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会后，习近平急迫去做的一件大事：培养接班人还是掘墓人？
3月17日，成都七中实验学校小学部食堂腐烂食物事件联合调查组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调查结论为三个家长制作虚假食材照片，已对三人以涉嫌寻衅滋事罪进行拘押。这是继最高法院王林清法官自偷卷宗后的又一起自编自演事件。或许以后，重大事件的报案者就是作案者将成为调查结论的新常态。最高法院和成都七中事件都说明中国正在走向一个颠倒黑白的荒唐时代。
人大会议一结束，憋屈了十几天的习近平终于不用听李克强的废话和人大代表的胡言乱语了，他要干一件大事，那就是对青少年政治洗脑，在他们的大脑中安上“服从”的芯片，让他们成为中共红色政权的奴仆。
3月18日，习近平首次召集大学、中学、小学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代表座谈会。习近平称，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最根本的是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解决好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青少年阶段是人生的“拔节孕穗期”，最需要精心引导和栽培。必须培养一代又一代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立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有用人才。在这个根本问题上，必须旗帜鲜明、毫不含糊。这就要求我们把下一代教育好、培养好，从学校抓起、从娃娃抓起。
习近平的话应该说得很直白，那就是要从小开始灌输中共的意识形态，使他们永远拥护共产党领导，维护红色政权，至于社会主义制度，那不过是一个唬人的幌子。这里，我不由想起了二件往事。一件事发生在美国前总统奥巴马身上。2009年9月8日，奥巴马在弗吉尼亚州 阿灵顿 威克菲尔德高中首次向全美中小学生发表新学年致辞，要求青少年们珍惜时光，用功学习，为自己和国家未来担负起受教育的责任。他在答问环节又告诫大家使用社交网站Facebook时要小心，以免将来反受其害。这件事在中国简直是件大书特书、两全其美的好事：总统表现出对教育和下一代的高度重视；孩子们则从国家元首那里获取学习的动力。但一些奇怪的美国人并不这样看。在他们眼里，总统不等于领袖，而更接近于政客，政客可以在成人世界作秀，但不能主动跑去发表带有政治色彩的演说，“毒害”未成年人的思想。在威克菲尔德高中校门外，反对者们冒雨举着标语，对奥巴马表示抗议。标语牌上写着：“总统先生，请与我们的孩子保持距离。”一位孩子的母亲在接受CNN采访时甚至流下眼泪，称害怕奥巴马的演讲会给自己的孩子带来不好的影响。美国人很敏感，他们知道青少年思维还在发育期，不当的政治观念会玷污他们纯洁的心灵。
另一件事也发生在美国，他则用自己的生命见证了什么是政治洗脑，并写出自己的血泪史《一滴泪》。他就是巫宁坤先生。1951年伊始，正在芝加哥大学攻读英美文学博士的巫宁坤收到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电函，急聘他回中国到燕京大学任教。面对祖国的需要，满腔热血的巫宁坤毫不犹豫地放弃了完成一半的博士论文，于1951年7月从旧金山搭乘邮轮经香港回国。一年前从芝加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李政道也前去为巫宁坤送行。巫宁坤问李政道为什么不回国，为建设新中国添砖加瓦。李政道回答说他不想被洗脑。对此巫宁坤一头雾水，不明白脑子如何能够被洗。直到他自己回归国之后，卷入轰轰烈烈、无休无止的思想改造运动时，他才慢慢懂得了什么是“洗脑”。1957年，巫宁坤被打成右派，投入大牢，后发送“北大荒”劳改。同年，大洋彼岸不愿被洗脑的李政道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但巫宁坤又是幸运的，因为他熬过了浩劫，1980年，他和家人返回了他曾离开的美国，今年巫先生已经是99岁的耋髦老人了。
