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1月李訥、林豆豆、聶力、陶斯亮(從左至右)深圳羅湖橋頭留影。

　　“文革”中，李訥和林豆豆的境遇自然比較好，而陶斯亮和聶力就很慘。“文革”之後，顛倒過來了。李訥完全成了普通人，林豆豆更慘。“我自己是感慨命運無常。我們生在這樣的家庭，命運都把握不住，有時被拋到天上，有時被拋到地下，何況中國的壹般老百姓。”本文選自中華兒女雜誌官方微信公眾號，作者陶斯亮。

　　壹

　　我是不願翻閱舊相簿的。那永遠逝去了的過去，有著我太多太多的快樂和太多太多的幸福，以至我都不願再去觸動它，就像那些陳年老酒，封存的年月越久，反而越舍不得品嘗了。可是有壹天，也不知是那根筋興奮了，竟將相簿統統抖落出來，在床上攤了個橫七豎八。我打開了其中的壹本，紙皮面的，微微有些泛黃，裏面全是我童年和青少年時代的照片。照片上的那個小女孩是如此的稚氣，那雙清澈透明、無憂無慮的眼睛，似乎總是在憧憬著壹個七彩的夢。“難道這是我麼?我曾經這麼年輕過麼?”我反復莫名其妙地問著自己。就這樣信手翻著，翻著，突然，我的眼光停留在壹幀照片上，就再也移不開了。

　　這是張極普通的黑白照，由於是陰天，整個照片顯得烏塗塗的。照片上的四個姑娘並排而立，背景是荒涼的深圳羅湖橋頭，時間是1961年元月。

　　然而，她們卻使我怦然心動，使我百感交集。壹種從久遠往昔被喚回的迷惘深深攫住了我，以至連現實也變得模模糊糊，不可思議。是的，是的，我很難將照片中的這四個女孩子與今天相聯系。

　　她們是誰?她們的過去是怎樣的?如今她們又在哪裏?好，讓我壹壹來做個介紹吧。

　　最左邊這個，像個土改工作隊女隊員似的，是當時被稱之為“紅色公主”的李訥(毛澤東和江青的女兒);再過來的陜西土妞是林立衡——林豆豆(林彪和葉群的女兒);第三位像知識分子的是聶力(聶榮臻的女兒);頂右邊這個像女子鉆井隊長的便是我。那時候的我們是多麼年輕，多麼健壯，又是多麼的純樸啊!

　　先說聶力吧!她的經歷是很獨特的，她4歲就陪母親坐牢，其後，由於革命戰爭環境的惡劣，她的父母只好將她寄養在老百姓家裏。她就像舊中國成千上萬的農村娃壹樣，在風裏雨裏、餓裏凍裏長大。稍大點又去紗廠當童工，就像夏衍寫的《包身工》那樣，瘦小的身軀負荷著超強度的勞動，倍嘗人世的艱辛，度過了苦難的童年。直到十二、三歲才回到父母的身邊。

　　待我見到她時，她已從蘇聯學成歸來。她畢竟不同於我們這幾個半大不小的中學生，她已經是大人了，懂得把自己收拾得整整齊齊漂漂亮亮的。壹頭柔發很適度地燙了邊，小翻領的深色衣裝更是增添了幾分成熟和穩重，白皙的皮膚和紅潤的面色，使她看上去是那麼的健康和富有朝氣。她待人親切真誠，性格溫厚開朗，什麼時候都是笑吟吟的，很有股子大姐風度，跟她在壹起使人感到松弛舒服，因此我非常喜歡她。

　　她這年在廣州留園與丁衡高結婚，我參加了他們的婚禮。我從未見過這麼隆重又這麼簡單的婚禮。說簡單，是她和丁衡高就那麼平平常常地結了婚，日常的裝束，沒有喜宴也沒有賀禮，唯壹體現喜慶的是壹張大紅紙，不知哪位老帥在上面寫了首賀詩，內容卻忘了，依稀記得詩裏含有丁聶的名字。說隆重麼，也是了不得的!因為有壹半以上的元帥(還有許多的將軍)參加了這場婚禮。聶力的婚禮對我的影響是很大的，從此後我不羨慕婚紗和喜宴，我認為這才是真正擺脫傳統的現代意識，是真正的灑脫!

