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杰：大变局到来 谁是海外民运新领袖？

　　在上次节目中，我们谈到中国人的政治焦虑。如果我们回顾历史就会发现，每到历史的转折关口都会出现全民焦虑现象，因为大家失去了方向感。清朝末年，危机四伏，中国像一艘巨轮颠簸在波涛汹涌的海洋上，谁都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大家都很焦虑。1949年中华民国退守台湾，共产党即将统治中国，未来的新中国会是一副怎样的光景，谁都不知道，焦虑感弥漫社会。十九大后，中共政策发生巨变，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寿终正寝，习近平的新时代粉墨登场。中国开始从后极权主义时代返回极权主义时代，走上了一条不归路。中共政治上的倒行逆施加剧了中国人的焦虑感，但中国的政治变局却为海外民运再次迎来了新的机遇。

　　

一般认为，中国现代民主运动从1978年的民主墙运动开始；中国的海外民主运动，从1983年在美国建立中国民主团结联盟开始。目前海外民运主要有民联、民阵、民联阵，还有自民党、民主党、社会民主党等。海外民运在1989年民主运动后曾有过短暂的辉煌期，但随着邓小平1992年南巡，西方国家在重商主义的推动下，渐渐冷落海外民运。中国国内经济的发展使众多海内外华人开始远离民运，闷声发大财。海外民运进入了漫长的寒冬期。

　　在海外民运的冬天，诸多问题也浮出水面。一是山头林立，各自为阵，难以形成统一的力量。二是资金枯竭。民运人士处于白天打工谋生，业余时间搞民运的窘境。甚至有的政党或者领导人公开主张通过政治庇护，谋求经济利益，使民主政党变为难民党。三是政治纲领和愿景不明。海外民运尚无明确的中国政治转型思路。四是，中共渗透严重。中共以利益为诱饵收买了一些民运人士，制造噪音和事端，搅乱和污名化海外民运。五是，内斗不断。海外民运整个生态不健康，缺乏相互尊重和包容，民运人士相互攻击、谩骂。有人甚至把民运人士概括为五类：有仇的，有病的，有瘾的，有任务的和有需求的。六是，消极悲观情绪弥漫。面对中国经济的崛起和西方国家重经济、轻人权的局势，众多民运人士感到中国民主转型前景暗淡，失败情绪蔓延。七是，缺少优秀领袖群体。海外民运不缺有雄心的领袖，也不缺具有战略思维的领袖，但缺少真正有民主宪政理想、掌握现代知识和技能，动员、实干能力强、淡泊名利和人格健全的领袖。总之，我认为，海外民运的问题可以简单归纳为两个，一个是缺少时势，另一个是缺少优秀领袖群体。

　　毋庸讳言，三十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海外民运处于低潮期。时势难违，没有时势，就没有优秀领袖脱颖而出的舞台。秦朝末期若没有苦秦久矣的时势，无法产生刘邦、项羽这样的政治枭雄；东汉末年没有政治腐败和民不聊生的时势，也无法产生曹操、孙权和刘备这样的群雄，诸葛亮再有本事，也只能老死隆中。目前，中国经济发展停滞，中美贸易战硝烟弥漫，大有从贸易冲突向全面冲突蔓延，民族冲突尖锐，老百姓敢怒不敢言，官员们官不聊生，习近平极权主义新时代为海外民运的再次兴起提供了历史机遇。可以说，改变中国政局的时势已经具备。时势在呼唤具有新理念、新战略、新格局的海外民运新领袖。这里有一个重要问题需要我们一起思考，那就是新的海外民运领袖需要怎样的政治素质？我谈谈自己的一点看法。

　　第一，格局

　　海外民运领袖应有远大志向，追求公义而非私利，引领或适应世界潮流。格局小，目光短浅，追求蝇头小利，难成大事。正如孙中山先生所云：天下为公。性格决定个人命运，对政治家而言，格局、境界决定政治命运。三国时，曹操曾与刘备煮酒论英雄。曹操评袁术为冢中枯骨；袁绍色厉胆薄，好谋无断，干大事而惜身，见小利而忘命；刘表虚名无实。曹操说：“夫英雄者，胸怀大志，腹有良谋，有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地之志者也。”

