔、斯塔舍夫斯基和利文森，以及一位短暂代理的副主席穆斯特。什科里亚尔是外宾商店的首任主席，他曾经是一位正统的政治工作干部，任内处于外宾商店扩张的前期，并未深度参与外宾商店的核心工作，离任后也幸运地未遭到清洗。第二任主席斯塔舍夫斯基则出身外交系统，并负责对外情报工作，和欧洲商界建立了密切联系，曾经主导苏联的皮货贸易。斯塔舍夫斯基任内是外宾商店发展的高峰期，而在这之后他被派到西班牙内战的战场，策划偷运西班牙国库黄金到莫斯科的“X行动”。最后一任主席利文森，则出身富商资产阶级的犹太家庭，并受过良好教育，甚至曾经加入过与布尔什维克对立的“社会革命党”，但这种异质因素并未影响他受到重用。穆斯特则是外宾商店的副主席，曾经短暂担任过代理主席。他被指控在任内谋取私利，有“腐化”行为，但最终并未受到严惩，甚至还被恢复了党籍。

外宾商店

　　通过这四位领导人的经历，作者认为外宾商店的领导层与不同时期的目标和需要紧密相关；同时，穆斯特“腐化”的故事也凸显出苏联体制另一种结构性问题：穆斯特在外宾商店的挥霍，并非出于对体制的消极反抗，他反而是最大的既得利益群体。在自白信中，穆斯特并不认为自己是出于贪婪，而是认为他们理应比普通人享受到更大的权利。因此，作者认为斯大林时期所谓的经济犯罪，并不能与“反体制”或“消极抵抗”简单挂钩。

　　其次，则是与外宾商店发生密切横向联系的官僚机构——格别乌。格别乌最初是反对外宾商店的部门，因为在他们眼中这会带来政治安全上的威胁。作者分析了两个部门之间的竞争与合作。面对民众的黄金外汇，格别乌负责以暴力方式查抄没收，而外宾商店则是诱导民众通过消费的方式上交。外宾商店有时候会利用格别乌的暴力手段向供应商施压，获取外汇汇款的流向，并打击外宾商店机关中的经济犯罪；而格别乌则会跟踪外宾商店的顾客，之后以暴力没收他们剩余的财富，甚至直接冲进外宾商店没收外汇。格别乌与外宾商店的冲突，显示出这一灰色地带的困境——外宾商店的存在，仅仅是临时性创汇的措施；但格别乌的没收和逮捕，却是国家机器的常态。

　　此外，还有形形色色的顾客。一种顾客来自官僚系统内部，地方干部利用权力不断光顾外宾商店，不用外汇而用苏联卢布消费，甚至无偿拿走货品，造成事实上的贪污。另一种干部，则是拿出自己的外汇换取商品。在外宾商店体系中，还有一种专门为外交人员开办的外宾商店，其他顾客无权进入，这也是最高级的商店。因为外交官总能拿出“货真价实的外汇”。在苏联的外国专家，则是“食品杂货、美食、酒类和皮大衣的主要消费者”。

外宾商店的古董

　　对外国游客而言，他们因为短暂停留，对食物并不敏感，反而是对古董感兴趣。作者专辟篇幅来讨论古董商店这一特殊的存在，向外国人出售古董亦成为苏联政府创汇的手段之一，这造成了诸多文物的流失，同时也正如向民众收取黄金一样，是一种竭泽而渔式的创汇逻辑。

　　而在小城市，大部分外宾商店的顾客则是饥饿的农民，他们用沙皇时期积攒的金币全部换购成食物。农民所在的农村并未受到外宾商店网络的覆盖，因此他们需要跋涉数天前往附近的城镇。作者认为，农民在消费方面是最谨慎的群体，但同时也因为信息不畅而最易受到欺骗。相较而言，市民的购买范围则更加多元，包括百货、食品和日用品；此外，他们还会比较不同商店的价格。还有一些底层民众则是蹲候在外宾商店门口，抢走刚刚抵达或离开顾客手中的贵金属和食物。

苏联合作社

　　最后，外宾商店还催生了投机者和黑市。这些人通过贩运和倒卖，将商品输出到全国各地外宾商店网络覆盖不到的范围，并卖给那些买得起的人。作者认为，投机者制造的交易规模不亚于物资的一次再分配。

　　而在投机者群体中，商店工作人员是重要的一份子。作者指出，以售货员为代表的商店工作人员显示出外宾商店的运转特征。他们由最初的2600人急速扩大到2.2万人，这些人有相当一部分不是党员，但大都受过教育，拥有业务经验。外宾商店工作人员，待遇相对较高，其工资远高于普通工人、教师、医生，甚至管理人员的工资达到了苏联中央政府高官的水平。不过，由于扩张迅速，在外宾商店工作的人也有大批流动性高、待遇较差的“临时工”。

