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英案重审二审，她们在新闻直播间举牌寻亲

在这场全国瞩目的庭审现场外，寻亲父母们汇聚于此，比起关注余华英案的结果，他们还有个更重要的目的——在媒体记者的新闻直播间举牌，期盼自己的寻亲信息被传播得更广更远。

12月19日，在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周围，涌动着一抹流动的“红”。上百名被拐孩子的父母举着红色寻亲牌，在此或踱步、或驻足。

夏学平就是其中一员，她身着一件印有儿子李正宽幼年照片的白色T恤，手举一块红底寻亲牌，牌上用黄、白、黑三种颜色的字体记录了李正宽的个人情况和失踪信息。

这天上午，余华英拐卖儿童案（以下简称余华英案）在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重审二审开庭。在这场全国瞩目的庭审现场外，寻亲父母们汇聚于此，比起关注余华英案的结果，他们还有个更重要的目的——在媒体记者的新闻直播间举牌，期盼自己的寻亲信息被传播得更广更远。



2024年12月19日，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外，聚集着众多举牌寻亲的父母。

01 举牌寻亲的母亲们

12月19日早上九时许，夏学平的丈夫开了半小时面包车，把她送到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门前。此时，那里已围了不少和她一样前来寻亲的人。

另一位举牌寻亲的妈妈肖英妹，是前一晚从老家毕节市织金县赶到贵阳的。19日早晨5点多，她便和姐姐坐地铁出发了，7点3分，法院外湿冷的空气逼得她直打颤。

夏学平并不认识在场的其他寻亲者，但相同的经历使得大家总有话可讲。父母们眼眶湿湿的，斥责人贩子罪行，互诉对孩子的牵挂。夏学平心痛又心酸，“我们聊自家孩子丢了多少年，为什么别人能找回来，我们运气那么差，还没有找到。”

夏学平夫妻俩都是安顺人，在贵阳市南明区甲秀新村（甲秀楼）经营着一间杂货店。1998年7月31日上午10点左右，4岁的儿子李正宽在店门口丢失。

孩子失踪后，她走街串巷地发传单、贴寻人启事，带着材料参加贵州省内外的寻亲会和认亲会。最近两三年，她从别的寻亲者那里学到可以在直播间举牌寻亲的法子。

几天前，夏学平刷到杨妞花发的抖音视频，得知余华英案又将开庭的消息，“要赶紧去散发（寻亲）信息。”

在法院外围，一些前来报道的媒体记者将话筒和摄像头对准了举牌寻亲者，一位一位地访问。夏学平不识字，她不知道来的都是哪些媒体，也不懂何为新闻直播间，但她可以确定的是，记者的镜头能让别人看到自己，“我就想上（镜头）那儿去散发信息，早一点儿找到丢失26年的儿子。”

务农为生的肖英妹也不识字，她分不清哪些是志愿者，哪些是媒体记者，看到镜头了，她就走过去，举起寻亲牌。

这是肖英妹第一次到法院外的新闻直播间举牌寻亲。受限于经济条件和文化水平，她的寻子脚步没有踏出过贵州，但贵州各地的寻亲会，她去过不下十次，跟着当地寻亲志愿者团队，辗转遵义、兴义、凯里……

12月19日，她拿着那块“寻儿王涛龙26年”的牌子，哪个镜头前的人多，她就凑过去，排队接受采访，一直到中午12点多才离场。



肖英妹的寻亲牌。

据肖英妹观察，当天起码有一百人到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门口举牌寻亲，有人站在记者身边，还有人自己打开手机直播。

夏学平徘徊了6个小时，她安安静静地举着牌子，有时盯着说话的记者和受访者，有时呆呆地望望别处。下午2点多，随着人群渐渐分散和离开，夏学平发现了一位正在独自直播的男记者，她走到那位男记者身后，获得了十来分钟的“独家曝光”机会。

02 26年寻子路

夏学平的表达能力有些吃力，但聊起儿子丢失前的情形，她总能准确流畅地叙述。

1998年7月31日那天，她外出，当天上午10点左右，丈夫对4岁的儿子李正宽说：“小宽，你看着门店，我去拿个东西就来。”短短几分钟后，儿子就找不见了。

夏学平和丈夫立马报警，得知情况的亲戚、朋友、邻居全都帮忙找孩子，几十号人几乎把村里和车站的边边角角都找遍了，依旧没发现李正宽的踪迹。

夏学平曾告诉过儿子不要跟陌生人离开，但孩子还是丢了，在寻亲的过程中，她听说“人贩子会开着中巴车，直接把小孩抱上车就走，有的父母买水果时转个身就看不到孩子了”。



夏学平的寻子信息。

同样是1998年，彼时，肖英妹一家住在贵阳市花溪中曹司尖山村。当年5月7日上午，5岁的王涛龙和三位小伙伴去中曹司桥下玩耍，到中午11点左右，小伙伴们陆续回家，却迟迟不见王涛龙的身影。一位小伙伴曾提及，是他家的亲戚杨某接走了王涛龙。

