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端科技产品击败日本 亚洲第一

　　亚洲开发银行近日发布的《2015年亚洲经济一体化报告》显示，中国在亚洲高端科技产品出口中所占份额从2000年的9.4%升至2014年的43.7%，位居亚洲第一，以高铁、核电和卫星等为代表的中国高端科技产品深受亚洲各国的欢迎。这标志着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的突破正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中国高端科技产品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日益增加。

　　高端科技产品出口份额大幅上升

　　亚行的报告显示，2014年，中国成为亚洲高端科技产品出口主导力量，日本所占份额从2000年的25.5%下降至2014年的7.7%，落后于韩国的9.4%。报告指出，2014年低端科技产品出口占中国出口的28%，2000年则占到41%。

　　据悉，亚行基于经合组织数据，以1996年、2000年和2014年为时间节点，对中国、日本、韩国、印度、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及其他亚洲国家进行比较分析后得出以上结论。

　　报告中的产品是指制成品，按照国际标准产业分类被分为4个等级，分别是高端科技产品、中高端科技产品、中低端科技产品和低端科技产品。具体而言，高端科技产品是指航空航天设备、办公器械、通信设备、医学和精密仪器等。

　　这一数据与日本相关机构调研数据相吻合。日本贸易振兴机构海外调查部海外调查计划课课长若松勇对本报记者说，对于制造业，尤其是高端科技产品的生产来说，相关零部件产业的聚集非常重要。中国零部件产业的聚集对高端科技产业具有巨大魅力。根据日本贸易振兴机构2015年10月至11月针对日本企业实施的问卷调查结果，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20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在日资企业的零部件本地供应率排行榜上高居榜首，达64.7%。

　　本报记者从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获得的资料显示，2015年1月至11月，中国出口马来西亚的航空航天设备及其零部件，以及药品、核反应堆和电机、电气等高端科技产品，出口总值均比2014年同期有所上升。

　　产品质量赢得客户认可与信赖

　　印度尼西亚国家科学院高级研究员吴艳丽博士对本报记者表示，中国不少高端科技产品进入印尼市场多年，深耕不辍，以优质的产品赢得了印尼市场广大客户的认可与信赖，尤其是电力、电子产品、通信产品、高铁技术与标准等颇受欢迎。中国中标印尼首条高铁项目，意味着中国在此领域的高端科技产品与技术标准走进印尼，印尼合作方已表示将派人员赴中国学习高铁技术。这有助于印尼国家的经济发展，有利于民众生活质量提升，有利于促进两国关系的发展。

　　在泰国，北斗导航系统颇具影响力。自2011年起，武汉光谷北斗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就与泰国科技部地理空间技术局开展了一系列合作。泰国是北斗导航系统的首个海外用户。2014年6月20日，泰国首批北斗地基增强站建成投入使用，未来规划在泰国建设北斗地基增强站220个，建设覆盖整个东盟的北斗地基增强系统。

　　武汉光谷北斗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柳钧议对本报记者表示，系统建成后将为中泰合作项目——泰国地球空间信息灾害监测、评估与预测系统——提供高精度空间位置信息服务，也为北斗在泰国石油、电力、高速铁路、海上交通、智慧城市、精细农业等行业推广提供完整的基础设施，全面提升泰国卫星导航技术的行业应用和产业规模。

　　在东南亚地区，中国品牌华为的知名度首屈一指。本报记者从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了解到，华为1997年起在东南亚开展业务，已经与东南亚主要电信运营商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超过65家电信运营商采用华为公司的解决方案。2011年华为企业业务和终端业务落地东南亚，服务该区域的企业客户及广大消费者，2014年华为东南亚消费者业务整体发货量超千万。

　　创新是中国未来发展核心推动力

　　亚行副首席经济学家庄巨忠告诉本报记者，中国在发展世界级高速列车、无人机、智能手机、核电站等技术方面取得巨大成功，中国的新能源技术也在国际上具有一定影响力。在战略高技术领域，如载人航天、探月工程、深海潜水器、超级计算机、北斗导航等，中国也实现了重大突破。

　　根据印尼中央统计局的数据，2015年1月至10月，印尼从中国的进口额比2014年同期增加64.39%，其中，中国高端科技产品出口增加是重要原因。吴艳丽对本报记者表示，中国高端科技产品深受印尼欢迎，是因为中国产品质量提升和价位优势。可以预见，未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印尼进口中国高端科技产品的比重还将不断上升。中国高端科技产品日益得到国际认可，这对中国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它要求中国采取更有效的措施，以过硬的产品质量保持已获得的国际市场份额。

　　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顾清扬对本报记者表示，科技创新、管理创新和制度创新等将是中国未来发展的核心推动力，“十二五”期间中国创新的力度加大，这对产业升级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今后，中国将在这方面加大投入。中国过去的增长主要是调动了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今后还是要继续发挥各级政府的积极性，但要从直接干预经济转变为规范和培育市场以及服务企业和民众，让企业在市场中成为真正的主体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