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时代的遗老”曾被强调中国意识（图源：台湾总统府）
“台南的气氛哦，如果不加入一个政党，你敢上街喊我是中国人，小心被人打死。”年届不惑的阿勋心中有一个不解的大惑，生于兹长于兹的家乡越来越不欢迎他这个“中国人”。“光复大陆统一中国不是大家孩提时的英雄梦吗？怎么现在连自己是中国人都不愿承认了呢？”
在一次家族聚会的席间，阿勋无意之间说了一句“我们中国如何如何”，气氛突然安静，过了一会儿，阿勋的表姐怒气冲冲质问他道：“什么我们中国，你吃过中国一粒米，喝过中国一滴水吗？记住，我们是台湾人！”
阿勋觉得表姐的反应不可理喻，“什么时候台湾人和中国人变成对立的概念了？难道是台湾人就不能是中国人了吗？”他最终选择和表姐断绝关系不再来往，“一个随波逐流没有独立思考的可怜人，不值得继续交往”。
其实在台湾很多人看来，阿勋是“旧时代的遗老”，被国民党威权统治时期所建构的中国意识“洗脑”了。1949年蒋介石败退台湾之后，为巩固中华民国在台湾统治的合法性基础，建构了一套以“光复大陆”为终极目标、强调中国意识的话语体系。但这套价值观念体系不可否认有压制台湾本土文化和本土意识之负外部性，也因此被新一代人称为“大中华霸权主义”。
压制弥深，反弹愈强。以至于“解严”之后，台湾的主体意识与台湾的中国意识变得势不两立。上个世纪70年代以后，国民党为了反共刻意塑造的PRC（中华人民共和国）欺凌打压ROC（中华民国）的刻板印象，也被“解严”时代成长的台湾青年人转译为中国欺凌打压台湾，“仇共”变“仇中”。
但阿勋不一样，他无法理解台湾社会“哈日哈韩却仇中”的现象。“我们是中国人唉，我一些民进党的朋友对日本的那种热爱简直让人恶心。日本殖民了我们50年，我们难道还要感恩？”阿勋的父母皆是国民党党员，服过兵役，作为深蓝中的深蓝，他笃信国民党党纲中的大中华意识和历史叙事。
但阿勋那些民进党朋友热爱日本并不完全是“无厘头”。日本殖民台湾的50年里，在攫取台湾资源的同时也给台湾带来了现代文明，台湾人从誓死反抗到无奈接受再到主动认同，电影《赛德克·巴莱》里的角色花岗一郎的挣扎和痛苦是整整台湾一代人的缩影。
待到1945年台湾光复时，与破破烂烂的国军一同登陆基隆港的中华文明，对此时已经只有日本名字、不会说国语的台湾人来说，更像是一个陌生的、撞门而入的异质文明。于是，光复变成了另一场殖民。台湾国语运动期间，学生在学校说一句日语甚至台语都要受到教师的严厉责罚。
出生于“小蒋”时代的阿勋，又兼为国民党威权体制的受益人，他没有大多数台湾人对“中国”的这些爱恨情仇。“土生土长的台湾人只有阿美族这样的原住民，台南人算什么本土台湾人，我们的根都在大陆”， 阿勋对祖上从大陆迁徙台湾的经历如数家珍，并深以为自豪。
由于在一家旅游公司上班，阿勋需要经常带台湾旅行团到大陆的桂林旅游，“我刚带团到桂林的时候，那里路也破、屋也矮，到处是尘埃，跟台湾比不知道差多远。可后来越来越好，现在的桂林变成了一个大都市，高铁站修得既宽敞又现代化，五星级酒店、高级西餐厅等设施一应俱全。与之相比，台南却显得有些落伍了。”
常年来往于台湾和大陆之间，让阿勋不像海峡两岸大多数人那样经常带着有色眼镜看对方，“很多台湾人说大陆人素质低，街上到处吐痰什么的，那都是（上个世纪）90年代的事情了，现在的大陆年轻人素质很高的。以前我老抽烟，嗓子里痰多，现在经常带团到大陆，又不好意思吐痰，就把烟戒掉了” 。
随着了解大陆愈来愈多，阿勋脑中慢慢冒出一个想法：大陆是台湾社会问题的解药。“大陆体制没有台湾人想象的那么坏啦，至少让大陆经济发展得很快，如果民主就是立委们在立法院打架，有什么用？还有年金空账，根本就不是一个问题，两岸统一后大陆会买单的”。
阿勋现在有一个两岁的女儿，正在咿呀学语。“如果有一天女儿跑过来对我说，她是台湾人不是中国人，我不会生气的，小孩子的价值观和父母不同很正常，但我会好好地和她讲道理，最终让她认同自己是中国人”。
“在台南敢公开宣称我是中国人，我是一个很有勇气的人啊”，阿勋颇为自得地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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