　　通过作者对外宾商店链条中公民群像的剖析，我们可以看到外宾商店的运作离不开国家与民众的某种“合谋”。尽管民众在面对食物短缺的情况下很难有其他选择，但外宾商店仍然展现出一种畸形的交易活力，这将使我们重新理解苏联民众的日常生活史。 

创汇：斯大林模式的体制执念

　　《苏联的外宾商店：为了工业化所需的黄金》还为我们贡献了一些超越性的议题。跳出外宾商店这一个案，我们还可以思考“创汇”对于20世纪社会主义政权的意义。

　　本书的副标题“为了工业化所需的黄金”，揭示出黄金作为重要交易外汇对于工业化的意义。20世纪是工业化的世纪，与经典理论所不同，现实中的社会主义政权往往建立于落后国家。在二次工业革命的背景下，社会生产的效率大幅提高，全球市场也逐渐走向一体化。传统研究往往把苏联等新兴的社会主义政权同欧美国家的经济体系对立起来，但即使新兴的红色政权建立起了独立的意识形态理论，薄弱的工业基础也使其难以脱离世界市场。这是掌握技术设备等工业资源的国家对后发国家的某种转让，外汇则是这种转让过程的载体。事实上，苏联也从未脱离世界市场。在《Red Globalization》一书中，我们看到了苏联持续多年与西方国家的贸易往来，即使是在冷战最严峻的阶段，其参与世界市场的深度与范围都比我们想象的要更广。

　　既然要在世界市场中交易，外汇就成为对外贸易业务中必不可少的资源。作为公认的等价物，黄金是国际交易行为中的重要外汇形式。之后，英美两国在全球贸易体系中的优势地位使其本国货币亦具有跨国交易和结算的地位，这正是新兴社会主义政权所不具备的条件。另一方面，物资匮乏、工业基础薄弱的国家也无法为其货币提供信用保障。因此，无论是苏联还是中国，都曾经为创造外汇付出过巨大的代价。

外宾商店的产品价格手册

　　那么，为什么创造外汇会引发“外宾商店”式的故事乃至悲剧？一方面，在既有的贸易结构中，落后国家处于不利地位。例如，苏联的创汇商品，主要为大宗原材料和粮食。而发达经济体具有对原材料的定价权，同时主导货币结算体系，全球原料市场价格的波动则会极大影响落后国家的外汇收入。另一方面，斯大林模式会放大这种波动对国内经济带来的影响。对出口大宗商品的计划收购往往是掠夺式的，政策的强制性和不透明也会使决策者忽视工业化对民众生计的牺牲。因此，苏联政府可以使外宾商店开业五年内创造三分之一的外汇收入，同样也可以快速使底层民众陷入巨大的生存危机中。

　　此外，斯大林模式的经济效率，会加剧落后国家在国际贸易中的不利处境。外汇商店的案例让我们看到，政府是具有唯一垄断地位的创汇主体，工业化需要的外汇虽然迅速增长，但人民的财富却并未增加，因为民众没有资格与外国人直接做生意。斯大林式的政治经济学十分强调“积累”的意义，在创汇过程中同样如此：国际市场需要什么，政府就组织国营单位生产什么，或者向农民收购什么。如果供应不足，就扩大生产、强化收购。外宾商店也在生产已不足以贡献外汇的情况下，变成了“内销商店”，通过垄断民生物资提高定价，直接获得民众手中的外汇，这也达到了“积累”的天花板。

外宾商店

　　中国在对外贸易中的道路选择，则给予我们另一种启示。计划经济时代，中国同样是创汇需求十分迫切的经济体，在缺乏与西方国家的直接经贸关系条件下，中国曾通过苏联、东欧国家以及香港进行转口贸易。创汇使得中国的外贸部门一度成为各级政府最重要的业务部门之一，外贸部门需要完成组织生产、收购、谈判、议价等各项工作。市场化改革彻底颠覆了原有的创汇模式，民营出口企业的成长使外贸部门及其管理的国营出口企业不断收缩，而中国的贸易规模和出口总额却连年增长。同时，市场化后的出口增长并未带来民众生存危机，中国东南沿海的出口加工产业和民营经济迅速成长，从而带动数亿人的就业和收入。

　　当然，20世纪末的国际经济格局已经不同往日，但对新兴国家外贸模式的比较分析，可以让我们超越以往的意识形态和制度框架。回顾20世纪的苏联史，这座特殊时代的特别商店，或许正是全球贸易与斯大林体制的衔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