我们不得不说，政治洗脑的威力是强大，其破坏力也是严重的。西方人对政治洗脑保持着高度警惕，因为他们有前车之鉴。希特勒向国民灌输集体主义和反犹太主义思想。由希特勒所领导的德国新政府在1933年的第一任内阁中，设立了"宣传及公共启蒙部"。宣传部的主要目标就是确保纳粹思想和信息成功的渗透到艺术、音乐、戏剧、电影、书籍、广播、教材以及新闻等领域内。由大众媒体推行其宣传及洗脑的目的。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在柏林等地组织大规模的焚书活动，将犹太人写的书及其他“非德意志”书籍均焚毁。戈培尔通过购买、清洗、控制股份、审查、停刊等手段管理新闻媒体。同时密集无线电覆盖度，下达了集体收听广播的命令，把收听外国电台视为一种严重的刑事犯罪。苏联的列宁和斯大林也是政治洗脑的高手。当然，洗脑还必须与恐怖相配套，对于拒绝洗脑和质疑洗脑的人则采取肉体消灭或送往古拉格劳改营。
毛泽东不愧为一位融合古今中外洗脑之大成的大师，他继承了中国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汉朝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明朝八股文，再到清朝顺治、康熙、雍正和乾隆的文字狱，株连九族的传统，又学习希特勒和列宁、斯大林的精湛洗脑术，通过无数政治运动，将中国人的大脑洗得“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当中国只有一个主义、一个政党和一个领袖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开始了，接着三年大饥荒如期而至，四千万中国人在饥饿中命丧黄泉。可见，洗脑使民众成为政治白痴，统治者成为高高在上的神，最终整个民族和国家在荒诞中万劫不复。张千帆先生指出：如果极权国家能够成功实现全民洗脑，让绝大多数国民都真诚地信奉一种“真理”，并认可执政党及其领袖作为真理的化身，那么这样的社会必然是高度团结稳定的。统治者完全可以“无为而治”，根本用不着动用国家暴力，自发的群众暴力就足以消灭任何政治异议。这就是政治洗脑的逻辑，同时它有一个共同的结局，那就是民族和国家灾难。
面对内忧外患、风雨飘摇的政局，习近平又从毛泽东的九阴真经找到了洗脑的法器，将目光盯上了青少年。当然，我们说只是习近平对青少年洗脑也不客观，中共领导人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也一直没有间断政治洗脑，只是“洗”的程度与毛泽东时代不同而已。现在，我们需要回答的问题是：习近平的洗脑工程会成功吗？会培养出他量身定制的红色江山的接班人吗？答案自然是否定的。
尽管中国人对文革极权主义灾难并没有进行深刻反省，但中国人毕竟经历过苦难。当今中国尽管有互联网的屏蔽，但还是一个相对开放的社会，与北韩有着本质的区别。洗脑工程的崩溃瓦解实际上是共产党自己进行的，因为他们一方面制造谎言欺骗民众，另一方面又用罪恶戳破自己的谎言。最高法院陕北千亿矿权案卷宗丢失和成都七中实验中学小学部腐烂食物事件及其调查结论，使习近平的依法治国和保护未成年权益沦为笑谈。共产党洗脑称共产党是一个“伟大、光荣、正确”的政党，而这个政党的官员却又比任何人都腐败。每一个人都心照不宣说一套、做一套；揭发别人时理直气壮、振振有词，自己却从来不面对良心的拷问。更严重的是，每个人都知道自己是一个不足挂齿的伪君子、纯粹自私的真小人，但个个嘴上说的比唱的还好听。
俄罗斯伟大作家索尔仁尼琴说过：我们知道他们在说谎，他们也知道他们在说谎，他们知道我们知道他们在说谎，我们也知道他们知道我们知道他们在说谎，但是他们依然在说谎。所以，习近平的洗脑工程不可能培养出红色江山的接班人，只会培养出自己的掘墓人。
冯崇义教授指出：马克思在讽刺路易•波拿巴模仿拿破仑的独裁专制时说过，每当那一类历史人物出现两次，第一次是悲剧，第二次是闹剧。无论习近平模仿的是毛泽东、邓小平，他所上演的只是闹剧。在中国从极权社会演化为后极权社会四十年之后，社会结构和世道人心都发生了深刻的、不可逆转的变化。习近平所代表的只是一股逆流，除了使中华民族在这些闹剧中活受罪，根本无法将中国从后极权社会重新拉回到极权社会中去，根本无法阻挡中共后极权政权的败亡和中国向宪政民主转型的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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