　　以後我去了上海念書，直到粉碎“四人幫”，再也沒有見過聶力，但是我可以想象到她“文革”期間的境遇。兩年前，有次我與錢老的秘書通電話，她正好在旁，聽說是我，就接過電話聊了會兒，依然是直呼我的小名，依然是熱情而誠摯的，依然頗有大姐風度。

　　前年2月份，我陪媽媽去看聶伯伯，本以為能見到她，卻不想她開會未歸。雖然聶力和丁衡高都已是我軍高級將領了(聶力是我軍五個女少將之壹，以後晉升中將)。但仍尊崇著中國傳統孝道，壹直陪伴在年邁的父母身邊，盡管只住壹間小屋子。聶伯伯雖已90高齡，又染病在身，但仍然穿著壹身綠軍裝，使妳感到這是位至死不會脫下軍裝的老軍人。

　　去年元月我陪媽媽去廣州參加陶鑄塑像揭幕式，聶帥曾給媽媽壹信，信上寫道：現在羊城故友壹壹乘鶴而去，故地重遊，恐地倍加傷感，因此我不敢再作五羊遊!多麼樸素而又飽蘸著感情的語言啊!這次見聶伯伯，他又感傷地說：“廣東我不想去了，主人不在了(指我父親)，客人(老帥們)也不在了，還去幹什麼呢?!”望著衰老的聶伯伯，我不由得悄悄紅了眼睛。

　　是啊，廣州銘記著父輩們的革命情誼，也保留著我們這壹代人的友情啊!聶伯伯請我們吃晚飯，有壹道黴幹菜扣肉，好吃極了!我往饅頭裏使勁塞，直到都不好意思吃了。臨別時，聶伯伯拉著我這個好吃鬼的手說：“下回請妳吃涮羊肉!”

　　聶伯伯啊，但願還有下回，但願下回能見到聶力姐姐!

　　二

　　而我和李訥則同是師大女附中的學生，她高我壹級。我在校園裏常常能碰到她，她非常樸素，總是短發齊耳，身著藍制服，足蹬黑布鞋。那個時候，騎英國鳳頭車，戴瑞士表是很時髦的事情，然而李訥騎的是國產車(好像是飛鴿牌)，戴的是國產表，她總是天馬行空獨往獨來，不像我們這些女孩子，總喜歡三兩成群嘰嘰喳喳的。

　　後來，我們相識了。那是在50年代，有壹年放寒假的時候，我回廣州探家，她也來這裏看望父母。江青見我憨憨傻傻的，壹天到晚無憂無慮，就會咧著嘴笑，於是說：“這孩子性格挺好的。”而李訥太早熟，太憂郁，太拘謹，太敏感，因而江青很願意讓我跟李訥壹塊玩，於是我和李訥成了朋友。

　　李訥只年長我壹歲，那時也不過是初中學生，但是她讀書之多，學識之淵博，思想之深刻，見解之獨特，待人接物之持重，則完全不像她那個年齡的女孩子。在她面前，我不由得將自己減去10歲，我感到自己是那樣的孤陋寡聞和幼稚淺薄。我經常瞪大眼睛聽她講各種各樣的書裏的故事。從她那兒，我第壹次知道了《聖經》不僅可以讀，而且是很有趣的壹本書。

