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期间，中共蜗居在延安地区，借机发展壮大。1936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到延安采访后，写出了《红星照耀中国》一书并在国内和国际上产生了广泛影响。中共意识到了对外宣传的重要性。此后，为了掩盖中共假抗日真扩张的行为，提升中共地位，博得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同情和支持，中共利用一切机会邀请包括记者在内的西方人士到延安参观（此举今日的中共仍在沿用），将所谓中共“清廉、为人民”的表面现象展现在这些人面前。
1937年冬天，在周恩来的精心安排下，美国海军陆战队情报官员、曾任罗斯福总统卫队的副总指挥的埃文斯•福代斯•卡尔逊到延安和山西八路军总司令部访问。毛泽东在延安与卡尔逊“一直谈到深夜”。卡尔逊回美国后，向罗斯福介绍了中共和毛的情况。还有那个据说与毛关系非同一般的美国记者艾格尼丝•史沫特莱，亦在西方发表了多篇宣传中共的文章，从而误导了西方政界乃至民众对中共的印象。
1938年2月，毛泽东与合众社记者王公达谈话时说：“美国民主党的赞助国际和平，罗斯福总统的谴责法西斯，霍华德系报纸的同情中国抗日，尤其是美国广大人民群众对于中国抗日斗争的声援，这些都是我们所欢迎与感谢的。”
抗战即将胜利之际，为了赢得美国的支持，毛泽东更是加紧了对美国的赞扬。1944年6月12日，毛对中外记者发表了一个谈话，其“关键词”就是不断地大谈“民主”，把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根本途径归结为“民主”。毛说：“中国是有缺点，而且是很大的缺点，这种缺点，一言蔽之，就是缺乏民主。中国人民非常需要民主，因为只有民主，抗战才有力量，，中国内部关系与对外关系，才能走上轨道，才能取得抗战的胜利，才能建设一个好的国家……只有民主的统一，才能打倒法西斯，才能建设新中国与新世界……”
当时的重庆《新华日报》和延安的《解放日报》都发表了大量的赞美美国的社论、评论。1943年9月12日的《新华日报》发表了《美国人民的理想与民主精神》一文，引用了莫洛亚的两段话：我爱美国，因为在这儿我看到那使人类生活高尚的自由的光辉。我爱美国，因为在这儿我看到了在别的国度里时常成为战争的导因，在这儿却能够有条不紊的用民主的方法来解决。
1944年7月4日美国国庆日，《新华日报》以《美国国庆日自由民主的伟大斗争节日》为题，发表了热情歌颂美国的社论。社论把延安与美国相连—–“民主的美国已经有了它的同伴，孙中山的事业已经有了它的继承者，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民主的势力。我们共产党人现在所进行的工作，乃是华盛顿、杰弗逊、林肯等早已在美国进行了的工作，它一定会得到而且已经得到民主的美国的同情。美国正在用大力援助中国抗日战争与民主运动，这是我们所感激的。”这篇社论最后高呼：7月4日万岁！民主的美国万岁！
7月22日，美国代表团到达延安，毛泽东多次会见他们。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辑的《党史通讯》于1983年披露了部分谈话内容。毛说：“每一个在中国的美国士兵都应当成为民主的活广告，他应当对他遇到的每一个中国人谈论民主。美国官员应当对中国官员谈论民主。总之，中国人尊重你们美国人民主的理想。”
8月15日，《解放日报》发表经毛泽东重新改写的社论《欢迎美军观察组的战友们！》。社论中称：“在我们中国的抗日战场上，美国亦直接和我国人民并肩作战，成为最亲密的战友。在这个欢迎美军观察组朋友的时候，我们向美国政府、人民、海陆空将士及其英明领导者罗斯福总统，表示衷心的感谢。”10月10日，毛在与谢伟思的谈话中明确指出：“共产党人不愿冒险和美国发生摩擦，因而愿意与美国政策‘步伐一致’。”
西方记者的报导以及中共的高超宣传伎俩，使美国政府也没有认清中共的本质，反而对其抱有好感，并在处理对华事务时要求蒋介石要联合中共抗日，好像中共不抗日是蒋的政策所致。1944年6月20日，受罗斯福的指派，积极主张国共合作的美国副总统华莱士抵达重庆访问。华莱士在华期间，迫使蒋介石同意史迪威将军的建议，美军可以派观察组到延安。8月，罗斯福任命赫尔利为总统特使来中国。赫尔利先后在重庆和延安会见了蒋介石和毛泽东。但双方由于意见分歧，没有达成任何协定。
除了迫使蒋介石与中共和谈外，美国还给中共提供了武器装备。而且非常有意思的是，在抗战刚刚结束的1945年8月25日，正是美国军用飞机将邓小平、林彪、刘伯承、陈毅、聂荣臻等中共将领紧急从延安空运到东北、华北前线指挥部，这比美国空运国民党先遣人员还早一天。美国的这一失误为国民党在内战中的失败埋下了伏笔。
而直到1946年12月中共利用所谓的“北大女生沈崇被美军强奸”案掀起大规模反美浪潮后，美国政府才意识到了自己的大错，可惜再全力支持国民党已经有些晚矣。美国政府就这样被中共玩了一把，但愿前车之鉴能让当今的美国总统引以为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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