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5月15日，柴玲在华盛顿出席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非洲、全球健康和人权小组委员会的听证会（图源：AFP）
中国国务院前总理李鹏披露，天安门指挥部总指挥柴玲接受采访时表示：“其实，我所期待的就是流血，只有广场血流成河的时候，才能真正团结起来。”当记者问：“你自己会继续在广场上坚持吗？”柴玲答：“我想，我不会”，“不甘心，我要求生”。
2014年6月3日，六四事件爆发25周年前一天，多维新闻网收到一位消息人士提供的中国北大教授孔庆东接受采访谈六四的视频。孔庆东在六四期间曾担任北大筹委会负责人，在这部时长37分钟的采访视频中，孔庆东详细地谈到六四事件发生的前因后果以及他对整个事件的看法，并对王丹、柴玲、吾尔开希、封从德等学运领袖进行逐一评价，孔庆东称“王丹基本上是比较理性的”，“柴玲特别会煽动，而且会打悲情牌”，而对封从德的看法则是“很有激情、说话颠三倒四”。
孔庆东称，“柴玲是非常富有激情的一个人，特别会煽动，而且会打悲情牌。”孔庆东评价：“其实他们没有什么个人独立的思考和见解。他们只是一味地要让这个运动向着不可逆转的悲情道路发展。因为当时学生并没有什么新的话语，学生说的话语很类似文革的话语。比如柴玲很善于在演讲中含着热泪说，‘国家是我们的国家，人民是我们的人民。我们不管谁管，我们不干谁干。’”
孔庆东指出，这完全是文革的语言，一个字都不差的。但是，这种煽动它是很管用的，因为学生是很单纯的，学生是一腔爱国激情，觉得谁更爱国，他们就听谁的。 关于柴玲曾经提到“要推翻一个没有人性的政府”与学生运动初衷、要求的“民主自由”是否是相悖，孔庆东表示“没有针对政府要推翻它的试图”，“这场运动从初衷来看，没有针对共产党执政这个问题，也没有针对政府，根本不是要推翻政府，也没有说政府没有人性。”孔庆东反问：你不能说民主是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不要民主吗？非得资本主义才有民主吗？大家要的是扩大社会主义民主。
孔庆东认为，“后来柴玲等人，他们把学生运动引向流血的结局，有她个人的想法，还有运动后期，方向变化了的问题。”孔庆东分析称，“因为后期，在广场的绝食变质了。一开始的绝食，同学们是很纯洁很真挚的，到了后期，它已经超过了人绝食的生理限度了，所以后期的绝食变成了一种政治上的僵持。这边，媒体不断地渲染‘有学生晕过去，救护车拉走了’，在国际上就造成一种印象：共产党政府是没有人性的，学生绝食它都不管嘛。而这个结局恰好迎合了柴玲等学生领袖的期待，他们希望用流血来使自己成为国际人权的名人。”
对于柴玲“只有血流成河时，全中国人民才会擦亮眼睛”和王丹“如果不流血我们怎么办”的认知，孔庆东表示“联系起来，我就觉得，是不是背后还有一股强大的力量，就是要使学生运动走向跟政府势不两立，要把政府逼到悬崖边上的这个程度，逼到悬崖边上，最后暴力解决。” 孔庆东表示：“每一次手挽手，去冲击警察人墙的是普通学生，是那些一年级、二年级的本科生。你们作为高年级同学，作为研究生，在后面策划指挥，成天想的是自己个人的利益，我觉得于良心不合。我觉得，从本质上说，一个是个人的不成熟，另外很有可能有其它势力在背后左右，他们可能是人家的工具。”
对于六四前夜柴玲等学生领袖鼓动大家继续留下，孔庆东表示：“我们发现又一股力量，一直主张激进，希望造成流血，并且他会污蔑别的力量，是政府派来的卧底。他们这么极端，说明他们有一个坚定不移的意志。” 柴玲等人“用那种悲情的演说，决绝的态度，又把人挽留住了”。孔庆东称“有一些核心成员坚持在那些帐篷里，始终保持着广场这个混乱的局面。”
《李鹏六四日记》披露，1989年5月28日，柴玲接受美国记者菲利浦·康宁汉（Philip Cunning ham）采访。柴玲说：“现在广场是我们惟一阵地”，“有人一再主张撤”，“我是总指挥”，“要抵抗这种妥协，这种投降派”。
李鹏指出，就在柴玲信誓旦旦要坚持占领天安门广场的时候，她却又对记者说：“中国人，我不值得为你奋斗，我不值得为你献身。”柴玲说：“其实，我所期待的就是流血，只有广场血流成河的时候，才能真正团结起来”。当记者问：“你自己会继续在广场上坚持吗？”柴玲答：“我想，我不会”，“不甘心，我要求生”。柴玲要求记者对上述的话不要先披露出去。
有报道称，1989年5月28日接受美国记者菲利浦·康宁汉采访时流泪称“觉得为中国人去奋斗不值得”“下一步作为我个人，我愿意求生下去。广场上的同学，我想只能是坚持到底，等待政府狗急跳墙的时候血洗。不过我相信一场大革命很快就会到来——要是它采取下策的话。即使不采取下策，保存一些火种和力量，在下一次运动中我们一定会站出来”。
有人将其解释为“让别人流血，自己逃生”，如方舟子批评柴玲时，指其于5月底领了救济款逃跑，2009年香港大学学生会会长陈一谔指责柴玲为“走佬学生领袖”（后陈因批评六四的言论被港大学生投票罢免）。但“柴玲逃跑说”和多个学生领袖的说法矛盾。
在纪录片《天安门》中，侯德健、封从德及刘晓波称，当夜天安门开始清场时，柴玲也在广场上。另据王丹、周锋锁证实，柴玲是最后离开广场的人士之一。 对于《天安门》，2009年，封从德、方政、熊焱、王丹、严家祺、郑义、盛雪等人签署《致〈天安门〉制片人的公开信》。该信认为《天安门》有选择地引用句语和遗漏史实，让观众得出对柴玲的误导印象。指责称“期待流血”、“我愿意求生”等言论争议都为断章取义。有支持柴玲的评论认为《天安门》通过大量剪切和对比，对柴玲的形象刻意塑造引导，原先王丹承受主要攻击，《天安门》广泛传播之后则被柴玲顶替。王丹也写了一封《为柴玲辩护--致港大学生的信》声援柴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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