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玉和”经常对江青说“李铁梅”坏话

  　　口述：刘长瑜

　　采写：朱子峡

　　采访时间：1999年5月

　　很快，文革便来了。

　　文革一开始，我也开始倒霉。那时在我们院，贴我的大字报到处都是，说我是“修正主义的苗子”、“狗崽子”、“黑线人物”、“修正主义的宠儿”等，还说我“作风不正派”什么的。那时江青也认为我对抗她，接着我就被停演了一段时间。

　　我和江青认识很早。61年底时我到上海演出《香罗帕》时，她就天天来看我们的戏，还给我们拍了许多照片。我还记得她在接见我们演员时说：“我非常喜欢看见在党的领导下，新中国培养出来的这些人材。”

　　现在回过头来看，说句公道话，江青还是挺有艺术品位的，毕竟她搞过艺术，所以我认为她有些建议还是可取的，比如她建议“剧中人物的衣服上的补丁要顺色补，不要大方块，太没艺术性，弄个梅花图案好些”；还有“李玉和一家人进出门要随手关门，要给群众一个安全感”等等，都还是有道理。

　　但江青这个人喜怒无常，很不好处，好好的就突然不高兴了，莫名其妙，一会儿批评你，说你没有无产阶级革命感情，一会儿又拥抱你。那时我对她可谓是又敬又怕。记得我曾演出《武则天》一戏，我演上官婉儿一角，本来对这个角色我揣摩不透，但和江青的认识帮了我的大忙，我一看到江青就联想到皇后娘娘，婉儿对武则天又敬又怕，和我对江青的心情一模一样。我就从我现实的感觉中来体会这个角色。

　　江青最早说我对抗她是在1964年冬天的时候，那天她在看我们排练。

　　《红灯记》中有这么一段戏，李奶奶和李玉和牺牲后，李铁梅一个人回到家时，有一段唱词是：“提起敌寇心肺炸——”开始时的唱腔不是高八度，而是平的，这本是编导阿甲设计的。我唱到这段时江青在一旁说：“这段唱腔不好，是路线斗争阶级斗争的问题。”当时我解释说：“江青同志，这句是我没唱好，是我声音的爆发力不够，没有体会出李铁梅的悲愤心情，回去后我一定向叶盛兰老师学习。”没想到江青听后勃然大怒，拍着桌子吼道：“你这个小鬼，你敢和我顶着干！”当时我吓坏了，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才好。这时演“鸠山”的袁世海出来打圆场，他说：“我们回去研究一下，再修改修改。”这样江青的脸色总算才缓和下来。后来袁世海在1966年文革中被打成“黑帮”，关进牛棚时就因为这句话还被江青“宽大”了一回，江青说：“我记袁世海一功，当时路线斗争那么激烈，刘长瑜这个小鬼跟我顶牛，还是袁世海说了句公道话。”后来我才知道，其实当时江青生我的气也是事出有因的，她本来只是想借机找阿甲的碴，阿甲在延安时曾和江青同志演出过京剧《打渔杀家》。她没料到我这么“不懂事”，一下子把过错揽到了自己身上。从此以后，这件事就成了我对抗江青的一条罪行。

　　其实，江青对我也不是特恨，她只是脾气不好而已。1968年前后，演“李玉和”的钱浩梁（江青为其改名叫“浩亮”）经常在江青面前说我坏话，说我出身不好、表现不好之类的，江青就说：“你们要是能找到比她更好的，就把她换下去。”于是他们后来便让杜近芳、李维康、杨春霞试演过李铁梅一角。最后江青看来看去，还是觉得我比较顺眼些，就没把我给换掉。

　　没把我换下来，但钱浩梁他们却没忘收拾我。记得我在1963年曾写过一份入党申请书，后来在“文革”中被他们说成是入的刘少奇的党，拿他们的话说我是个“立场不鲜明、斗争不得力、不能依靠的人”，硬逼着我重写一份，要写入毛主席的党。我感到委屈，但我也犟，就是不肯重写。后来江青说我：“你这种态度说明你根本就不想做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根本就没有无产阶级革命感情。”那些人也多次找我谈话，后来我被迫才重写了一份，但我只是要求在思想上入党，并没再要求在组织上入党。其实当时我也知道我入不了，他们怎么会让我入党？他们只是借机来整我一下。至今我也没有入党，我认为我不入党更有利于做工作。我是共产党培养起来的演员，我拥护共产党。我不入党也会以高标准来严格要求自己。

