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深化改革”仍有突破空间

　　习近平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举起“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旗，与以往“改革”更多与经济领域联系在一起不同，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启的“全深改”时代。“全面深化改革”这一关键词，落点虽仍在“改革”、重点却在“深化”，但前提在“全面”。因此，有中国媒体将2014年命名为“变革之年”。近日更是还有海外媒体以四大理由证明习近平是一位严肃认真的改革者，称习近平已下决心找到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经过一年多的了解，外界已经不再怀疑习近平的改革诚意和决心，而四大小组的设立带来的权力结构变化，让习近平逐渐具备了设计、实施全面深化改革方案的能力和可能。

　　然而，一己之力毕竟有限，正如人们担忧王岐山之后谁来扛旗反腐，习近平之后谁来继续“中国梦”亦是疑问。虽然现在谈这一问题可能为时尚早，但谁又能保证8年后的中共二十大时不会发生变化。因此，如何能让“全面深化改革”成为拥有8,000万党员的中共，乃至全体中国国民的集体意志，并进而成为制度规范尤为关键。中国的未来显然不能完全寄望于“明君政治”，而是应该建立在科学规范、行之有效的制度基础之上。用一句曾广为流行的话来说：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当然，历史经验表明，不能排除出现的反复的可能性。

　　改革、变革与革命

　　探讨中共当下正在进行的“全面深化改革”，显然有必要明白“改革”的概念。改革，是指各种包括政治、社会、文化、经济、宗教等方面改良革新，是统治者对既定制度所进行的调整，是对现存制度加以改良，使之尽量适应不断变化的时代。社会的发展一般是在改革中实现的，改革亦可以在社会的各个领域内单独进行。与改良不同的是，改良没有制度创新，只是修补旧制度，而改革需要制度创新。通常一个改革是否能成功会影响一个国家的命运，若成功可让该国走向稳定局势，若失败可能遭致内乱或冲突。

　　与改革概念相近且常被人们有心或无意地混淆的还有变革和革命。变革是社会的转型，居于改革和革命之间，《礼记?大传》有言：“立权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号，异器械，别衣服，此其所得与民变革者也。”变革是社会各个领域同步改革，但社会的基本形态不需要改变。从这一概念来说，以强力之势开启“习时代”的习近平，在中共是八届三中全会的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是变革的婉转说法。

　　三者之中最为激烈的革命则是社会的摧毁和重建，中共就是通过革命夺取政权，最终成为中国的执政党。一个以革命起家，并长期垄断革命解释权的政党，显然不愿意有人来革自己的命，之前对于从中东开始的“茉莉花革命”的警惕和重视就是最直接的例证。纵观习近平上台以来一系列动作，他所想要的显然不是“伤筋动骨”的革命，也不是“不痛不痒”的改革，而是一条完全创新的路子，这就是以“全面深化改革”为题的变革。这条路从习近平上任之初已初露端倪。一方面排除极左与极右势力的干扰，左右开弓的同时，牢牢掌握改革与变革的主动权，确保中共的执政地位；另一方面坚决、彻底地清除党内的腐败分子，试图使中共重新赢得大多数民众的信任与支持。唐宋八大家之曾巩有云：变革因循，号令必信，使海内观听，莫不震动，群下遵职惟恐在后，可谓有能行之效。（《自福州召判太常寺上殿札子》）。

　　“全面深化改革”需要成为8,000万党员的共识

　　在西方企业管理中有一个变革管理（change management）的概念，他们认为，只要与常规（routine）不同，就是change，翻成中文“变革”，它不仅是改变，还有革命（revolution）的意味。变革管理，内容包括管理程序变革、组织结构变革和策略变革。而这与治理一个国家异曲同工——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可以看作是管理程序变革；而将全面深化体制改革领导小组、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中央军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领导小组四大机构的设立，称为组织结构变革亦不为过；之于策略变革，全面深化改革的概念就是鲜明的策略变革。

　　一个成熟、稳定的社会需要不断改革，及时变革和避免革命。而之于社会主义中国，只有不断推进改革，及时化解社会矛盾，才能避免剧烈的社会大动荡，承载人民的幸福。需要认清的是：中国需要的是“全面深化”的改革，需要的是当前社会制度下深刻变革。经济的高速发展，一方面使中国居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位置，但另一方面，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的不断拉大，官僚的贪污腐败层出不穷等，都成为影响中国社会稳定的不确定因素。如果执政者的管治能力持续恶化，或者出现大的政策失误，谁也不敢保证革命就一定不会发生，即使全国性的革命不会发生，也不能排除在局部地区或者较大范围发生比较激烈的社会动荡。

　　日前，一篇复旦大学中国发展模式研究中心主任张维为，于9月初在北京召开的一次研讨会上，所作的《决定改革命运的三种力量》的发言广泛流传。张维为将决定一个国家改革命运划分为政治、社会与资本等三种力量，在他看来，美国因为资本力量过大，欧洲因为社会力量过大，使改革均不成功，而中国“相对中性、强势的政治力量，即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改革比较成功的原因。”且不说起观点是否正确，但中国历来“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传统，政府长期在整个社会发展中居于主导地位。在此背景下，执政中国的中共大有可为。

