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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前，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就是“面对中国崛起，西方缺乏准备。”文章说，很快我们就会来到一个历史时刻，自英王乔治三世以来，第一次，一个非西方、非民主的国家，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其实，中国成为第一大经济体这件事，并不足为奇。因为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四倍，这就是说，如果中国的人均收入达到美国的四分之一，那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就是世界第一了。比照台湾，台湾在80年代，人均收入就达到美国的四分之一了，如果大陆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台湾一样，那么中国早在80年代就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了。两年前，英国的经济学人发表过系列文章，叫《假如》。其中有一篇写到，假如1949年，不是毛泽东，而是蒋介石赢得了内战胜利，中国现在会是什么情况？文章说，如果是那样的话，那么在中国，就不会有杀死几百万地主的土改，不会有消灭私人企业的土地运动，不会有反右，不会有大饥荒，不会有文革，中国早就进入了经济全球化，现在很可能早已成为了一个民主国家，这也是台湾的情况。
回想28年前，中国发生过规模浩大的八九民运，有数以千万计的民众参与了这场运动。这足以证明，对民主自由的追求，不仅是极少数异议人士的追求，也是广大民众的要求。后来八九运动遭到镇压，紧接着是苏联东欧巨变，国际共产主义土崩瓦解，美国成为世界唯一超强。那时，人们对未来充满信心，认为自由民主已经取得了历史上最辉煌的胜利，而且会取得进一步的胜利。中共这样的专制政权，不会有太多的日子。可是28年之后，我们看见，这个世界变得跟当时人们的想象完全不一样。中共专制政权不仅没有倒台，反而变得比以前更加强大。与此同时，包括美国在内的民主国家倒出现了种种问题。我们现在所面临的问题，是整个世界的一个巨大变化。我们每一个人，就在过去二三十年间，目睹了一个空前的巨大变化、逆转。在二三十年前，自由、民主取得的胜利是没有先例的，但二三十年后，情况居然成了这个样子。所以研究这段历史，对人类的前途、命运是至关紧要的。其中关键的一点，就是要解读中国的崛起。
中国的崛起首先是跟毛泽东的文化革命有关系。毛泽东的文化革命导致中国在各个领域的全面失败，不管是政治、社会、还是经济领域。中国的改革就是文化革命所造成的物极必反的反弹所造成的。现在先谈谈中国的经济改革问题。
过去，对共产国家的改革，有一句俏皮话，“不改革等死，改革找死”。这句话的前半句比较容易理解，如果中国不改革，那就会成为北朝鲜，情况显然不妙。“改革找死”，这半句就值得分析。为什么那些先改革的共产国家，不仅没有延长共产党的统治寿命，反而加速了他们的灭亡呢？
当然这里的原因很多。一个是一般性原因，就是所谓的“期望提升”：既得陇，又望蜀。人的情况越有改善，就越有进一步改善的愿望；人越是在一些领域取得了自由，就对其在其他领域没有自由这一点感到尤其难以接受。用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的话来讲：一个坏政府最危险的时候，不是它政绩最恶劣的时候，而是它试图改革的时候。因为改革本身，使它的弱点显露于天下，改革本身会释放出一些原来被压制的力量，所以反而会促成它的灭亡。这是一个一般性的规律。
另外一个特殊的原因，对于共产国家而言，且不谈它的政治改革，只是它的经济改革，就意味着要改掉社会主义，恢复被打倒的资本主义。也就是说，共产国家搞改革，哪怕只限于经济领域，它也是一种自掘坟墓。它的改革本身，就是对共产党的革命，以及共产主义革命，所造成的共产党专政的一个釜底抽薪的自我否定。所以在这些国家，随着改革的深入，人们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就越来越低，以至于后来朝野上下都有这么一种愿望，就是不仅在经济上恢复资本主义，在政治上也要回到民主宪政的道路上来。