　　那时，在各种大小会议上，钱浩梁动不动就指责我“对抗江青”，是“破坏样板戏的内部敌人”、“三名三高”、“修正主义苗子”。每当剧团进一个新人时，就把我当成反面教材，让我当着新人的面，交待是怎样破坏革命样板戏的，是怎样对抗江青同志的等等，天天讲，月月讲。

　　现在回想起来，我也表述不清那段日子我是怎么挺过来的。别人看我演李铁梅演得挺红的，都以为我一定很受宠，谁也不会想到一走下舞台我就成了天天挨批的“反面教材”。我就记得我那时天天发低烧，吃不下饭，人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了。我不知道我错在哪里，我也不想背着这不清不白的名声一直过下去。在“整团”时，终于有一天，我找到负责人，说：“我要求把事实都写下来，并把这些都记入我的档案。”那人一听，拍着桌子，指着我说：“谁给你的狗胆？你居然不服气，敢和江青同志对着干！”

　　所以，那些日子我恨呀，我想报仇，真正可谓是“仇恨人心要发芽”。对江青我不敢有想法，我只能恨钱浩梁那些人，恨得咬牙切齿。观众们不知道，在台上，我们俩是一对革命家庭的父女，感情深厚。但对唱时我们俩从不对眼神，我只看他的鼻子，而他也只看我的脑门。

　　我恨透了他，我想我一定要报仇，我就记得我那时经常睡不着觉，想出各种各样的报复办法。记得后来都74年了，那年我儿子都1岁了，可我的处境依然还是那样，钱浩梁还是不断地整我，说我是“政治局都挂号的人”，我仍是被批判的活教材。这种没完没了的批判使得我快要崩溃了，那时我就想把孩子托付给我一个最好的女友，然后揣上刀和钱浩梁拼个死活。最终我还是没把钱浩梁怎么样。其实后来等我真的有了报复的机会时，我想想又算了。钱浩梁关了7年，已经受到了惩罚。我还报复他干嘛？我想这也不是他的过错，这都是政治造成的。得饶人处且饶人，过去的事就让它永远过去吧。

　　现在想想也有我的许多不是，别人恨我也是应该的，那时我年轻、愚昧，得意和骄傲之情难免会或多或少地表露出来。

　　“文革”之前，我一直是个宠儿，没受过什么挫折，无忧无虑，整天琢磨的就是京剧艺术。在演《红灯记》之前，我就被京剧院和文化部连提了三级。演完《红灯记》，我更是红了不得了。那时领导十分看重我，到哪都带着我。观众也非常喜欢我，我还未出场，那掌声就铺天盖地，对此，我的一些同学、同事会怎么看？能不招来他们的嫉恨吗？而“文革”这场触及人的灵魂的运动正使这些嫉恨有了发泄口。

　　说起来那时我所受的冲击比起别人来要小得多，那时人人自危，动不动就关人，我们院被整得连自杀的都有。66年底时，高玉倩老师也被关了起来，因为江青说她是“特务”、“黑线人物”。我还记得我们几个人轮流值班看着她，怕她自杀。现在想想，她这辈子所受的苦难也挺深的，前不久她的老伴又故去了，她的心情很糟糕，听说她进了敬老院。最惨的就是李少春了，那时他也被打成了“中统特务”、“黑帮”、“三名三高”等，被关了起来，后来心情郁闷而病死。李少春是个很了不起的人，他文武全才，艺术高超，为人也很好，在我们京剧院，人称“李神仙”，《红灯记》刚排时，他演“李玉和”的A角，钱浩梁只是演C角。

　　现在回想起来，那个年代的人们就好象被注射了什么针剂似的，神经全部不正常了。当时我就觉得什么都乱了，是与非没有了标准，原来党的领导变成了反革命了，平时相处得好好的同事突然之间成了“特务”、“黑线”，世道一下子全变了。