　　記得有次，她談起《父與子》，說她最喜歡的人就是巴紮洛夫，我趕快找來此書讀，方知巴紮洛夫是個虛無主義者，當時我怎麼也弄不明白，毛澤東教育出來的孩子，怎麼會喜歡壹個虛無主義者?又記得，有次李訥帶著幾分憂郁又帶著幾分茫然對我說：“我將來不是成為最好的人，就是成為最壞的人!”這話更是讓我迷迷瞪瞪，在那樣壹個清明盛世，當然要做最好的人啦，難道還存在著別的可能嗎!李訥這些話，給我留下了無法磨滅的印象。

　　李訥告訴我，父親給她和李敏起的名字，是“敏於行而訥於言”的意思。她確是訥於言的，由於家庭的特殊，她不得不事事註意影響，處處嚴格要求自己，總是提防著人們的指指點點和說三道四。紅墻的阻隔，使她不能與同齡人交往，因而又註定了她是寂寞的，孤獨的。過分的謹慎和壓抑，久而久之，使她變得愈發孤僻，郁郁寡歡，容易緊張甚至怕見生人。表面上，她從不把自己當作父母的小寶貝，相反的，她總是用壹種與她不相稱的親昵，稱江青為“小媽媽”，而我自然是“小亮亮”羅!恐怕還有其他壹些人，也享受了這種加“小”的待遇。但是我感到她內心深處還是極需疼愛的。

　　我相信她壹度患了青春期抑郁癥，那是由於渴望能得到父母更多的關懷和疼愛，卻又不能得到滿足而委屈和傷感造成的。有次，我們翻閱畫報，看到壹個女郎的特寫，她有著壹雙美不可言壹汪清水般的大眼睛，李訥久久凝視，神往地贊嘆：“多麼純潔!多麼美麗啊!”不知為什麼，30多年來，很多重大的事情都忘卻了，然而這個細節，這件粉末點大的事兒，卻使難以忘懷，為什麼呢?噢，也許是因為在那壹瞬間，我窺視到了李訥內心對美的向往吧!但是在日常生活中，看得出她是在拼命壓抑自己的天性，甚至到了殘酷的地步。

　　那個時候我們女孩子，正是不知怎麼“臭美”才好。我是最不會打扮自己的，可有時會壹口氣紮上四個蝴蝶結，紅橙黃綠地頂了壹腦門。每次李訥見我，總要笑嘻嘻地說上壹句“好漂亮啊”(其實很難看)。可是她自己，從來不穿花衣服，不穿裙子，不梳辮子，不允許自己渾身上下有任何壹點色彩和美麗。

　　有壹年在北戴河，我去看望李訥，她帶我去見她父親。毛澤東望望我的花裙子，對李訥說：“妳看亮亮穿得多漂亮，妳為什麼不也穿花壹點呢?”但是李訥始終不肯脫下她的藍制服，壹輩子將自己裹在灰暗之中。也就是這次，李訥指著墻上並列掛著的列寧和毛澤東的像，對我說：“列寧壹看就非常精明，而爸爸壹看就很有海量。”這是我第壹次體會到她對父親的崇拜。但同時又有點小小的疑惑——形容毛主席的詞匯多了去了，為什麼李訥獨獨選用了這麼個詞匯呢?

　　後來，我們各自上了不同的高中和大學，起先還通壹段時間的信，她的字寫得熟練娟秀，令我自慚形穢，因為我爸老說我的字像“鬼畫符”，沒人能看懂。至於內容麼，則記不清了，無非是些小大人般的問候鼓勵罷了，可惜這些信“文革”中都丟失了。