有一个意大利学者在解释东欧国家社会主义为什么失败时谈到，在80年代时，东欧面临很多的问题，包括经济上的停滞不前，还要应对社会上的紧张。有些国家，如波兰，还要应付有组织的反对派的挑战。不过，这位学者认为，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他们的领导人发现，要解决这些问题，除非对现行的经济体制进行彻底的改革，也就是必须恢复到原来的体制上去。当他们意识到了这一点，就对社会主义完全失去了信心。因此，也就顺理成章的对建立在社会主义之上的，所谓无产阶级专政、共产党专政失去了信心。这样一来，东欧的一些领导人，就会主动的改换旗号。另外一些人虽然没有这种主动性，他们面临民间的大规模的群众反抗、和平抗议，他们也不能像以前那样理直气壮的去镇压。面对这种抗议，由于出于理亏、心虚，如同一位美国学者亚当•普沃斯基所说，他们无法说服自己扣动手中的扳机。也就是说，他们不敢去镇压。到头来，政治开放就随之而来。
在中国其实出现过同样的情况。八九民运大规模的兴起，党内出现了公开的分裂。以赵紫阳为代表的开明派，主张和学生对话，和平解决问题，应该说八九民运不只一次占了上风，可惜就是没能见好就收。最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强硬派，采取了人们事先想不到的残酷手段，把民运镇压下去了。当然，八九民运发生的前提，也和当时的改革有很大的关系。一方面是中国的政治改革，尽管邓小平本人对政治改革没有兴趣，而且他在80年代期间还时不时搞搞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但是因为当时不管是民间，还有共产党内部，出于对文化革命的痛定思痛，对于政治上的改革，对于自由化，有着很强烈的要求。所以邓小平在80年代搞的那些反自由化运动，每一次都是虎头蛇尾，草草收场。没过两年，新一波的自由化又再一次兴起，而且比头一次的规模更大。八九民运和这个背景有很大的关系。
另一方面，八九民运的发生也和中国的经济改革有很大的关系。经济改革的发展，使很多人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就是要恢复资本主义。80年代中期，中国有一位干部说过：“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山西的一位老农民谈到邓小平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讲道，解放前，我们这里有一户地主，两户富农，已经是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早知如此，何必当初。虽然当时的经济改革，程度还相当有限，但它的指向还是非常清楚的，就是要走市场经济的道路，就是要走资本主义的道路。
但是在89年之前，中国的经济改革实际上已经进入了一个十字路口，用当时几位参与了经济改革的学者的话来说，在88、89年期间，中国的经济改革面临着一个重要的选择。因为在此前，中国的经济改革尽管已经推进了很深，但对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也就是对所有制的问题，还没有伤筋动骨的改变。到了88、89年，主张经济改革的这些人就发现，下一步的改革，势必要触动传统社会主义的基本假定。如果这一步改革进行下去了，你就没法再说自己是社会主义体制了。
所以这时在党内，改革派和保守派争论非常激烈。改革派认为，如果经济改革进一步深入，政治改革是不可避免的。所谓政治改革，就是进一步解放思想，破除人们对资本主义的那种敌意。甚至有人提出，要取消宪法中的四项基本原则，89年初就有这种说法，这也是改革派的想法。因为他们发现，如果不破除所谓姓社姓资的这个禁忌的话，那么下一步经济改革是没法进行的，因为下面摆明了就是要走资本主义道路。他们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
保守派认为改革再也不能搞下去了。保守派的一个代表人物李先念，当面跟邓小平讲，赵紫阳应该辞职，因为赵紫阳是要搞资本主义的，这和他当时反对胡耀邦的理由不大一样。当时反胡耀邦是因为认为他在政治上，对反自由化不力。赵紫阳上台后，对政治自由化比较谨慎，他只是全力推动经济改革。而赵紫阳推动经济改革，就是明目张胆地搞资本主义了，保守派就不能接受了。这时候党内两派就处于僵持状态。改革派要求经济改革必须进一步深入，为了使经济改革进一步深入，他们认为必须也进行政治改革，破除姓社姓资地禁忌。而保守派坚持，经济改革再也不能继续搞下去了，再搞下去就不是社会主义了，所以改革派必须得停止，原来主导改革的人必须得下台。这就是八九之前的形势。
