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名字被当做哏 命名新种甲虫

　　台湾媒体版面上一向很少提到生物系统分类学（systematics）这个从17-18世纪就开始发展的生物科学学门，连高中或大学生物学都不见得会好好讲（或直接跳过），偶尔有本国学者发现新物种，或是国外媒体转载NGO新闻稿时才会出现「新物种发现长得像XX」的讯息。

　　最近，中国旅欧学者王成斌在动物学期刊Zootaxa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姓氏拼音「xi」作为新种甲虫「习氏狼条嵴甲 （Rhyzodiastes （Temoana） xii）」的命名字根，却引发了许多网民与媒体的政治性猜测。许多媒体根据部分中国网民的猜测与误译，把属于鞘翅目的甲虫（beetle）当成臭虫（bug） （註：bug本身泛指半翅目昆虫，并非特指臭虫），把这种仰赖腐植质维生的甲虫习性解读成「吃腐烂物质」，因此衍生出「暗指习近平靠贪腐茁壮」、「暗讽中国在习近平贪腐下的壮大」，然后再衍生出「中国封杀此新闻」的风声。最后，这样的风声再被独派媒体拿来当成「中国戕害学术自由」或「封杀奴才学者」的例证。然而，事情真的像媒体与网民所解读的那样吗？

　　任何一个新物种的发现与论文发表，除了科学证据的收集与分析之外，还会涉及命名（nomenclature）的工作。所有生物的命名也都受到《国际动物命名规约》（International Code of Zoological Nomenclature，ICZN）、《国际植物命名规约》（International Code of Botanical Nomenclature，ICBN）以及《国际细菌命名规约》（International Code of Nomenclature of Bacteria，ICNB）。所有的生物命名规约都会有相当多的条款（article）来规范分类学者进行生物命名的时候所需要遵守的拉丁文法规范。所以在本案中，习近平姓氏的汉语拼音xi就被拼写成xii，因为这就是阳性名被处理为拉丁文形容词的规范。

　　但是命名规约有没有规定学者不能拍马屁？或把新物种献名给心目中最重要的人？其实没有。虽然多数生物分类社群对生物命名语源（etymology）的共识是：以生物的特徵为取材的优先选择，其次是地点，最后才是人名。就算要使用人名当成哏，也应该先选取该领域的杰出学者、或对该研究具有重要贡献的人士（例如采集者、原住民部落）。

　　在现在这个年代，新物种的发现通常具有许多意义：

　　持续描述地球上的物种多样性是科学家的责任，因为我们对地球上的生命型态所知还是非常有限

　　只有知道这些物种的存在，我们才有机会了解牠们生态系种所扮演的角色，以及与人类的关系

　　任何新物种的发现都能填补我们对生物演化历史的空白与未知

　　然而由于生物分类学研究在大多数国家都是很难得到补助与注意的领域，所以有些分类学者为了「求生存」、「为了好玩」、「求曝光」或是「成就自我」，因此近年来就有越来越多「吃重咸路线」或「走在学术道德或社群共识边缘」的案例。

　　例如，以碧昂丝的翘臀为命名灵感的马蝇Scaptia beyonce、以安洁莉娜裘莉的萤幕性格命名的蜘蛛Aptostichus angelinajolieae、为了嘲讽前美国国防部访伦斯斐与前总统小布希而命名的两种球蕈甲Agathidium bushi与Agathidium rumsfeldi、以《星际大战》角色黑武士名的螨类Darthvaderum。德国慕尼黑动物学博物馆曾经为了补充研究经费请当地富豪捐款换取「语源权」（也就是有钱老公花钱捐款，让某种漂亮蝴蝶以自己老婆的名字命名），甚至还有穷苦科学家为了需要经费而上网拍卖「学名的字根」。

　　其实这些命名的决定虽然不寻常，但是并没有违反任何生物命名规约，但是这些天马行空的幻想真的不会遇到鬼吗？还是有的。

　　2008年美国爬虫学者Stephan Blair Hedges发表了一个产在巴贝多的盲蛇新种Leptotyphlops carlae，在当时据称是全球已知最小的蛇，成体体长只有10cm。这个看起来很厉害的发现却引来当地人的抗议，当地居民认为，这种他们从小看到大的蛇是当地人的集体记忆，但是为什么美国科学家会拿自己老婆的名字Carla来当成献殷勤的题材？这种拿着自己对科学没有直接贡献的亲朋好友当成生物命名来源的案例其实不胜枚举，也经常引起生物分类学者的批评。因此近年从各国原住民地区所采获的新种生物，几乎都会在尊重当地自然文化的前提之下，以当地部落、自然信仰、或是酋长姓名作为命名根据。

　　那么拿心目中尊敬崇拜的政治人物姓名来命名新物种有甚么不可以吗？其实没有不可以喔。从林奈（Carl Linnaeus）确认以二名法（binominal nomenclature）对物种命名以后，早期的生物命名词汇几乎都来自希腊罗马神话的众神、妖怪。把这些天上的题材全用完以后，就开始拿地上的人做文章。尤其在大英帝国的全盛时期，英国的生物学家因为可以在帝国范围内获得大量珍贵标本，所以在那个年代，许多生物都是以知名船长、军人、殖民地最高长官，当然还有维多利亚女皇为命名的哏。这股风气在被殖民国家相继独立，所有殖民帝国纷纷瓦解以后就渐渐消失。近年以政治人物为生物命名题材的科学家，几乎都会明确地指出这些以政治人物为名出自于嘲讽。但是以习近平为名是追捧还是嘲讽呢？其实我们不可能得知。

　　这篇刊登在Zootaxa的论文最值得台湾人注意的地方并不是一个新种甲虫以习近平命名，而是这位作者在没有与台湾大学昆虫系确认协商之下，迳行把新物种的模式标本（type specimen）存放地点标记为「中国台湾，台湾大学」，还违反昆虫学界的共识，把台湾大学昆虫系标本馆的缩写NTU（或者是NTUIM）迳行改为NTUC（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China）。虽然中国的生物分类学者总是喜欢在提到台湾时应要加上「（China）」以彰显对台湾的主权，但是因为一来国际规约管不到这种事，二来大多数国际学者都了解两者的差异，因此台湾学者通常选择不理会。

　　但是王成斌直接在标本存放地点窜改标本机构存放地点缩写的举措，其实是值得有关学术团体留意的。第一，他属于中国该领域学者的年轻一代，也就是未来会与我们的年轻学者交流的一代，但是其作风行事却比起壮年与资深学者更为鹰派，其实是有害于学术交流的；第二，台湾各博物典藏单位的缩写本身并不统一，或是很少藉由国际博物馆组织正式登记确认缩写，所以当缩写被窜改或乱写时，我们其实不一定可以拿出足够的证明来要求国际上对我方单位的尊重。

　　这看起来不过是一篇描述新种甲虫的小文章，本来不需要牵涉政治认同一事。但若科学家本身意图沾染政治，或的媒体青睐，而且意图藉一篇论文的小角落来硬踩台湾，那么台湾的相关学界就只好有所回应了。

  　这篇刊登在Zootaxa的论文最值得台湾人注意的地方，是这位作者在没有与台湾大学昆虫系确认协商之下，迳行把新物种的模式标本存放地点标记为「中国台湾，台湾大学」。 图／取自Zootaxa王成斌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