　　1966年夏，“文革”已經開始，我從上海來到北京，第壹次上李訥的小窩拜訪。她的住所與毛澤東的宅院壹墻相隔，是座樸素的小院，她只占用壹間屋子。壹進門，先看到的是壹排排的書架，奇怪的是這些書架的擺法並不像壹般家庭壹樣靠墻而立，而是像圖書館藏書室那樣占據了房間的大半個空間，只是在壹個小角落裏放著壹張小木床，以及桌椅等幾樣簡單的家俱。什麼沙發，什麼地毯，什麼衣櫃穿衣鏡，什麼裝飾擺設……統統沒有。她在中南海大食堂搭夥，父母不召喚，她不過去吃飯，有時趕不上開飯就啃燒餅泡方便面。我還是在她那兒，第壹次見到方便面這種新型食品的呢。生活過得如此清苦，使我感到意外，也有點同情。我想到我們家，每當開飯的時候，老老小小圍壹大桌子，連阿姨也在壹起，有多麼的熱鬧啊!我想到在我們家裏，我可以跟父母撒嬌、擡杠，甚至吵架;可以放肆大哭或大笑;吃得太撐了可以躺在沙發上哇哇叫;夏天可以光腳丫滿處跑，睡午覺時也不洗腳，找張報紙往床上那麼壹墊……啊，我是多麼自由自在啊!我深深地感到自己比李訥幸福，幸福得多!“當毛澤東的女兒太苦了!”我徒生感慨。

　　分別時，李訥送了壹只長毛絨玩具小狗給我，還是外國貨呢!那時這可是稀罕玩藝，我自然是珍愛有加。

　　我又壹次見到李訥是在1966年國慶節的晚上，在天安門城樓上觀看焰火時。那時她已是《解放軍報》聯絡員了。她依然是熱情的，拉著我的手說：“走，去看看爸爸去!”我們走進休息室，見毛澤東正坐在壹張大皮沙發裏吸煙，他身穿綠軍裝，頭頂壹顆紅星，領展兩面紅旗，十分的威武。我興奮得心嘣嘣跳，緊張得透不過氣來，站在那兒訥訥地說：“毛伯伯，您還認識我麼?”毛澤東微笑著，用濃重的湖南口音說：“亮亮麼，陶鑄的女兒”(他將“鑄”念成“巨”)。頓時我騰雲駕霧，飄飄然不知所以了。

　　後來，毛澤東走下天安門城樓，來到金水橋邊，席地而坐，緩緩地抽著煙，微笑著望著對面廣場上如癡如醉的百萬民眾歡樂的場面。李訥也拉著我隨人流下來了，我倆站在離毛澤東僅50米的地方，清清楚楚地目睹了這壹著名的歷史鏡頭。“妳看爸爸，神采奕奕的，多健康!多精神!我們該有多幸福啊!”李訥緊緊挽著我的手臂，興奮地說。在五彩繽紛焰火的照耀下，我突然發現李訥壹反往日的拘謹和憂郁，她雙目放出我從未見過的光彩，面孔因激動而容光煥發，發自內心的喜悅使她變得美麗起來。我壹方面受感染而越加歡呼雀躍，另壹方面又暗暗有點驚訝：“女兒對父親也能崇拜到這般地步嗎?不是說親人眼裏無偉人嗎?”

　　我最後壹次見李訥，卻是在壹個十分尷尬的場合。那是在1967年9月份，中南海分片批鬥“劉、鄧、陶”，我站在喧囂的人群後面，眼睜睜看著自己的父母受盡淩辱，卻壹點辦法也沒有，真是心都要碎了。就在這時，偏偏在這時，我突然看見了她!她站在人群中，漠然地看著這壹切，儼然是來“視察”的樣子。不是不久前還親熱地叫“陶鑄叔叔”嗎?這壹切是怎麼啦?我受到了極大的刺激，回去後，淚流滿面地找出了那只長毛絨小狗，傷心地將它扔到地上……

　　我跟李訥的壹段友誼，就這麼隨著小狗的落地而中斷了。但是這許多年來，我卻壹直在有意無意地關註著她，我總能斷斷續續、時淺時深地聽到壹些關於她的情況。令我有點驚嘆的是，她的命運，正是她悲劇性格的延伸。