肖英妹说，警方调查后表示没有证据证明是杨某拐走了孩子，后来杨某搬走，儿子至今杳无音信。

王涛龙是家里的第三个孩子，上有两个姐姐，下有一个妹妹。26年来，全家都在寻找王涛龙，然而，除了到公安机关采血，跟着志愿者或其他寻亲者参加贵州省内的认亲会，这个农村家庭再没有别的办法。后来，肖英妹在晚辈们的帮助下开通了抖音账号，发布寻子信息。

李正宽丢失后，夏学平生下一对龙凤胎，但她从未放弃过寻找李正宽。她常常接到别的寻亲父母打来的电话，“要不要去散发信息？”二十多年来，他们去过福建、广东、湖南等地寻找孩子。

李正宽的弟弟和妹妹为了支持母亲寻子，也会在网上发布消息，而夏学平本人只能靠着一双腿，“走到哪里算哪里，拿着个牌子到处走，有时候走到巷子里会发一点儿传单，巴不得孩子看到了能回忆起来，联系我们。”她总隐隐感觉，就快找到李正宽了，现实却是始终没找到。

有一回，夏学平接到一名年轻男子来电，对方表示是通过新闻直播间的举牌信息找来的，但核对了出生年月后，才发现他并不是李正宽，夏学平失落之余，提醒对方赶紧去做信息采集，希望他能早日找到自己的亲生父母。

每当看到别家寻亲成功，夏学平都会选择独自在家的夜晚，大哭一场。做生意忙的时候，她会短暂忘记儿子被拐走这件事，可一旦停下来，李正宽又从她心里蹦出来。她害怕家里人担心自己，很少外露对李正宽的思念，“我难过一下，慢慢就压下去了。”



王涛龙（左）幼时与姐姐的合影。

03 “晓得他还活着就知足了”

“我不太好意思跟人家争。”通常，夏学平会走到人少的镜头前举起寻亲牌。以前举牌的时候，她总忍不住流眼泪，如今时间久了，她慢慢也就习惯追着镜头跑。但余华英案重审二审开庭前一晚，她还是哭了，“我一想到这个事情就伤心，人贩子太坏了。”

如果李正宽没有被拐，夏学平和丈夫不会再生育。生下龙凤胎后，家里的经济压力增大，与此同时，四处寻找李正宽的头几年，生意被搁置，夫妻俩不得不借了几万块维持生活运转和支撑寻子开销。

“有时候脑袋会空白。”夏学平说，她已经不能生气了，否则身体会不舒服。

王涛龙被拐后，肖英妹形容自己天天以泪洗面。三年前，肖英妹丈夫因寻子无果，被确诊为精神分裂症，虽然有医务人员定期上门给他开药和打针，但他无法再踏上寻子之途。

得知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对余华英维持死刑判决，夏学平有点儿激动，“这是应有的惩罚，我恨不得踢（人贩子）几脚，人贩子让我们的家庭破碎，我们不知道孩子在外面好不好。”

29年前，余华英把5岁的杨妞花从贵州拐走，卖到河北邯郸。两年前，寻亲成功的杨妞花报了案，余华英落网。

据新华社报道，经审理查明，上诉人余华英于1993年至2003年期间分别伙同龚显良、王加文为谋取非法利益，长期在贵州省、重庆市、云南省等地流窜作案，物色儿童进行拐卖，得手后将被拐儿童带至河北省邯郸市，通过他人介绍，寻找收买人进行买卖，以此获利，其间，共拐卖儿童17名。

2024年10月25日，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该案进行重审一审公开宣判，认定被告人余华英犯拐卖儿童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宣判后，余华英及部分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不服，提出上诉。

12月19日，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公开开庭审理余华英拐卖儿童上诉案，并于当日宣判。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对余华英的死刑裁定依法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该案重审二审开庭前一天，杨妞花的代理律师王文广通过抖音发布了一条短视频，画面里，杨妞花被媒体记者和仍在苦苦寻亲的举牌父母们围住，采访过程中，她把身旁的寻亲牌推到镜头前。王文广写道：杨妞花用自己的热度帮助寻亲家长扩散被拐孩子的信息，愿天下无拐不再遥远。

寻亲父母们期盼着通过余华英案的巨大影响和广泛关注，找到自己的孩子。庭审期间，肖英妹和其他人一起喊着“杨妞花加油”，为其鼓劲，也给自己打气。

夏学平说，她会一直怀着找到李正宽的希望，到新闻直播间举牌寻亲，期待李正宽看到的那一天。“他回不回来都没关系，回来肯定最好，不回来也不勉强，有困难我们就帮助一点儿，活得好我们也放心一些，我们只要知道他还在，就可以了。”

在和新京报记者的交谈中，肖英妹有时候会感叹“找不到了”，而后又坚定地说，“还会继续找下去。”她多次表达，寻找儿子不是为了给自己养老送终，“晓得他还活着就知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