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后全球经济增长：困境与挑战

目前，全球经济似乎处于稳步复苏的周期，但复苏的稳定性并不牢固，包括一些较为突出的中长期挑战。拉长周期看，全球经济增长低迷的状况受到疫情重创，疫情前所积累的中长期风险耦合。即使全球经济回归常态，但仍需要面对疫情前“相对衰退”的境况，且无法改变全球经济持续低迷的趋势。

技术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在减弱

从三次工业革命的历史经验来看，科技成为助推全球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驱动力。创新理论的代表——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将创新视作经济发展的根本现象，而经济中周期性波动的根源在于创新。经济学家康德拉季耶夫则将经济周期拉长，描述了从初始衰退、技术创新、经济发展到过度建设、再次衰退的演变过程。

不难发现，从现实来看，新技术的更迭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并不是线性关系，当前科技创新对全球经济增长的影响式微，并衍生出诸多问题，如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的几乎是应用对传统社会分工和劳动关系的重构。新经济与传统经济平衡也受到了更多的外部挑战，如何做好平衡也关系到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一方面，新的技术提升了生产制造效率和数字化水平，节约更多人力，但另一方面，新的技术也对传统行业从业者的职业技能提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某种程度上，技术进步对全球价值链格局的形成起到了固化作用，新兴经济体为此需要支付高额的知识产权、技术转让等费用，由此降低这些中低端产业链国家的收益。

目前全球科技创新生态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一是科技领域的“泡沫化”风险增加，如美国科技企业和互联网企业的“高估值”现象。二是欧美发达经济体公共部门研发投入减少，私营部门研发渐成主导，以实用主义见长的科技创新和技术研发存在“短期行为”，私人企业更注重商业利益和即时满足，削弱了科技创新的社会价值。三是未来全球科技竞争加剧，各主要经济体纷纷制定更为长期的科技创新政策、产业政策，而发达经济体的科技限制和技术出口管制，很有可能造成科技领域的“零和博弈”，制约全球贸易稳定修复。

全球普遍面临的人口老龄化问题

从微观经济学来看，供给与需求是经济运行的基本机理，缺乏需求支撑的宏观经济将难以实现更长期的增长。过去70余年，全球经济得益于“二战后”出现的几波“婴儿潮”，包括美国、欧洲以及中国等国均享受到人口红利，不仅有效补充了劳动力供给，推动制造业迅速和贸易崛起，更带来了强大的消费需求。

进入到20世纪80年代后，发达经济体率先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这引发了一系列问题，包括有效劳动力供给减少、福利保障压力剧增以及储蓄率不断降低，国内生产和投资处于萎缩，福利支出压力剧增。联合国人口基金会（UNFPA）《2021世界人口状况》年度报告显示，全球范围内65岁及以上占该国（或地区）总人口比的平均水平为9.6%。未来全球老龄化引发的“世纪难题”亟待重视。

以日本为例，自上世纪90年代起，日本迅速进入到人口老龄化，65岁以上人口占比已达29%左右（2020年9月数据），与之同步的是，日本经济陷入到长期的“低增长、低通胀、高债务”的结构，日本经济增速从高峰期1990年的4.9%下滑至2020年-4.8%，而通胀率自1990年3.1%降至2019年的0.5%。日本的这种发展模式已经在欧洲等诸多国家开始出现。

欧美等发达经济体的运转已经受到极大制约，如储蓄率较低、消费支出过大，个人信贷和债务风险累积，抵御外部金融危机的能力减弱。而新兴经济体则面临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公共卫生医疗体系改革进展较慢等现实问题。另外，人口老龄化的加速到来也会对当前的产业结构带来更大的冲击，亟待新的产业政策调整。

全球产业链重构与国际贸易失衡

全球经济的发展得益于世界分工体系的逐步完善，全球化为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提供了更强的驱动。一般而言，发达经济体通过掌握知识产权和技术专利占据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的位置，将生产制造环节向新兴经济体进行转移，通过投资设厂、全球布局和分工协作，充分利用资源国、生产国和消费国的各自比较优势。由于全球产业链的结构性问题，发达经济体借助跨国企业攫取了更高额的回报，而资源枯竭、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问题成为新兴经济体可持续发展的新挑战。

近几年，发达经济体内部也产生了“逆全球化”的思潮，科技和投资限制政策较以往明显增多，如美国近期通过的《美国创新与竞争法案》、欧盟制定的《欧洲工业战略》和《民用、防务与空间产业融合行动计划》等，势必会加速全球产业链重构。未来的全球经济增长将受限于科技限制、投资政策风险增加和产业链协作难度增大等问题，不公平的贸易审查、排他性的区域产业联盟也将阻碍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产业链升级。

由于近几年美国等发达经济体的“退群”和单边主义，使得权威的世界贸易组织（WTO）基本处于停摆状态，国际贸易争端解决的通道受阻。全球化的另一个发展趋势在于，区域全球化的格局加快形成，这种双边或多边机制以另一种形式支撑全球化向前推进。但面对如全球气候变化、能源转型、新冠疫情以及国际经济金融危机等棘手问题时，国际社会仍需保持共识和紧密合作。地缘政治“离散”、国际治理的“碎片化”等并不利于全球经济复苏和稳定增长。

债务型经济和宽松货币政策的局限性

21世纪初以来，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速普遍进入下行通道，全球经济GDP同比增速从2000年的4.39%下滑至2019年的2.43%。经历2008年全球经济金融危机、2012年“欧债危机”和2020年新冠疫情危机连续冲击，发达经济体普遍采取财政赤字化、无限量化宽松以及低利率（零利率）政策，力图以债务型经济模式修复经济危机创伤。债务型经济模式促使经济短期内复苏，但脆弱性和副作用逐步显现，包括巨额政府赤字、企业与居民杠杆率攀升。

以本次新冠疫情为例，由于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担忧，发达经济体的居民消费有所收敛，加上局部疫情扩散和病毒变异的影响，经济修复的难度也在加大，某种意义上财政刺激带来的积极效应并不强。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催生了实体经济与资本市场的严重背离，如美国的资产负债表扩张为资本上次注入了大量流动性，并引发了房地产市场的，抑制了投资和消费增长，使得市场主体应对危机的韧劲减弱

资产负债表衰退很难解决的问题。国际金融协会（IIF）数据显示，2020年美联储、欧洲央行、日本央行和英国央行合计通过量化宽松操作向经济系统新投放了7.8万亿美元的货币；截至2021年一季度末，全球债务总额高达289万亿美元，占GDP比重已经超过350%。对于发达经济体而言，通过全球征税和特殊的金融工具可以有效化解短期矛盾，但透支的债务始终需要依赖较稳定的经济增长，这些长期挑战对新兴经济体的复苏带来的阻力更大。

两次危机已经表明，大规模的财政刺激、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只能阶段性解决流动性问题，给企业和住户缓解暂时的财务困境，却在很大程度上透支了未来的增长空间。高度依赖债务驱动和宽松货币政策的模式不仅造成了财政与货币理论“失序”，而且引发全球金融市场和资本市场“流动性陷阱”，加剧金融市场动荡。

概言之，全球经济的中长期挑战并非新冠疫情衍生出的特例，有效破解财政赤字化、资产负债表衰退等问题，既是重要的学术课题，也涉及到全球财政与货币政策实践的价值观。未来，如何化解这些中长期风险和挑战，考验的是正是对全球财政纪律、货币政策价值取向的选择。如果疫后的经济政策如仍然延续过去“救助+刺激”的模式，那么全球经济的复苏很可能是十分短暂的，并且在未来面临新的突发危机时会变得更加脆弱。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