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大学教授： 共产党的统治合法性正被削弱中

哈佛大学社会学荣誉退休教授怀默霆（Martin Whyte）与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中国经济与制度研究中心联合主任罗斯高（Scott Rozelle ）等人合作，探究中国人民在经历新冠疫情、房地产危机和青年高失业率等问题下，对未来是否仍和上世纪初期一样那么乐观。 https://t.co/GUNsnom5AC

— 自由亚洲电台 (@RFA_Chinese) January 3, 2025

哈佛大学社会学荣誉退休教授怀默霆（Martin Whyte）与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中国经济与制度研究中心联合主任罗斯高（Scott Rozelle ）等人合作，探究中国人民在经历新冠疫情、房地产危机和青年高失业率等问题下，对未来是否仍和上世纪初期一样那么乐观。

该研究将2023年的民调与2004 年、2009 年和 2014 年结果进行比较发现，态度发生显著转变，2023 年的受访者，越来越多地将贫穷与富裕，归因于机会不平等结构性因素，而不是个人能力或努力程度的差异。尽管这种趋势并未直接威胁政治稳定，但它表明，中国领导人在动员公民应对未来挑战时，可能会面临更多的怀疑和批评声音。

记者：习近平呼吁中国人做好过苦日子的准备。你认为中国人会接受并继续这样下去吗？

怀默霆：不会的。我认为人们想要政府做更多，而不是仅仅告诉他们要吃苦、努力工作，以及不要大惊小怪。

记者：您认为，无论社会情绪悲观与否，都不会影响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吗？

怀默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削弱，但这还不足以导致其被推翻。

过去普遍认为，党和国家在管理社会方面做得很好、很成功，且中国人民从中受益。但现在，我认为，如果有新的运动或政策，人们更可能持怀疑甚至批评的态度。

习近平提出的一些想法，比如找办法让女性多生孩子，显然在中国引起嘲讽。尤其是年轻人和女性认为相当荒谬，觉得习近平完全脱离现实。他究竟在想什么？中国社会的现状并不支持生育三个孩子的情况。

因此，我认为合法性并不是非有即无的，而是有高有低。

我认为，习近平的领导现在合法性较低，是因为中国在新冠疫情结束时处置不当，导致人们遭遇残酷的经历，以及房地产业危机等其他因素。多年来，房地产业似乎是提升家庭收入的主要动力，但结果却激励地方政府和开发商建造远超过实际需求的住房。随着人口缩减……党和国家的能力何在，允许这种情况发生？

再以习近平之前的中国高等教育政策为例，江泽民时期，中国决定大幅进行高校扩招。这并不是市场驱动，而是由党推动的。官员们认为，未来需要更多高素质的人才，因此迅速扩大招生规模。但现在的问题之一是，中国大学毕业生数量过多，包括来自1998年后快速建立、质量却不高的三、四流大学。因此，许多年轻人拥有大学学历，却难以找到工作。

因此，青年失业问题很大程度源于这样一个现实：许多年轻人原以为能够找到高薪且富有生产力的工作，但现在却面临诸多困难。

记者：通过观察习近平的所作所为和其對蘇聯的研究成果，您认为他是否对共产党的合法性作出了错误的假设？

怀默霆：我无法深入习近平的大脑，探究他的动机。但我一直觉得，尤其是习近平，以及一些早期领导人如江泽民对法轮功的反应，总是害怕失去控制。在我看来，这种偏执在习近平上台时并没有必要。

换句话说，我认为人们当时相当包容、积极，并愿意创新和投资，与苏联的情况截然不同。苏联在最后几年经历了相当大幅度的经济和政治停滞。但在中国，尽管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国家仍在往前迈进，越来越多的人接受教育，越来越多中国游客出国旅行。

2013年，我最后一次从哈佛大学学术休假，非常幸运地在意大利佛罗伦萨度过这段时光。

我记得我不断遇到中国游客。我妻子也会说中文，我们和坐在旁边餐桌上的一些年轻中国人聊了起来。他们来自上海，在警局工作。我的妻子对那些价格高达几千美元的意大利皮包不感兴趣，但中国游客却排队购买这些奢侈品。

因此，我认为习近平本应更加自信。

很明显，我不是习近平的支持者。我认为他为了加强控制和强调安全所做的许多事情，最终将适得其反。认为可以通过打压、收紧控制、让人们陷入政治麻烦、以及恐吓知识分子等方式，而不损害社会进步的能力，这在我看来是非常有问题的。

自2019年夏天以来，我还没有去过中国。上一次是在新冠疫情前，我参加一场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北京举办的会议。当时一位年轻女性被指派陪同我，我提到了一些最近在《经济学人》杂志上发表的文章，她说：“我希望我能读到那些。”

显然，中国人非常聪明。许多人使用VPN来绕过防火墙，获取大量信息。尽管如此，认为可以试图完全控制人们的思想和行动，而不损害中国与其他社会竞争以及持续进步的能力，这在我看来是非常有问题的。

记者：我们是否可以将中国现在的状况与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的苏联进行比较，当时蘇聯经济陷入停滞，人们变得非常悲观？

怀默霆：我认为这说法有些牵强。我认为人们的确更加悲观，但中国经济仍有许多比旧苏联更具活力的领域。

苏联的经济非常依赖国家计划，官僚体系僵化。相比之下，中国有更活跃的私营部门，并且在全球经济中的参与度更高。因此，我不认为两者相近。不过，一个普遍的问题是，中国经济当中最具活力的部分仍然主要在私营部门和外资部门。