八九民运的爆发，就使这个情况变得更加明朗。等到六四之后，八九民弑徽蜓梗Ｊ嘏梢欢日忌戏纭Ｋ侨衔员⒄饷创蠊婺５姆炊栽硕嗽谡紊希膊撤醋杂苫涣Γ硗庠诰蒙希蛭颐歉憔锰逯聘母铮叩锰读耍丫忱肓松缁嶂饕宓缆贰Ｒ簿褪撬担酶母铮米杂苫钦巫杂苫囊桓龌。颐窍衷诜炊哉巫杂苫簿陀斜匾⒍跃米杂苫虼酥髡哦砸丫械木酶母锟钩怠６率瞪希颐且部吹剑诎司帕闹蟮囊欢问奔淠冢泄木酶母镆踩肥党鱿至送Ｖ蜕踔潦堑雇说那榭觥
可是到了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形势就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因为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明确提出，不问姓社姓资。这样就有一个问题，非常值得研究，因为他在八九之前，反复强调，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他当初提出镇压八九民运的一个最主要的理由，就是这是关系到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那么为什么两三年之后，他就变了调子，变成了不问姓社姓资呢？
其实道理也很简单。其实邓小平看得很清楚，对八九民运，如果不强调姓社姓资的问题，那么就没有镇压这场民运的理由。另外，正因为八九民运，六四屠杀，已经把民运镇压下去了，到了现在，邓小平已经很清楚，社会主义那套就是不灵，就是得搞资本主义才行。过去之所以不敢大张旗鼓地搞资本主义，是怕经济上搞起了资本主义，政治上就不能坚持社会主义，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了。那么现在既然已经有了六四了，枪都开了，人都杀了，再加上苏联东欧的巨变，过去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已经完全破产了，再说社会主义也没人信了。过去意识形态的破产，现在共产党的权力，完全是建立在赤裸裸的暴力之上。这时候没人反对，是因为不敢反对，没有反对的力量。在这种情况下，反而不必顾忌姓社姓资的问题。以前必须反复强调姓社姓资的问题，那就是为坚持共产党一党专制提供一个意识形态的理由。也要为镇压自由化提供一个理由。现在都已经镇压下去了，无所谓了。
暴力统治也有它的好处，失去了意识形态的包装，同时也失去了意识形态的约束。保守派也改腔换调，变为改革派。因为他们以前害怕的并非经济改革本身，而是经济改革引发的政治后果——如果经济上已经搞资本主义了，那政治上为什么还在搞社会主义？现在反正都杀人了，就无所谓了——我们已经掌权了，那我们搞什么都行了。
所以92南巡以后，不但邓小平所代表的经济改革派开足马力搞起了经济改革，就连原来在经济改革问题上持保守态度的那些党内保守派，也放弃了他们原来的保守立场，变成了改革派。所以92年以后，在经济改革这个问题上，已经没有改革派和保守派的区分了，这就是政治暴力造成的结果。这样，中共就来了一个华丽转身，逃脱了所谓“改革找死”这么一个陷阱。
我们刚才讲过，所谓“改革找死“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即使只是经济改革，你也是在釜底抽薪，否定共产党政权的合法性。既然共产革命都被否定了，社会主义都被否定了，那你建立在此之上的无产阶级专政，共产党一党专政也就立不住了。这是改革找死。而不改革又是等死。唯独中国，通过六四屠杀，压制了民间和党内反对力量，又摆脱了过去意识形态对它的约束，它便可以做到既改革，又不影响它自身的统治。这样一来，中国就走上了一条和苏联和东欧截然不同的道路。
另外，中国是在这种情况下，在六四镇压造成的高压之下，开展的经济改革，市场经济，资本主义改革，这种改革的结果就不可避免地造成权贵私有化。在这一点上，它又和苏联和东欧截然不同，因为共产国家搞经济改革，就是要把公有制变为私有制，把计划经济变为市场经济。这样就面临一个大问题，就是如何把原来名义上属于全民的资产私有化。
在俄国和东欧，是大众私有化，把名义上属于全体人民的资产分给全体人民，当然这种做法很公平，也是民主体制下唯一能让人民通得过的方案。但这样做有个很大的弊病，就是它把原来庞大的资产切得七零八碎。由此造成了资产的过于零碎化。毫无疑问，这就会严重影响经济的运作。如同一个大公司，每个人都有一份股权也只有一份股权，这和过去的社会主义大锅饭没什么区别。因此在苏联和东欧，他们都不可避免的经历了这样一个阶段。就是由于大众私有化，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一段时间经济上的滑坡。只有经过一段时间的市场经济的运作之后，财富相对地集中到一些人手里，有了资本家，才有资本主义。所以经过一个不短时间的经济滑坡，经济停滞之后，那些俄国东欧国家的资本主义才有可能发展起来。