　　我想凡是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都不好受，如果他当时好受那他后来的日子也不好受。那些整人的人当时是好受，可后来呢？钱浩梁的日子好受吗？江青的日子好受吗？

　　记得那时最受安慰的是总理帮我说了话，那是67年，文艺界在人民大会堂开会，总理当着江青的面说：“长瑜和我一样，都是旧官僚出身，但是和家庭划清了界限，她现在演的就是革命戏嘛。她也是我们党培养起来的嘛。”当时我的泪一下子就流了下来。多少年过去了，一想起总理话，我还禁不住要流泪。我想总理对我的恩情我是一辈子都无法报答的。我还记得 67年6月，有一次在北京工人体育馆演出，我唱《做人要做这样的人》，正唱到一半，就听到台下“哗”地鼓起掌来，当时我心里一下子毛了，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想我没唱错呀，怎么给我叫起倒好来了？我急出了一身汗，唱完回到后台，急忙问别人，我哪儿唱错了？那个年代，又是样板戏，唱错了可不是闹着玩的。后台的同志告诉我，嗨，什么呀，是总理和你一块儿唱。

　　我从内心里把总理当成亲人。记得74年，我到北京郊区深入生活，从广播里听到总理在医院里接见外国客人，当时就觉得心里怪难受的。我还记得回到宿舍，我和高玉倩、李维康就放声大哭起来，不知道总理得了什么病，非常心疼，特想去医院看望他。最记得总理逝世时，我排队去医院向总理遗体告别。队伍很长，大家走得很慢，都流着泪，我看见平均三四分钟就有一人哭得休克过去，那天我悲痛极了，哭得脸都肿了回家后就发高烧，很长一段时间都没缓过劲来。

　　1968年，有一阵，江青几乎每个晚上都要接见《红灯记》剧组的主要成员，有时是一起看电影，有时是挑《红灯记》的毛病，要求改这改那的，她的话每次都是传达不过夜。

　　1969年，《红灯记》被指定为样板戏，我也成了样板团中的一个。样板团的待遇比一般演员要高，每个月有12元的伙食补助，我记得还发过一套灰色制服和一件16元买的棉的军大衣。我们出去时都有保卫跟着，别人看我们就好像看珍奇动物似的。

　　1971年《红灯记》被拍成电影，电影很快在全国放映。拍完电影后，我又参加了现代戏《平原作战》的创排工作，在剧中扮演“小英子”；74年又参加现代戏《草原兄妹》的创排立戏工作，我在戏里演“斯琴”。

　　转眼又到了1975年，那是文革后期了，在反“右倾翻案风”时，他们把我平时说的一些话整理成了厚厚的一本言论集。比如我在排《草原兄妹》时，我看见这部戏一直没完没了的改来改去，就随口说了一句：“得！草原兄妹都成了草原妈妈了”，没想到这句话也当成了反动言论记录在案。另外，说我破坏“钢琴伴唱《红灯记》”，其实钢琴伴唱《红灯记》最早还是我和殷承宗提出创作的。那次一个单位排了一台戏，叫《前进吧，毛主席的红卫兵》，让我去辅导邓玉华一些京剧的旋律，后来发现节目时间不够，硬让我也上去唱个什么。我唱什么呢？殷承宗说要不我弹钢琴，你唱《红灯记》？于是我们便合作起来，那次在民族宫演出我们的这个节目还最受欢迎。没想到后来居然说我破坏钢琴伴唱，真是太好笑了。像类似的莫名其妙的罪行一点点地给我攒了起来，一下子我又成了中国京剧院重点批判的对象，停止了我的一切活动，不让我演出，直到76年8月，演铁梅的演员生病了才又开始让我演出。

　　“四人帮”倒台后，我没受任何牵连，在中国京剧院继续排戏。让我欣喜的是这时我可以自己作主了。怎么去排戏怎么去理解那都是我自己的事。而以前老艺术家们带我时的感觉我都领会了过来，所以我真正在艺术上的解放和成熟是从这时开始的。

