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英联合声明"40周年:"生于1984"港人身份认同

主权移交前夕（1997年6月30日，有市民手持最后一任港督彭定康的相片及“我会记得你，彭定康先生”字句的标语）。

1997年6月30日香港主权移交的那个晚上，当年13岁的郑先生边吃着宵夜，边看着电视上的直播。当最后一任港督彭定康告别其官邸那一刻，年少的他隐约感到那是一件重要的大事。

但他说，当时的感受并不深刻，只是懵懂中知道“（香港）一个时代的转变。”

今年刚满40岁，目前从事学术研究的郑先生说，后来长大才意识到，早在自己出世那一年，也就是英国和中国签订《中英联合声明》的那一年，香港和众多香港人的命运已“被决定”。

然而像郑先生一样，数百万香港人过去四十年没有停止过对身份认同的自我拷问和对自我归宿的追寻。我是谁？我的根基在哪里？注定要伴随很多人的一生。

今年12月是《中英联合声明》签署四十周年。这是一份中、英两国在北京就香港前途所签订的协议文件，确定中国政府会于1997年7月1日起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双方同意，香港实施“一国两制”、“港人治港”；北京承诺，作为特别行政区，香港享有高度自治，社会、经济制度和生活方式50年不变。

可是50年还未过半，中国外交部2017年首次将《联合声明》解读为一份“不具现实意义的历史文件。”类似的论调在2019年因修订《逃犯条例》引发的反修例示威抗议、2020年实施《港区国安法》、以及今年三月份推动通过的本地国安条例“23条”时反复出现。中国当局藉此驳斥英国干涉“作为中国内政”的香港事务，而英国则坚持认为，《声明》作为国际条约至今仍然有效，并认为中国处于持续不遵守《中英联合声明》的状态。

无论如何，刚过去的四、五年，香港人的命运再一次被改变。



1997年6月30日，中英两国的交接仪式。

主权移交之后，郑先生记得当时在学校里面开始要学习普通话，慢慢开始感受到一个身份转变的历程，“会慢慢接受自己和中国是有关系的，是一个中国人。”

升国旗、唱国歌、认识《基本法》，“参加国情团回大陆参观”是那个年头郑先生仍然有印象的事。他认为那是一个学习成为一个中国人的历程。对于这些变化，当时的他并没有太多的感受，直到长大之后，会开始质疑身份建构的过程。

作为“80后”一代，郑先生认为作为香港人的有趣之处，是在身份的意识上，能够处于一个模糊地带。

但2011年到海外留学之后，多年在外的流动经验让他对于自身的身份又多了一些不同的理解。“之后去到加拿大，就会想瞭解加拿大是如何成为一个国家的状态，”他说。更多的海外经历让他逐渐了解到身份并非一个固有、永有、处于永恒的状态，“如果某程度我开始抗拒中国人的身份，但又不是完全为反而反的话，那要如何说服我自己去成为一个中国人？”

学术界普遍有个共识，香港人的身份觉醒可追溯回上世纪70年代，在寻找自我与本土身份认同的过程里面，每代人的经验也起着不同的作用。

过往香港中文大学传播与民意调查中心会就香港人身份与国家认同进行民意调查，2014年的时候，在80后受访者组别中，有高达82.6%以香港人身份为优先，远高于其他年龄组别。

这项民意调查自1996年开始进行，调查显示，2014年时认为自己是纯粹“中国人”的身份为历史新低的8.8%，远少于1997年历史高点时的32.1%。而自有这项调查以来，“香港人，但都是中国人”的选项一直都是较多人的选择。

2014年9 月，香港爆发“雨伞运动”，当时香港的民主派支持者为了争取普选的民主制度，揭开了为期79天的“占领中环运动”。



2024年7月1日，庆祝香港回归人士举起多幅中国国旗及香港特区区旗。

同是生于1984年的许先生认为，主权移交这一回事在他出生的时候已经成为定局，于是在成长的过程中，也只能选择坦然接受，“从来没有对回归反感，因为这是不变的事实，你是不能改变的。”

许先生告诉BBC中文，在长大之后，对于当年签订的《声明》有多了一点理解，“有一个最大的想法，就是50年不变，那50年之后会怎样呢？”他说，自己并没有太过意识到之后会经历怎样的转变。

但三年前，曾经从事新闻摄影的他透过BNO签证计划——即“英国国民（海外）签证”计划——与家人移民到英国，自那时起，他才进一步去思考关于身份的问题。

“我想我会觉得自己是一个混血儿的身份。”许先生指，因为他是在英国殖民管治下的香港出生，并且在那段时期生活了13年，然后是回到中国之后的香港，在那生活了20多年。



许先生

在去到英国之前，许先生只是单纯地理解自己是一个香港人，“但来到之后，因为将来会成为一个有英籍的人，那就会去思考这个问题。”他认为自己的成长过程中，无论是英殖还是主权移交之后的中国管治，都是无法抹去的部分，成为了他思索自我的背景，现在，若果有人问他来自哪里，他除了会回答自己来自香港之外，也会再补上一句：“是1997年前出生的香港人。”

1997年主权移交前夕，由于担心并不明朗的前途，不少香港人选择移民离开香港，据香港保安局的数据，在1985至1997年间，香港共有57.6万人移居外地，但亦有不少人后来回流。而2020年广受争议的《港区国安法》实施前后，香港再次迎来另一波移民潮。据香港入境处的“出入境旅客流量统计数字”，2020年至2023年间，香港净离港的人数亦高达53万。