而在中国，由于采用了权贵私有化，倒是一步到位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它没有通过大众私有化，把资产分给大家，再通过市场运作把资产集中到少数人手里，而是直截了当地把资产分给了党委，给了党委书记，所以中国成了这个样子，共产党成了中国的唯一的大股东，党委会成了董事会，书记成了CEO，免除了大众私有化过程中资产零碎化的问题。因此在它的经济发展中，就没有资产零碎化导致的经济衰退，得以保持持续的发展。当然这种转变是特别恶劣的，因为共产党就是靠打倒地主资本家起家的，现在你怎么成了地主资本家了呢？所以这种做法，如果没有六四造成的那种威慑背景，根本不可能发生。但是因为中国有那么一个背景，这个情况就在我们眼前发生了。
于是，在我们眼前出现了一种最诡异的情况，共产党本来是靠打倒地主资本家起家的，现在它自己成了最大的地主和资本家。共产党当年是以革命的名义，没收了全体人民的私产，建立起名义上属于全体人民的公产，后来又以改革的名义，把属于全体人民的公产，变成了属于少数共产党官员自己的私产。前面是以私充公，后面是化公为私，前三十年抢劫，后三十年分赃。
这种过程，从道义上来讲，无疑是最无耻最恶劣的。但从经济上来讲，这种做法反而却是最有效的。因为如前所讲，它避免了大众私有化造成的资产零碎化所带来的问题。它使得大资本一步到位地从所谓的全民的手中集中到了少数权贵的手中，就完成了资本主义的变化。
当然中国经济发展仅凭自己完成这种权贵私有化，那肯定还不够，这又和中国加入经济全球化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我们知道，穷国之所以穷，就是因为缺少资金缺少技术。而一旦加入经济全球化，就可以大量的吸引外资，和外国的先进技术。中国有着大量的优质又廉价的劳动力，再加上中国政府垄断着一切资源，可以开出种种的优越条件，招商引资，使得国外的资本源源不断，蜂拥而入。这样造成的结果，当然是使得中国的经济取得了非常快速的发展。比如美国，把工厂都搬到了中国，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生产出更加廉价的商品，这些商品又被倾销回美国，占领了美国的市场。在这过程中，当然是美国的跨国资本获得了巨大的利润，他们是最大的受益者。另一方面，中国政府也是最大的受益者。中国政府等于是个工头，它和外国公司签单，而给工人的收入是由工头分配的，在中间得利最大的其实是中国政府。与此同时，这种做法本身，又严重地影响了西方经济。以美国为例，把大量工厂搬到中国，造成了产业空心化，工厂倒闭，而美国的传统工会在这种冲击之下就破产了。因为过去工会无非就是组织工人，向资方讨价还价，因为资方离不开工人，争取更优惠的条件，更高的工资待遇。现在资方觉得，你们提的条件太高了，我干脆搬到中国去。这么一来工会不在能发挥作用，就破产了。这是西方所建立的福利制度，也处于瓦解的过程之中，由此造成了美国出现新的贫富分化，这也是去年川普能够上台的一个很大原因。就是由于大量制造业倒闭，大量制造业的工人失去了工作，他们的生活陷入贫困，但由于美国有比中国好的多的福利制度，他们的生活并没不是特别恶劣，但他们的社会地位，相对地位有了很大的下降，所以他们非常的不满。
中国那么大的国家，14亿人口，所有的发达国家人口加起来，也只有十亿。中国十四亿人口这么大的国家，理论上来讲，它可以把所有发达国家的资本全部吸收过去，那些国家就完全被掏空了。当然实际上它还做不到这一步，因为中国还有其它的问题，妨碍外资的进入。但由于它有大量的优质廉价劳动力，造成了世界经济格局的一种极大的变化。以至于我们看到，若干年之后，中国经济有了令人惊讶的增长，而西方经济倒是陷入了一种困境，对中国经济有了原来想象不到的依赖性。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并未像西方国家想象的那样，随着经济的发展，政治也走向自由化民主化。通常都认为，搞资本主义，搞市场经济，随之而来必然有中产阶级，随着中产阶级的发展，自然会提出自由民主的要求，经济的发展必然会导致政治上的自由化民主化等，可是在中国看到的是完全相反的事实。在中国，并没有因为经济的发展，而导致政治上的自由化和民主化，反而由于经济的发展，强化了中共的专制政权。如今，中共政权取得合法性的最主要的根据，就是中国的经济取得了很大的发展。这样一来，中国没有因为经济发展，在政治上变得更开明，更民主，反而变得比原来更自信、更蛮横。在很多方面，包括对民间异议人士的打压，甚至超过以往，这是因为它自恃有了更大的本钱。这一点就让人们感到非常地忧虑，如果这样发展下去，随着中国国力的提升，那可能就会变得更专制，对普世价值更加蔑视。因此也就对整个世界，对人类这几百年来，好不容易才建立起来的普世价值，形成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挑战。