　　是的，她的壹生是悲劇性的，她幾乎從來沒有離開過這條既定的人生軌跡。難道她真正飛黃騰達過嗎?尊貴顯赫過嗎?我懷疑，即使有也是稍縱即逝的。不錯，她當過幾天北京市委書記，但很快就下了幹校。接踵而來的是婚姻挫折，疾病折磨，父親的去世，母親的倒臺，政治上的失意……她幾乎從中國消失了，被人遺忘了，直到最近幾年，才又開始傳出若幹信息，我知道她又結了婚，愛人老王是位離休老幹部，愛好書法和國畫，這倒是與李訥頗相投的。李訥病愈後分配到中辦秘書局工作，但基本上在家裏休息。去年看到壹份雜誌上刊出李訥照片，可比以前胖多了，依然是樸素得讓人無法容忍。

　　李訥並沒有像她當初斷言的那樣，她既沒有成為最好的人，也沒有成為最壞的人，也沒有去當什麼“巴紮洛夫”，而是成了壹個像絕大多數中國人壹樣的人，屬於那種憑工資過日子的人，既要為油鹽柴米房租水電而操心，又要為孩子上學看病坐車而犯難，甚至冬天也要像老百姓壹樣貯存幾百斤大白菜。去年她壹家三口分配的180斤大白菜，是自己用平板三輪車拉回來的。每當毛澤東的誕辰和逝世紀念日，她也跟普通老百姓壹樣，排在長長的隊列中，靜靜地等候進紀念堂去見父親壹面，然後隨著隊伍出來，消失在那些匆匆忙忙去擠公共汽車的人流中……當我聽到這些情況時，不知為什麼，心裏酸酸的。講給友人聽，有的感嘆同情，有的則說：這有什麼!挺好，就應該這樣!不管怎麼說，我仍要為李訥的回歸而慶幸，做壹名普通人(實為正常人)，難道不是李訥當年所向往的嗎?難道不是她那偉大的父親所期望於她的嗎?比起當年的“紅色公主”來，我覺得今天的李訥更值得我尊敬。

　　三

　　再說林豆豆。我第壹次見她大概是1953年，在廣州石碑子弟小學。那時她也就八、九歲吧，她和她弟弟，兩人都是濃眉大眼，壹望便知是誰的孩子。小時候的豆豆既沒有壹般小女孩的活潑，也沒有壹般小女孩的扭捏，而總是靜靜地用兩只黑黑的大眼睛看著妳，壹副認真專註的神態。不知為什麼，我對第壹次見到的豆豆的形象至今記憶猶新。大概是由於她那小巧精致的模樣兒，使我覺得，啊，真是壹粒小豆豆!以後也斷斷續續見過她幾次，但她總不愛說話，老是緊緊抿著小嘴而大睜著黑眼睛，我感到這位小姑娘真是又清高，又矜持，又嬌氣，加上大了她幾歲，也就更不介意這個壹號首長(在東北時林彪是壹號首長)家裏的小金豆了。以後，依稀聽說她壹度也患了青春期憂郁癥，同她的媽媽鬧別扭，懷疑自己不是葉群生的。再後來，她成了大名鼎鼎的林立衡，而我則成了“黑幫子女”，我們之間有若天淵之別，自然更談不上任何聯系了。

　　直到有壹天，1981年的冬天，那晚北風呼嘯，大雪紛飛，街上早早就絕了人跡。突然門鈴響起，“像這樣的天氣，又這麼晚了，誰會來呢?”我好生詫異。只見進來的是壹男壹女，兩人全穿著臃腫的軍大衣，戴著大皮帽，足蹬大頭鞋，像是從北大荒來的，又像是復員大兵。那女人揭開皮帽，天吶!竟然是豆豆!然而當年那個嬌弱憂郁的豆豆已不昨存在，在我面前端坐著的是壹位文弱樸素的，沈穩謙和的，既便訴說自己的苦難，臉上也掛著平靜微笑的中年婦女。