　　“70年历史怪圈”待破

　　1949年以后，在中国的实际政治世界中，最高权力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更进一步说，在其常委。在毛泽东时代，毛拥有较高权威。后毛泽东时代，最高领导人的权威呈现出逐渐削弱的趋势：邓小平拥有较高权威，但相比于毛泽东，已有所下降，因而有“八老治国”之结构。站在前台的胡耀邦、赵紫阳等人的权力，就更小了。江泽民前期，在老人笼罩下，后期权威有所提升。而这一点，也就造就了胡锦涛时代的政治格局。

　　2012年7月初，中共十八大之前，清华大学胡鞍钢教授将当时的领导机制概括为“集体总统制”：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由九名成员组成，分别代表党、国家和军队等八大领导机构，分工合作与协调合力。胡鞍钢将此视为中国的成功经验。只是，这绝不是中国政治体制的优势，英国《金融时报》认为，胡鞍钢所描述的九总统制既不是集体审议决策的委员会制度，也不是分权制衡体制的共和制度，而是派系政治衍生的权力分割制度。所谓“九龙治水”，各管一摊，每个人近乎全权地处理自己分管领域的事务，他人不得插手，甚至最高领导人也难以插手。这种权力高度碎片化，导致胡温时代在所有重大问题上，几乎无所作为。

　　中共十八大后，习近平全面从胡锦涛手中接过权杖，直接面对的就是深层次的制度变革。从习近平在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改革60条”中可以看出，习近平有这样的认知。中国智囊认为，习近平领导的改革，绝非瞻前顾后的保守改革，绝非局部领域的“小修小补”，而是“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敢于向积存多年的顽瘴痼疾开刀”。然而，怎么变革？20世纪80年代的赵紫阳和胡耀邦，出师未捷身先死；过去10年的胡温，并非没有改革的意愿，但被碎片化的权力结构所约束，而无所作为。殷鉴不远，有观点认为，习近平在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方案时，就用心构造了主导、推动改革的权力结构，由此而有4个小组（委员会）的成立：

　　全面深化体制改革领导小组组长习近平，总理李克强、政治局常委刘云山和张高丽担任副组长。这个小组实际上是一个超级内阁。

　　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习近平，总理李克强、全国人大为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任副主席。这个委员会掌管与国家安全相关的一切事务，其权力覆盖全部强力部门。

　　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组长习近平，总理李克强、主管宣传的政治局常委刘云山任副组长。网络和信息化渗透在所有领域，这个小组的权威无所不在，尤其是覆盖全部媒体和新兴产业。

　　中央军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领导小组组长习近平，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范长龙任副组长，中央军委副主席许其亮任常务副组长。这个小组全面主导国防和军队改革，直接掌控“枪杆子”。

　　人们不得不承认，这些小组，现在是中国实际政治运作中的最高权力机构，也即政治决策机构。习近平担任其组长或主席，而其他人担任其副手，这就从结构上确认了习近平的最高政治权威。在政治局常委结构中，习近平只是常委。从过去10年的政治习惯来看，对于具体事务，未必能拥有多大权力。而通过这些小组，习近平对国家几乎所有领域的重大事务，都拥有了毋庸置疑的最高决策权。换言之，这些小组的成立，标志着习近平的权威大幅度提升，所谓的“集体总统制”不复存在，习近平拥有对国家所有重大事务最高决策权，其他人都只是习进行政治决策的助手，党、政各个常设部门则是这些决策的执行机构。

　　这样的权力结构，让习近平逐渐具备了设计、实施全面改革方案的可能和能力。可以期待，到2020年，习近平领导的全面深化改革方案若顺利实施，必将为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带来质的飞跃。然而，一己之力毕竟有限，正如人们担忧王岐山之后谁来扛旗反腐，习近平之后谁来继续民族复兴的“中国梦”亦是疑问。虽然现在谈这一问题可能为时尚早，但谁又敢保证8年后的中共二十大后不会发生变化。因此，如何能让“全面深化改革”成为拥有8,000万党员的中共，乃至全体中国国民的集体意志，并进而成为制度尤为关键。中国人偏爱“英明领导”，从上到下，一纸命令，交代改革。这就是所谓的自上而下，在中共来讲就是“顶层设计”，但光有顶层设计没有扎实的社会基础和制度支撑显然难以筑起高楼大厦。中国的未来显然不能完全寄望于“明君政治”，而是应该建立在科学规范、行之有效的制度基础之上。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将主题讨论依法治国，期望真正实现依法治国、依宪治国——任何人不能拥有超越法律的特权，体现了法律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这里的任何人当然也应该包括中共领导人。

　　西方国家流传的“专制国家70年大限” 理论认为，现代文明社会的极权或者集权国家（西方定义的非民主国家），几乎都逃不出“70年大限”的理论——不管因为什么原因，不管70年里曾经创造多少辉煌，几乎都会在70年左右轰然解体、彻底崩溃。中国正好属于西方政客与学者界定的这类国家，而到2020年中共两代领导人权力交接之时，中共建政正好达到70周年。历史的重担落到了习近平这代领导人的肩上，中国能否走出周期律？中共能否打破“70年的历史怪圈”？中国能否迎来下一个繁荣富强、和谐稳定的30年？这正是当下中国领导人不得不面对、思考和解决的难题。邓小平说，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习近平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也是一场革命，显然需要在物质文明、制度规范和意识形态等领域全面突破。　　(季北群 撰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