　　这期间，我又复排并出演了《辛安驿》《卖水》《春草闯堂》等戏，这些完全是按我们自己的理解来排的，几乎每部戏都得奖。79年我到香港演出了这三部戏，香港很轰动。同年，文化部举办建国三十周年演出，我演出的《红灯照》获得表演一等奖。

　　《红灯记》这出戏“文革”后一直也没停演，只是十年“文革”下来，都演一个戏，我们演烦了，观众也看烦了。后来看一场电影才5分钱，所以样板戏便渐渐没有了观众。“文革”后，开始还演一些，后来只演出一些片断，整出戏不再演，直到 1990年文化部搞“纪念徽班进京200周年”活动，我们才复排了一期，参加演出的大多还是原班人马，钱浩梁没来，是孙岳演的李玉和。现在逢年过节的也只演一些片断。

　　随着市场经济的到来，京剧也开始走入低谷，这对于一个京剧演员来说是件非常痛苦的事，再加上一些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常常感得心累。

　　我记得好像在89年前后，许多剧团都解散了。在我演《春草闯堂》时，我们原来有一支很完美的民乐队，抬轿子时就有二个唢呐在吹。后来我们这个乐队也解散了，整个剧组也差不多全走光了。每走一个我都很动情地留人家，但留不住。这么多年过去了，现在我也觉得留人家是没有意义的。但那时候我感到特别痛苦，他们走了只剩下了我，我怎么办？记得那段日子我心中悲伤一片。

　　记得有天晚上，有11点多了，我从家里找了几个空瓶子，来到操场上，把瓶子一个一个地砸得粉碎，然后就在操场里大声哭着喊着，揪自己的头发。那时我真是快崩溃了。我爱人找到我，问：“长瑜，你怎么了？”我说别管我，我太压抑太痛苦了，你让我喧泄一下吧！

　　我觉得一个事业的追求者，最痛苦的莫过于在事业上走出来又退回去。

　　现在我的心已经很“皮”了，可以说已有了很硬的老茧，看待一些总是心态也已经淡了许多，当然我也不是没有知觉。所以我现在归依佛门，这对我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再生的导示。

　　现在回想起来，以前我做过很多愚昧的事，也说过很多错话，伤了很多人，我认为这都是我心态不好。我不能面对现实。有时想想自己以前曾“无风三尺浪”，后来遇到一点挫折就把自己包起来，是不是承受力太弱了？但演员是灵魂的劳动者，有些刺激是无法忍受的。灵魂必须要寄托，要明白，所以我觉得佛门在导示我如何在世间看待世间的一切。

　　自从90后我归依佛门之后，我的心像一潭水渐渐平息下来，遇到一些风吹草动，我也能很快恢复平静。

　　我归依佛门有利我净化心灵，努力人生。但该我做的事我一定会尽力，只要我有口气就来工作。现在我的名已经有了，我也不再企盼有新的辉煌，而我也不想要很多钱，我就为了人生，我只求尽心尽力，不求能收回什么。原来还喜欢发个钱，得个奖，领导接见等，现在已经看得很淡。

　　我总认为我离我追求的目标差距太远，但我现在老了，有时想算了吧，你都快60岁的老太太了，你的辉煌太长了。所以我现在把希望寄托在后人身上。现在我也不愿去比赛，不愿去得奖，因为我觉得我老了，没有新的动力让我再去得到什么。这样奖就浪费了，不如给别人，他们会为京剧事业做出更大贡献。

　　其实说句实在话，得奖我也很高兴，说不高兴那是假的。可我也不会把它看得很重，我知道我只是沾了李铁梅的光，人们想的是李铁梅。

　　我时刻都没忘记我是一个演员，我随时都在观察生活和别人，即使在67年我前夫离开人世的时候，我都在用心体会人在真正遇到生离死别时是什么样的心态。

　　我前夫是我在戏校时的一个团干部，是实验剧团的老生演员。他人很聪明，对我也很好。和他恋爱时我并没有想到过要结婚，因为我以前曾立下字据，25岁以前不结婚。

　　“文革”一开始，我就被批了，那时只有他仍然忠实地信任我，鼓励我。为了天天能得到他的安慰，于是我们便在1967年初结婚了。那年他27岁。

　　结婚后，我才发现他夜里咳嗽得很厉害。后来去医院一查，是肺癌。得立即手术。记得我前夫做手术时，从前一天晚上的紧张到第二天一早跑到医院，乃至他最后咽气找大夫等种种过程中，那一个又一个感情逻辑的变化，我是全部体验到了。当时我就在想，我都要记住这些，因为我是演员。