　　第二，德行

　　民运领袖应诚实信用、谦卑、学习、乐观。有人认为政治家必须狡诈、心狠手辣，这是误解。政治家必须有人格魅力，才有追随者。没有诚实信用的政治家只是政客，靠欺骗、谎言博取信任的最终会被社会抛弃，玩火者自焚。民运领袖应谦卑，时时反省自己的不足。古希腊哲人苏格拉底曾说：我只知道，我对这个世界一无所知。民运领袖应善学习，在书本中学习，在实践中学习。有人认为，政治家是社会活动家不理论家不需要读书。唐代诗人章碣曾著《焚书坑》：“竹帛烟消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但这个观点是错误的。孙中山先生为建设一个新中国，曾阅读了大量的书籍，写出了《建国大纲》，对中国的铁路、矿业、水电进行了整体规划。民运领袖应具备现代知识，对中国宪政制度、民族冲突、经济转型等重大问题进行研究，提出合理可行的操作方案。民运领袖应乐观豁达，不为艰难险阻所困。

　　第三，冷静、谨言

　　民运领袖应控制自己的情绪不被他人控制，保持对局势清晰的判断，同时要果断决策，甚至壮士断腕。冷静是政治家必备的素质，冲动、意气用事是政治家失败的重要原因。民运领袖要谨言慎行，控制自己的表达欲望。

　　第四，用人、宽恕

　　民运领袖要重用比自己能力强的人。任人唯亲，不广纳贤才，是不可能有所成就的。从历史经验看，周文王重用姜子牙；秦始皇重用李斯；刘备重用诸葛亮；刘邦重用张良；唐太宗重用魏征；朱元璋重用刘伯温方成就大业。政治博弈实质是人才博弈。民运领袖要宽以待人，有容人之量。东汉建安五年，官渡之战。曹操大破袁绍。在清点战利品时，曹操发现了许多通敌书信，他不看便要人烧掉，而非追究当事人责任，他说“当初，袁绍兵力远胜于我，连我自己都觉得不能自保，更何况是他们。与袁绍勾结只是他们不得已的选择。”大度是政治家的必备素质，小肚鸡肠是政治家的大忌。清代官员张文端老家旁有块空地，后来空地被邻居吴氏砌墙占用，两家争执不下。张家人传书到京城，张公写了一首诗寄回老家：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第五，原则、妥协

　　民运领袖应处事有原则。中国古钱币，外方内圆。方是原则，圆是变化。原则性问题是不能让步的，如民主、法治、人权以及民主宪政等。但民运领袖也要善于妥协，善于博弈，寻求双赢。英国的光荣革命、美国革命和美国宪法都是妥协的产物。

　　第六，合作、坚韧

　　民运领袖应有团队精神，发挥团队成员创造力，使团队的每一个人的奋斗目标与团队目标合一，体现每一个人的价值。同时也要听得进不同意见，兼收并蓄。民运领袖应耐得住寂寞，守得住清贫；受得了屈辱。

　　以上是我对海外民运领袖政治品质的看法。纵观海外民运现状，固然有多种原因可检讨，但缺少优秀的政治领袖群体无疑是一个重要原因。没有优秀的政治领袖，即使具备社会变革的时势，也不可能完成宪政民主转型。同时，我们应该明白海外民运的定位，那就是揭露中共的腐败和暴行；推动、支持国内抗争运动；营救国内民主人士；动员台湾、香港和国际社会正义力量；提供政治转型方案。中国民主转型的主战场始终在国内而不在海外，推动中国变局的主力军始终是中国人民自己。海外民运应与国内民运紧密互动，相互支持。谁能成为海外民运新领袖呢？时代在呼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