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含之用了死囚聂树斌的肾？官媒回应

章含之资料图

　　可以说，人们对“高官”的窥探欲和长期以来死囚器官使用的不透明，共同助长了阴谋论的飞速传播。而只有政治生活的去神秘化和死囚器官使用的彻底禁绝，才能根除此类流言传播的动力。

　　“有网友披露：当年石家庄法院发现该案有疑点，主张疑罪从轻，判死缓。但是在为当年患尿毒症的外交部高官章含之寻找肾源的过程中发现聂的肾脏与章匹配，为了救章某的命，经高层下令，立即执行。这也是真凶王书金落网已经十几年，该案仍然不能改正的原因所在。”

　　这事如果是真的，那真是恐怖至极，但仔细想想就知道这种风言风语是不足为信的。这么严重的指控，却基本没有细节，只有大而化之的“高层下令”云云。唯一靠谱一点的证据就是聂树斌被执行死刑的时间（1995年）与章含之第一次换肾的时间接近，但目前也有比较可信的说法称，章含之第一次换肾应该是在1996年。

　　有人在微博上向章含之的女儿洪晃求证真假，却忘了依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应该由指控者拿出事实证据，而非让被指控者自证清白。

　　但许多人在传播这一“惊天内幕”时，是倾向于不看证据直接采信的，所谓“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信了”。原因何在？

　　一阴谋论总爱找“高官”

　　阴谋论是伴随政治生活出现的必然现象。小道消息永远比官方通告生命力顽强。而阴谋论的核心特征就是骇人听闻、缺乏证据而又难以证伪。

　　比如“章含之移植了聂树斌的肾”这篇网帖，为了证明这个说法，还拿出更吓人的说法：

　　“其实，一旦匹配，不杀也杀的案例很多，香港高官、海外‘爱国’华侨、国内高官和子女，如果需要器官，通常做法是到监狱验血匹配，一旦匹配上，有的轻罪也会判死刑。这已经是公开的秘密。”

　　说法夸张而又无一实据，但你没有办法轻易证伪。你让他拿出证据，他会说这种事情怎么会有证据，你只能无言以对。

　　但阴谋论的发生也有规律可循，那就是越不透明的地方，越容易滋生阴谋论。比如当今世界，没有一个地方比朝鲜拥有更多阴谋论了。

　　而在中国，长期以来，高层政治人物的日常生活都秘不示人，所以关于他们的段子、传说、小道消息最多，也最离奇。而娱乐明星虽然受更多的人关注，但围绕他们传来传去的总不过“分久必合合久必分”那套，这要归功于明星的主动曝光和狗仔队。所以，这次关于章含之的“揭秘”就格外突出她是“外交部高官”，而罔顾她文革一结束就离开外交部并被隔离审查的事实。如果说是“失势的外交部前高官拿走了聂树斌的肾”，这帖子还能有多少人信？

　　二死囚器官使用中的不透明

　　有些人不相信章含之拿了聂树斌的肾，但相信过去几十年死囚器官使用中一定存在黑幕。他们问，即使没有章含之，那么有没有李含之、王含之？

　　这个问题就更难以回答了。也就十几天前，2014年12月3日，我国刚宣布：从2015年1月1日起，全面停止使用死囚器官作为移植供体来源。据了解，我国是目前世界上惟一主要使用死囚器官作为尸体器官来源的国家，超过65%器官移植的器官来源于死刑。这种基本国情正是“高官拿走死囚器官”阴谋论说服公众的重要佐证。

　　看看一些主流媒体的评论标题，就知道使用死囚器官是怎样的性质。《“停用死囚器官”是文明社会之举》，岂不是说以前都不文明？《停止死囚器官捐献体现法治关怀》，岂不是说以前法治关怀欠缺？

　　使用死囚器官之所以争议巨大，一是由于社会观念的进步（1984《关于利用死刑罪犯尸体或尸体器官的暂行规定》开宗明义：“为了支持医学事业的发展，有利于移风易俗”。现在估计很少有人会赞同“移风易俗”这个理由了）；二是器官分配的透明、公正。

　　卫生部原副部长黄洁夫说：“一些医院、医生，和司法系统中的个别机构、个人私下获取、分配、移植死囚器官的行为，将被视为非法买卖器官，依法严厉打击。”这就从侧面佐证了一些小道消息的真实性。

　　不仅是关于死囚器官，我国整体的人体器官分配机制的透明化、公开化，才刚刚起步。《人体捐献器官获取与分配管理规定》2013年9月1日正式实施，在具有器官移植资质165家医院中，强制推行人体器官移植分配与共享系统。在此之前，连全国统一的系统都没用，买肾卖肾的乱象更不断见诸新闻，各种“器官移植内幕”会火也就毫不奇怪了。

　　结语

　　可以说，人们对“高官”的窥探欲和长期以来死囚器官使用的不透明，共同助长了阴谋论的飞速传播。而只有政治生活的去神秘化和死囚器官使用的彻底禁绝，才能根除此类流言传播的动力。

　　延伸阅读：

　　北京青年报：章含之的肾脏是来自聂树斌吗？

　　撰文|吴鹏赵婧姝徐洁

　　“当年石家庄法院发现该案有疑点，主张疑罪从轻，判死缓。但是在为当年患尿毒症的外交部高官章含之寻找肾源的过程中发现聂的肾脏与章匹配，为了救章某的命，经高层下令，立即执行。报道称，这也是真凶王书金落网已经十几年，该案仍然不能改正的原因所在。”