　　最记得他临死前憋气的时候，那是 4月份的天气，我把我的棉袄、毛衣、衬衫所有的扣子都解开了，最后只是一件背心了。我都不知道我是什么时候解的。大概看他憋的时候我情不自禁，他憋气我就解扣。还有，记得他快断气的时候，我冲到病房，第一个动作就是去摸他的嘴，看他还有没有呼吸。

　　那些日子，我真是觉得天塌地陷，一下子没有了知音，没有了依靠，今后我怎么办？我都记不清我那时哭过多少回，流了多少泪。

　　没过几个月，给我介绍对象的又渐渐多了起来，数不胜数，条件听起来都挺不错的，有高干，有才子——还有一堆堆的求爱信。但那时我不想陷在这些纠缠之中，更不想为此闹得满城风雨，因为演员的名声很重要。我绝不想攀高枝。对于那些条件不错的，我想我又不认识他们，而他们所看到的也只是我的舞台形象而已，彼此都不了解。

　　我经过再三考虑，决定找一个彼此了解的。于是我想到了我们团的同事白继云，他比我大 3岁，上海人，我们是戏校的同学，他当时是我们团的武打演员，但他在学校里时就搞编导，编一些武打设计等。现在他是我们团的导演，兼青年团的副团长。

　　我和白继云平时就比较要好。那天，正好有人给了我两张话剧票，我便请了他。我记得我是这么跟他说的：“我现在乱糟糟的，事情太多了，想需要一个人和我互补。作为一个主要演员，我需要一个普通学员来不断地提醒我、补充我。所以我选择你做我的伴侣。我前进的每一步都离不开大家的帮助，你可以在这复杂的环境中帮我把人际关系处理好。”我还说“别人平常就觉得咱们挺好的，我作为一个女演员不想在这方面有污点。我前前后后想一个星期，想到了你。当然我也想到你作为一个武打演员，翻打时会有危险。可是无论如何，我想你的人品、你的为人都好，唯一怕的就是你练功时，万一不小心，身体会有闪失，希望你能谨慎。我想我就说这些，好了坏了都是你。”

　　这样，1968年我们就结婚了。在那段艰难的日子里，也正是他处处关心安慰我，才使我有勇气活到了今天。

　　这么多年下来，我觉得我挺对不住他的。作为一个男人，他为我牺牲了那么多，老是在辅助我，我想这点他肯定会觉得自尊心受不了，很没面子的。所以我也非常尊重他，在家里，大事小事我全问他。他穿的衣服从里到外也都是我买的。而且，他有时在家发脾气，我也从不说什么。既然做了一个女人，做妻子和母亲那是我们的义务。我就怕我的孩子或我的爱人出去时衣服脏了或掉了一个扣子，我认为那是我的耻辱。

　　我很爱我的儿子。还记得我孩子很小的时候就特别喜欢听我讲故事，我有时感到累，让他找他爸讲，他不肯，说爸爸讲话没有妈妈好听。于是我就给他讲，讲了一个又一个，我记得给他讲《红灯记》都能把他给讲哭了。

　　但对于我儿子，我总觉得我给他的母爱太少了。我很忙，在家时候不多，我孩子跟我说：“妈，我觉得生在一个工人家里也挺幸福的，因为一放学回来，爸爸妈妈都在家。”还有一次，记得我从晚上演出回来，叫不开门，屋里灯都亮着。我从窗子里爬进去，看到他抱着宝剑睡了。第二天我问他为什么抱剑睡？他说我害怕，我抱着斩妖剑再开着灯我就不怕了。当时我真觉得挺对不住孩子的。后来他读书不好，没有上大学，现在他在一家公司里打工，我认为我有一定责任。我在事业上投入过多，事业有成，但对他付出很少，我认为我欠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