记得2010年挪威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给刘晓波颁发了诺奖，颁奖词很长，开始大篇幅赞美中国政府，高度肯定中国取得的成就，然后才话锋一转，才提到中国在人权方面的问题。和平奖委员会的逻辑很简单——你们在经济方面做得这么好，为什么不在人权方面也做得好一点呢？可他们不知道，中国政府想的是另外一套逻辑——我们之所以在经济方面做得这么好，就是因为我们在人权方面做得那么坏。正因为我们在那方面做得那么坏，才会在这方面做得这么好。你现在叫我们不要那么坏了，那我们就不可能那么好了。因为它知道，若真是在人权方面有所开放的话，对现在的政权有极大的威胁。所以环球日报写得很清楚，实行民主对于别的国家就是政党轮替的问题，对于中国就是翻天覆地。因为它很清楚，它整个的统治，都是建立在这种压制之上的。现在不谈它政治上的压迫引起人们的反感，单单它的经济上、财富上的这种配置，就是建立在高压之下，完全是不公不义的。
现在大家都在谈贫富差距，美国有贫富差距，欧洲有，台湾也有。中国的贫富差距有两方面：一是程度最甚，另一方面是性质特别恶劣。因为在大陆，中国的富人之富，不同于西方人的富人之富。西方人的富人之富，有的是靠历史，靠家族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有的是靠机遇，靠市场，靠运气，等等。而在中国，富人之富，完全是靠巧取豪夺。不到三十年之内，中国有了比世界上任何其它国家都多的千万富翁亿万富翁。他们获得那么多财富，大体上，不是说全部，至少大部分就是建立在对所谓全民资产的这种掠夺之上的。尤其是在六四之后，这种掠夺几乎是公开进行的。因此这些权贵不得不担心，一旦政治开放了，且不说以前当局犯下的政治错误会受到追究，单单是目前这种不合理的财富分配的格局，人们就不可能接受。也就是说，一旦中国人民有了发言权，他们很有可能就会要求对过去的经济问题进行清算，要求获得不义之财的权贵们把不义之财交出来。这一点让权贵们更难以接受。因此他们对政治的自由化、政治开发就抱有比原来更为敌视的态度。
如果中国在八九年六四之前就实行了改革，确实没有太大的风险，因为无非就是放下垄断的权力，和其它的政治力量进行平等的政治竞争，而且由于你过去有多年执政的经验，还有些相当的优势。固然你过去的错误是你的包袱，但你过去积累的经验也是你的财富，你在竞争过程中间，未必就输掉。即便输掉了，你下次还可以赢。至少，作为原来一个长期专制的共产党，他是完全可以被软着陆的，完全不用担心被清算的问题。俄国东欧这些国家下台的共产党，基本上都没有受到清算。
可是今天，这个事情就变得很困难了，这几十年来，政治上不断的持续的压迫、迫害，你在政治方面积累了这么多的债，另一方面，单单你在经济上造成了财富分配上造成的这种极端不合理的格局，会不可避免地受到人们的清算。这就使得中国的政治朝自由化的方向改革变得额外困难。但与此同时，中国当局就会发现，如果沿现在的做法走下去，尽管它也知道也有很大的风险，因为就在对社会，包括对社会对党内的持续高压之下才能进行。哪一天高压出了问题，就会有极大的麻烦。但是，如果它认为，它在维持目前高压不变的前提之下，它仍然有一定的发展空间，这样就会有非常严重的后果。那就是我们会看到一个专制的强权，专制的国家，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而这个政权，既然是以这种方式走向强大的，它必然对普世价值采取一种骨子里的轻蔑，一种敌视的态度。要指望这种政权主动地走向自由民主的道路，那是相当的困难。所以，这对不仅是对中国人，也是对整个世界提出了非常严峻的挑战。可以说，目前世界面对的最大的问题就是，如何应对一个崛起的专制的中国。这个问题解决不好，不仅是对中国人，对整个世界都将是一个极大的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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