习近平希望调整这种平衡，或声称支持私营部门，鼓励外资等。然而，他明显更为重视与国家相关的产业。因此，我认为中国的经济状况并没有像苏联那样严峻和停滞不前。

不过，我认为如果习近平不那么偏执、不专注于控制，也不那么害怕中国走上苏联的道路而分崩离析，那将会更好。

记者：在其他社会，当执政政权表现如此无能时，人们会抗议、推翻政权或通过选举进行淘汰。正如您所说，您认为这不会真的结束中共的统治。那么这种势头将走向何方？是什么让您认为这种情况不会发生？

怀默霆：偶尔有传闻说人们对习近平及其一些举措感到不满。但习近平非常擅长将自己置于中心，防止竞争关系的出现。

我认为从底层发起抗议以威胁系统的可能性不大，但我也可能误判。 1989年，我就没有预见到那些抗议活动有多接近动摇党的控制。

所以，谁知道呢？现在的情况与1989年非常不同，习近平在建立安全系统和控制结构方面投入了更多精力。我很难想象会有来自底层的变化能够改变现有的体制。

记者：研究的民调显示，尽管人们不再那么乐观，对未来感到悲观的人数比例却没那么低。这是为什么呢？

怀默霆：很多中国人，因为许多条件得到改善，所以对（党）仍然存有些许感激之情，并对未来有些乐观。

在这些调查中，我们会给出一个陈述，并询问受访者“强烈同意”、“同意”、“中立”、“不同意”还是“强烈不同意”。 （例如我们问）基于当前的国内形势，像你这样的人仍然有很大的机会提高生活水平。你如何看待这一陈述？在2014年，62.1%的人同意或强烈同意这一陈述。到2023年，只有28%的人强烈同意。那么，有多少人不同意或强烈不同意呢？在2014年，只有18%的人不同意这一陈述，而这比例（在2023年）稍微上升到21%。所以，现在27.7%的人同意仍然有很多机会，但21.3%的人不同意。

因此，情况并没像多数人想得那样完全转向消极。

还有其他非常相似的陈述。 （例如）：在我们国家，努力总是会得到回报。 2014年，62.3%的人同意这一观点，而这个比例下降到28.3%。不同意的人数则从16.4%上升到31.3%。在这种情况下，不认为辛勤工作总是会得到回报的人的比例，比赞同的稍微多一些。

因此，悲观情绪有所增加，但并不是说80%的中国公民完全悲观和消极。

我早期调查的结果当中，一个显着的特点是，乐观程度和认为当前不平等的现象相对合理，让人们取得成功的感觉，这远高于其他国家。

然而，现在发生的情况是，中国的乐观情绪有所减弱。但是，如果你问美国人，他们认为五年后自己的家庭状况会更好吗？我不知道答案会是什么，但或许仍然不如中国，2023年调查中只有47%的人表示乐观。

因此，中国不再像我早期调查的那样对当前不平等现象有极高的乐观和接受度，这与2000年代初人们的担忧相牴触。那时人们担心中国人会对社会不公感到越来越愤怒，实则多数中国人对生活显着改善感到相当欣慰和乐观。

王丰今年出版的新书《中国繁荣简史》，详细记录了饮食、服装、住房、教育、出国旅行等方面的变化；总结了相较于毛泽东时代末期，人民生活中令人难以置信的改善。

数十年来不断提升的繁荣增强了中国共产党基于业绩的合法性。我的感觉是，尽管党非常乐于把此成就归功于自己，但我认为，主要原因在于他们放下了干预，让中国人民的才华和雄心得以展现，从而摆脱前一个国家社会主义体制的束缚。尽管如此，这仍然意味着大多数人至少会对党给予一定的肯定，因为是党允许甚至鼓励这一切的发生。

记者：您的研究提到，经济放缓改变中国人对不平等的看法。与此同时，中国人民的社会自由也在减少。还有其他因素可能导致“社会火山型”的抗议爆发吗？

怀默霆：根据我们的调查，我们并不预测社会动荡。这可能是因为习近平在加强有效控制的安全系统方面非常成功。

我在2019年最后一次访问中国时，走在街上感到非常压抑。我只去了北京，，没有去其他地方，但我经常看到穿着卡其色制服的人进行安全巡逻，还有一些穿蓝色警服和黑色保安服的人……。这一切让我感觉非常压抑和高度控制。

在北京的一些主要十字路口，设有天桥以免交通阻塞。安保人员携带枪支站在这些天桥上，我不太明白他们是要确保人们不从上往下扔石头到车辆上还是什么的。我不知道他们要干什么，但这一切让我感到有些压抑。

我猜想中国仍然有很多抗议活动，人们抱怨工资、污染和其他许多问题。但至于推翻党的那种“社会火山型”抗议？我并不认为会发生。

尽管如此，我们还没有讨论中国的其他问题，那些使得中国越来越难恢复高经济增长的问题。

其中一个当然是人口快速老龄化。中国最近承诺提高退休年龄，但进展缓慢且幅度很小，因为这一措施非常不受欢迎—从原本60岁领取养老金，现在却要等到63岁。法国、俄罗斯等国家也曾尝试这样做，结果引发大规模抗议。

尽管如此，在中国，你会听到一些观点，比如中国将发展银发经济，以及会有越来越多新创公司满足日益增长的老年人口需求。虽然这说法有一定道理，但整体上仍然是失衡的。

又或者，过去十多年，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年轻人一直在减少。因此，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人数越来越少，退休人数却在不断增加，需要养老金、医疗保健和社会服务支持。所有这些都需要大量资源，而这些资源又无法用于投资新技术、改善年轻人的教育等方面。

因此，中国面临着所有这些严重的挑战。如果人们对未来感到悲观，并且认为社会运作不够公平，那么他们对政府要做的事情的接受度就会降低。我认为，这种接受度是中国改革大部分时期的特征，但近年却越来越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