同样与《联合声明》同龄的方小姐说她身边也有不少认识的人已经离开香港，但她目前未有离开的打算，仍想留下投身于不同的本地艺术计划及社区工作当中。

从事艺术工作的她记得，第一次听到《联合声明》大概是在中学时期的历史课堂上，“但我印象也是模糊的，纯粹是知道有件事情发生在我出生的那一年。”



方小姐

1997年香港主移权交，是在她升读中学的时候。近日在接受BBC中文访问时，方小姐坦言成长过程中并没有留意太多时事及政治相关的事情，但是那时新闻铺天盖地报导有关主权移交的消息，她或多或少也有着这样的认知：香港要回归中国。

“那时候也有一点点的情绪，我也不知道（情绪）是怎样来的，”不太了解当时的情绪，自言那时并不热爱也不太熟悉历史的她，脑海里有着这样的念头和困惑：“不是很明白回归是怎样一回事，为什么现在要由一个国家交给另一个国家？不明白为什么一开始就要由这个国家给那个国家，会觉得当香港是什么？”

大学时期，一些大学老师在课堂上面播放及讲解与“六四事件”相关的历史，她还记得，当时在课堂上观看的有关北京当局血腥镇压和平示威学生的纪录片《天安门》，这些都在她心里慢慢埋下了一些改变的种子，“一进入大学，整个世界都很不同。”

另一方面，在她就读大学的时候，正是“保卫天星码头”运动发展的时候。2006年，香港政府为了配合中区填海工程，于12月拆卸建于1958年的中环天星码头及钟楼，当时有多名文化历史保育人士到现场，抗议清拆及试图抵抗政府的清拆行动。

得悉其就读的大学有其他学生也在现场，“其实那一刻是触动到我，好像不只是我一个人蠢蠢欲动，身边相近的人原来也有行动。”



保卫天星码头运动（2006年12月12日，一群抗议清拆中环天星码头的保育人士在现场举起“立即停手”的横额）。

她回忆道，被触动后的自己，最终忍不住到了天星码头的现场，修读视觉艺术的她当时做了一件小小的艺术作品，以抒发自己的情绪。“因为不知道要如何，然后又觉得要做些事。”

从此她开始关注跟身份有关的诘问，“那个时候会想多了究竟identity（身份）是甚么？是那时候开始说本土。”

方小姐说， 一直以来，她都在寻找及选择一个自己合适的位置，“我觉得现在都是的，我都是在选择一个自己能力做到、合适的位置，就继续在那里尽力。”

此外，本身正在进行的社区工作，也是其中一个让她想留下来的原因。她希望能继续于香港尝试多一点的可能性，“走了就不是做这些，走了就......那个社区对我来说好像没什么意思，当然可以重新建立，但好像不是这样的（那么回事儿）。”

同样选择留下来的还有何思凡（化名）。

何思凡说，感觉生于1984年的自己在长大的过程里好像一直活在限期之中。

“小时候会说1997，长大就说2047，但去到那个限期代表什么？是不是突然天翻地覆地改变？也未必是。”在1997年前，他有种感觉是香港人在等待和试探，到了“50年不变”承诺的2047年之前的这一段时间，“又会说现在还没2047就已经有2047年的感觉。”

一直以来，香港社会都有着对于2047年的想像及讨论，尤其是在2010年后一连串的社会运动及政治改变发生之后，“50年不变”会否走样、“一国两制”能否维持，也是不少人的疑问。



1982年9月24日，邓小平（左）及戴卓尔夫人（右）在北京就香港前途问题谈判。

何思凡目前仍然留在香港，他是这样理解现在的状态，“如果是普通的平民百姓，你可以真的screen out（屏蔽）所有这些东西，而你的生活是没有影响的，你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生活模式，而这种自由是不会愿意舍弃的。”

对于改变，何思凡并非没有感觉，但认为若果想要留在这一座城市，也要去接受目前的现状，“你可以说我务实，会有一种无奈感存在，但你都要生活的，要去务实地去接受这件事，这几年香港人讲得最多的就是‘尽做’（尽量做），尽做是一个态度，你都会去做的，不会因为预视到事情会变得愈来愈差而不去做。”

“最差的状态是，香港直接变了做大陆？但你也会去问自己，然后呢？”何思凡说。

已经离开香港多年的郑先生说， 自己在2019年之后再也没有回香港。

从外地看着香港这些年间的变化，他说他有着一种过客的心态，“当然是觉得伤心的。”

然而相对于政治制度的变化，他感到更难接受的是一种多元价值的消逝，“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他回忆说， 2003年的7月1日，数十万香港市民因担心自由空间被缩窄而上街抗议《基本法》“23条”立法，此后多年民间都会举办“七一游行”以表达诉求及对当局的不满。

郑先生也初次体会到身处历史事件中的感受，“在现场才会感受到那种冲击。”他记得那时是跟朋友一起上街游行，身穿黑色衣服、喊口号的那些场景，“会觉得很震撼，”对于年少的他来说是一种政治上的启蒙。

他说，1982年9月24日时任英国首相戴卓尔夫人（撒切尔夫人）步出北京人民大会堂门前，不慎跌倒的那一幕，彷似是在预示之后这40年来香港的命运，“而那是我们成年的过程，一个人开始在社会上去寻找自己的身份和位置。”

回看当年的《中英联合声明》，郑先生表示，重要的可能不是1984年，也不是1997年这些历史上的重要关点，而是如何透过历史去理解当下的香港，“我觉得比较重要的一点是近年我们重新去看《联合声明》这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