　　她告訴我，“九壹三”以後，她被審查關押了幾年，直到1975年才在毛主席的親自過問下解除監護，分配到河南鄭州壹家工廠任科級幹部。不知為什麼她竟然沒有檔案(據說轉丟了)，因此她的壹切都是不明不白不清不楚的，她的政治結論是什麼?不明確;她的轉業手續是哪兒辦的?不明確;有事向誰反映?不明確……由於沒有檔案，也就沒有以往的壹切憑據，因此她上不了戶口，拿不到任何居民票證，也領不上工作證，調級增加工資更是輪不上她了。她成了壹名“黑人”，被遺忘在那間小屋裏了。

　　然而另壹些人，壹些無聊之輩，卻不斷來騷擾她。每天都有幾個討厭鬼來窺視她，有的幹脆破門而入，只為看看林彪女兒是什麼樣。另外還有壹些舞文弄墨的，也千方百計想從她嘴裏掏點秘聞什麼的。“他們就像看動物園裏的動物壹樣。”豆豆苦笑著說。然而我感到悲慘極了，中國人的好奇心怎麼這樣殘忍!“我覺得實在很難過下去了，每天沒有壹點安寧，所以我來北京上訪，接待站壹聽說是我，都不敢理，說我的事他們管不了。東碰西撞的，連碗熱水都沒有喝上，這麼冷的天，這麼晚了，上哪兒去呢?想想還是上妳這兒來了。”

　　但是豆豆，還有她那位忠誠的丈夫，只是在我家歇了歇，暖和了暖和，喝了點茶水，就冒著嚴寒走了，消失在風雪交加的黑夜之中。

　　壹晃又是幾年過去了，這是開放改革成交最顯著的幾年，幾乎人人的生活都提高了，不少人還暴富發了橫財，然而豆豆的工資壹直只有70元(丈夫張清林是90元)，由於長期生病住院，這點錢也主要用於醫病了。他們住在工棚改的小屋裏，土圪塔地面，破破爛爛，冬天更是奇冷無比。他們買不起家俱，用木板和紙箱放置東西，最奢侈的物品是壹架小的黑白電視機。而最糟糕的是她的房間依傍在農藥廠廢水排泄溝旁，有毒的化工廢料對她的身體損害很大，她患了“過敏性結腸炎”，每天腹瀉不止，長期不愈。這樣的身體狀況，這樣的經濟狀況，40多歲的人了，不敢要孩子，也不能生孩子。這些是壹位去鄭州看望過豆豆的同誌講給我聽的。他說：“豆豆都變形了。”

　　1988年，中組部要豆豆回京治病，並安置在中組部招待所住下。去年又聽說她正式分配到社科院工作，豆豆的新生活開始了。我深信，在經歷了這壹切的磨礪之後，她會變得成熟，永遠告別了往昔那位嬌弱的林豆豆。她如今叫路漫。

　　至於我本人，這30年來經歷了“紅”與“黑”的變化，弄得“不紅不黑”或者說“又黑又紅”。在當了20年醫生後，又突然改了行，棄醫從政!而全部理論住所就是“樹挪死，人挪活”!可如今，我也搞不清楚我究竟挪“活”了沒有?不管怎樣，敝帚自珍吧!

　　凝視著照片上的我們，每個人眉眼都是舒展開來的，但是仔細端詳，又會發現，在我們那個年輕的臉龐上，都已清清晰晰地投影上了各自父親的特征了，是不是那個時候就已經註定了日後每個人的命運了呢?然而命運，命運究竟是什麼?是詩人的無病呻吟，預言家的占蔔，心理學家的測算，還是老太太們的迷信?命運是物質的嗎?它存在於遺傳密碼中嗎?它是生物信息的某種功能嗎?命運是與生俱來不可更改的嗎?是空靈神秘無法把握的嗎?……啊，什麼時候我能真正透徹搞清楚，命運究竟是什麼?規律究竟又是什麼呢?在社會學的範疇中應該如何理解“基因”的作用呢?

　　聶力、李訥、豆豆，人生聚散無常，有生之年，我們還有機會再合壹次影嗎?