　　上述劲爆内容以《聂树斌案异地复查或藏“按需杀人”惊天黑幕？》这样耸动的标题，最近在微博和微信朋友圈病毒式扩散流传。在这篇曝料网帖中，指称该爆料来自2013年9月28日，博主“揉太极”在其博客中转发的一篇署名为”划破夜空砖土”的博文。博文称，章含之两次换肾的时间分别是1995年和2002年。

　　章含之做过肾移植手术吗？

　　这是真的吗？政知局（微信ID：bqzhengzhiju）小编通过公开报道，做了一个粗浅的调查，同时，也采访到了章含之的女儿洪晃和曾给洪晃做过肾移植手术的朱有华医生。先来看看，章含之是不是做过肾移植手术。

　　1971年调入外交部，章含之历任亚洲司处长、副司长，曾出席联合国大会任中国代表团副代表。1990年，调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任国际部主任。在她的外交生涯里，曾参与中美建交会谈、尼克松访华、上海公报谈判等一系列重大活动，被称为20世纪70年代杰出的外交官之一。章含之另一个更引人关注的身份是章士钊的养女，毛泽东的英语“教师”。

　　公开报道显示，章含之在去世前确实曾做过两次肾移植手术。

　　出版章含之《风雨情》的上海文艺出版社总编郏宗培曾向《北京晨报》介绍，1994年该书出版时，章含之从澳大利亚回来，就因感冒引发急性肾炎，在北京住院，无法出席签售活动，只得叫外交部的同事带着自己和丈夫乔冠华的印章来签名售书。“她总觉得自己人高马大，不太注意身体，可能就是这次，章含之落下了病根，之后她进行过两次人工换肾手术。”

　　谁给章含之做了肾移植手术？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鲁志强曾在《百年潮》杂志撰文《我所认识的章含之》，文章描写了章含之换肾成功后，他去医院探视的细节。“手术后的章含之大大咧咧，谈笑风生。依然是她侃我听，主题是换肾的过程和细节，包括怎么住院、什么肾源、如何手术、什么医生主刀、术后效果以及住院期间听到的奇闻轶事。”

　　《新民周刊》2009年一篇关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器官移植研究所所长、第二军医大学器官移植中心主任、上海市肾移植质控中心主任朱有华的报道透露，他所供职的上海长征医院，自1978年至今的30年间，共完成肾移植3500例，居全国之首，而朱有华的成功则居全院之首——3500例中，将近二分之一由他完成。

　　在朱有华的病人中，知名度最大的要算章含之，“这位著名的前外交官从北京来，指名道姓地请朱有华执刀，结果换肾手术非常成功”。但报道并未透露章含之手术的时间。

　　12月16日，朱有华也向政知局确认，是他给章含之做了第二次肾移植手术。

　　章含之何时做的肾移植手术？

　　在洪晃的眼里，母亲章含之一直认为自己是一个“多活了12年的人”。

　　2008年1月26日因肺部感染引起并发症，73岁的章含之在北京朝阳医院逝世。母亲去世后，女儿洪晃曾在当年1月30日播出的央视《新闻会客厅》接受李小萌的采访，透露母亲与病魔搏斗的过程。“她是12年前得了肾炎之后就需要透析，然后就做了换肾，五年前又做了第二次换肾。”

　　1995年4月27日，未满21岁的聂树斌被执行枪决。朱有华医生向政知局确认，按照要求，肾脏移植应在取得肾脏后48小时内进行。那么章含之的第一次肾移植手术是什么时候做的呢？

　　《建湖日报》今年在对江苏省建湖县政协委员、当地文化名人王学言的一篇报道中透露出这样的细节：为了采写前外交部长乔冠华夫人——女外交家章含之的传奇人生，王学言十年九访章含之。1997年7月的一个下午，王学言来到北京史家胡同51号，这里曾是章士钊故居，后被章含之居住。叩开大门，工作人员告知采访不得超过半小时，因为章老刚刚住院换肾回家，身体十分虚弱。

　　但是，在实名认证的“第一财经日报社社长助理叶航”的博客中曾回忆看望章含之的情景，他2008年1月发表的文章《哀伤的雪——悼章含之》中写道：章老师很相信本命年说法的，就是（2007年底）最后一次我去看她的那天她说：“本命年是有些晦气，我的每一个本命年都有些麻烦事儿，上一个本命年是我大手术，再前一个本命年是老乔去世，这个本命年我又这么不好，哎！”

　　如果以此推断，那生于1935年的章含之所说的上一个本命年应是1995年1月31日到1996年2月18日之间。当然，这个大手术是什么，并没有过多交代。

　　12月16日晚，章含之的女儿洪晃在短信中回复说，我母亲的确换过两次肾，她是1995年得肾炎，透析一年多以后换肾。第一次换肾是在北京朝阳医院，第二次是7年以后在上海长征医院。两个医院没有透露肾源。我作为个人一直非常关注聂树斌的案件，期待案件有公正的结果，期待一个依法治国的中国。

　　如果以此说法推断，章含之的第一次肾脏移植的时间应该是1996年。对于“章含之第一次肾脏移植的具体时间是不是1996年”的追问，洪晃在短信中回复称，可到医院查询，那样更精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