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穆迪之后，3月31日，标普宣布下调中国主权信用评级展望至负面，同时也下调香港评级展望至负面。标普称，预计未来三年内中国经济年增长率将维持在至少6%，然而预期政府和企业的财务杠杆会恶化，投资占GDP比率可能还会远高于可持续的30—35%的水平，这在目前主权评级的国家中最高。另外，中国经济再平衡的推进可能慢于之前的预期。
而穆迪3月初下调中国评级的因素包括：中国目前及未来财政指标走弱，体现在政府债务和或有债务的不断上升；由于资本外流，中国外储持续下降，凸显了政策、货币与增长风险；并且，鉴于改革面临艰巨挑战，政府为解决经济失衡而实施改革的能力存在不确定性。
对于穆迪和标普下调中国评级，各大陆媒和权威学者无比愤懑，中国财政部长楼继伟日前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6年会“上表示：“我们不care他那个评级。这些均可以理解，但抨击指责并不能解决问题，关键在于采取行之有效的举措，从根本上提振市场的信心。
一直以来，中国政府债务是各界异常关注的问题，甚至不少专家学者曾发出预警：随着经济增速持续放缓、房地产投资不断回落，中国地方（和国企）债务必然违约，从而引发债务危机。从理论上看的确如此，但并不符合中国现实环境。
考虑到中国是单一制国家，地方权限来自于中央授权，各级地方（和央企、重点国企）债务通常由中央隐性担保，因此，出现希腊式债务危机的可能性并不大。去年以来，中国政府先后推出数轮地方债务置换，并通过持续降息降息，维系国企庞氏融资，可清晰印证这一点。
不过，中国国企除内债外，很多还背负着外债，而这是必须到期偿还的硬性债务。中国外管局数据显示，仅截至去年9月底，中国企业外债余额1.5298万亿美元，占中国外储三分之一。如果人民币持续贬值，无疑将提高这些企业偿债成本，并影响信用和评级，使企业海外融资难度上升。这也是中国维系人民币汇率稳定的重要因素之一。
任何国家汇率走势是经济基本面集中呈现，也体现出市场资本对该国前景的整体预期。可以说，相比中国地方（和国企）债务，人民币汇率更是让政府头疼的问题。人民币动荡难安，归根结底，在于中国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已告终结。在外部市场需求疲软、国内产能过剩和经济结构扭曲冲击下，中国必须转变发展方式，继廉价出口、房地产、政府投资之后，探寻新的经济增长点，促进经济效率和核心竞争力的提升，这只有寄托于重启庞大内需基础上。
穆迪和标普之所以下调中国评级，正是由于他们没有看到中国经济实现再平衡，依旧希望借助国有部门投资，来驱动国内经济发展。若是如此，实体经济很难得到提振，民企生存环境和社会收入分配格局将继续恶化，并且，由于缺乏套利空间，市场资本悲观情绪无得到实质性改变，倘若美联储加息，或外部环境发生突变，资本外流、汇率动荡情形难以避免。
今年两会上，中国总理李克强在政府报告中承诺，适度扩大财政赤字，主要用于减税降费，进一步减轻企业负担。据悉，从5月1日起，将营改增的试点范围扩大到建筑业、房地产业、金融业、生活服务业，并将所有企业新增不动产所含增值税纳入抵扣范围。
对处在寒冬中的实体企业来说，这的确是一则好消息。但需考虑的是，中国现行税制格局下，70%以上的税收来自增值税、消费税和营业税等流通环节，剩下的不足30%的税收，来自于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其中，增值税是中国最主要的税种之一，收入占中国全部税收的60%以上。而减轻企业负担，降低企业增值税、和个人缴纳的五险一金比例才是关键！
另外，由于多年来货币超发和资产泡沫，中国普通民众收入，远远跟不上房价和物价上涨步伐，货币真实购买力被严重稀释。并且，实体经济持续疲软，更加影响到人们的收入水平。这反过来又对跨国企业构成重压，去年以来，西铁城、阿迪达斯、百思买等众多国际名企纷纷撤离中国，除人力成本快速上升外，对中国消费市场前景感到悲观，是又一重要因素。
可见，中国经济必须经历30多年来最大力度的调整变革，才能度过目前难关。其实，上世纪70—80年代日本，和中国同样遭遇过这一窘境，日本当时采取的举措是，促进中小企业生产现代化；通过提高科技含量、品牌效应来提升产品价值链；完善社会福利保障、削减个人收入调节税和企业税等，以上构成“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核心。这一点值得中国借鉴。但是，政府放权让利、向守夜人角色回归是基本前提，中国政府是否具备这种魄力和勇气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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