　　附錄：原文作者及《中華兒女》雜誌編輯談《我和聶力、李訥、林豆豆》

　　陶斯亮：

　　我當時寫那篇文章是有感而發。1989年之後，我的命運有壹個大的跌宕。偶然翻出壹張照片，1961年我和聶力、李訥、林豆豆四個女孩子的合影。拍那張照片的時候，我爸爸還在中南局工作，只是個小地方官，我怎麼能稱得上是“紅色公主”呢?!

　　寫那篇文章，我主要是客觀地說說我們四個人的命運。說李訥，我的意思是，雖然她貴為“紅色公主”，但是她吃的、穿的都很普通，像個街道大媽似的，過得連個普通人也不如，把她的身份和實際狀況做個對比，那篇文章最早的標題是《高幹子弟乎?》，後來改了。

　　“文革”中，李訥和林豆豆的境遇自然比較好，而我和聶力就很慘。“文革”之後，顛倒過來了。李訥完全成了普通人，林豆豆更慘。

　　我自己是感慨命運無常。我們生在這樣的家庭，命運都把握不住，有時被拋到天上，有時被拋到地下，何況中國的壹般老百姓。

　　寫這篇文章，我是想告訴大家，我們這些人的命運和中國大眾的命運是壹樣，有起有落。

　　但是從此把我稱做“紅色公主”，到處泛濫，這造成了大眾對高幹子女的壹種誤讀。現在，我要“利用”妳，為我“平反”!

　　編輯袁海

　　1990年10月左右，《中華兒女》的創刊編委陶斯亮寄來壹篇稿子，題目為《高幹子弟乎》，那是壹篇手寫稿，壹看就知道是“亮亮姐”壹氣呵成的。亮亮姐還附了壹封信，說這篇稿子轉了幾個地方，大家都說不錯，但都認為風險太大，沒人能發。

　　我壹下被文中描述的共和國四位“公主”不同的命運所吸引了，並為她們大起大落、悲喜交替的人生沈浮而感慨萬端。文中的四位女性，壹是毛澤東與江青的愛女，壹是林彪和葉群的千金，壹是“中國最大保皇派”、中央政治局常委陶鑄與老革命家曾誌的掌上明珠，壹位是共和國開國元帥聶榮臻的獨苗，都可以稱作共和國的“紅色公主”。

　　然而，這四位年齡相差無幾、兒時都非常活潑可愛的“公主”，由於父母的不同政治際遇和政治作為，卻導致她們的命運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

　　李訥，可謂共和國的“第壹公主”，“文革”中以“蕭力”之名入主《解放軍報》，後來曾任北京市革委會副主任。“文革”後期因生病停止了工作，住進醫院。待到能夠重新關註社會時，中國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父親毛澤東主席逝世了，母親江青倒臺了，“文化大革命”結束了。李訥面對的是壹個與過去全然不同的政治環境與社會，從共和國“第壹公主”的位置成為共和國的普通公民、中央辦公廳調研室資料室的普通幹部。她住在北京西單附近的壹個胡同裏，像胡同裏的大媽們壹樣，用三輪車拉冬貯的大白菜，挎著籃子與小販討價還價，過著北京平民的生活。

　　林豆豆，“法定接班人”林彪的女兒，學名林立衡，“文革”中《空軍報》。九壹三事件前，向黨中央報告了父親林彪與母親葉群、弟弟林立果準備外逃的動向，為黨和人民立了大功。可是，後來不知為何卻與丈夫壹起被安排在河南的壹個工廠，住在壹個盛過化肥的倉庫裏。“撥亂反正”之後，才回到北京，進了中國社會科學院，化名“路漫”。

　　聶力，共和國開國元帥聶榮臻的獨生女，時任國防科工委副主任，可能是由於德高望重的聶榮臻元帥沈浮幅度稍小，加之聶力本人壹直在部隊工作，是四位“公主”中命運之途最為平坦的壹個。

　　陶斯亮，是“文革”中曾壹度為中共黨內排名第四的中央政治局常委陶鑄與井岡山時期的女革命家曾誌之獨女，“文革”期間在部隊當軍醫。父親陶鑄由於歷史上曾與林彪壹起在解放東北時共事，兩家之間有交往。陶鑄性格耿直，嫉惡如仇。本來，毛澤東將陶鑄調到中央工作，是想加強黨內“造反勢力”--因陶鑄在延安整風期間與劉少奇有點過節。沒想到，“心底無私”的陶鑄到了北京後竟壹屁股坐到了“保守派”周恩來等黨內老革命家的板凳上。“造反領袖”悔恨交加，欲置之死地而後快;毛澤東態度忽明忽暗，但最後還是下了搬到陶鑄的決心，於是，“中國最大的保皇派”的帽子壹扣，陶鑄便從中國政治舞臺上消失了。最後，身患絕癥的前中央政治局常委離開中南海，“疏散”到安徽，不久，含冤去世。妻子曾誌和女兒陶斯亮則天各壹方，過起了顛沛流離的生活。

　　粉碎“四人幫”後，鄧小平、胡耀邦沖破重重阻力，為陶鑄平反昭雪，陶斯亮寫出了壹篇《壹封終於發出去的信》，全國所有報紙紛紛以頭條轉載，讀者無不熱淚潸然。從此，陶斯亮以其別具壹格的寫作風格走上中國文壇，成為不可多得的“紅色女作家”，進而被特邀為全國青年聯合會常委，後來，脫下軍裝進入政壇，當上中央統戰部知識分子局的局長。

　　亮亮姐寄來《高幹子弟乎》這篇誰都不便發的稿子，我卻認為《中華兒女》能發。原因，原先認為不能發的緣由主要是林豆豆，雖然早先的中央文件說“關鍵時刻林立衡為粉碎林彪反黨集團立了大功”，但是這個立了大功的人卻在很多時間銷聲匿跡，什麼原因，無人知曉。

　　而文中的另壹個主人公李訥，父親是偉大領袖，母親卻是罪魁禍首。當時的李訥，只是中辦調研室資料室的工作人員，從不出頭露面。

　　那個時候，盡管“文革”已結束很多年，但人們的內心仍然籠罩著政治災難的陰影。雖說我們黨和國家並沒有新聞審查制度，是通過在新聞出版機構的中共黨員和黨的幹部根據黨的方針政策來把關。但是，害怕擔當責任，只將上級的指示精神往下傳達，而不努力地發現、發掘“前所未有”的文章在當時的新聞出版界也是壹個並不罕見的現象。身在此環境中的我，也是凡夫俗子，也深知“安全是人生第壹要則”這樣的普通常識。

　　但是，我有壹個毛病，容不得好文章被廢棄，見到好題材就眼紅心動。將亮亮姐的稿子讀了兩遍，我就下決心，壹定把這稿子發出來。於是，就埋頭編輯，把標題定為《我和聶力、李訥、林豆豆》。

　　爾後，交給我的各位領導“看看”，而不是“審閱”。看過之後，大家都說好。這就更增加了我的信心。於是，我對領導說：“這篇文章，倘若出了問題，妳們就說都沒有看，是我擅自作主發出的，妳們可以盡管批評，嚴肅處理。我，豁出去了。”

　　這種“風蕭蕭兮，易水寒”的味道，今天的年輕人會覺得好笑，但當時，我卻是真的做了從此告別崗位的準備。

　　1991年1月，《我和聶力、李納、林豆豆》壹文壹出，《中華兒女》洛陽紙貴，壹印再印，文摘報刊更是蜂擁而上，很多人為四位“公主”的不同命運熱淚沾襟，導演謝晉還產生了拍攝壹部名為《紅色公主》的電影的沖動。各界讀者對亮亮姐這篇文章贊譽有加，壹位中央領導還親自給她打電話祝賀。這時候的我，庸人自擾的心情才得以解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