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邓小平认为中国必须改革经济、全面开放，大权在握的江泽民则认为越开放百姓越难控制。爬上高位的江泽民有点飘飘然，大大低估了邓小平的政治能量，所以江上台后……邓小平开始后悔不该轻率听信陈云、李先念的话让江泽民当总书记。
邓小平认为改革开放、搞活市场，从经济入手与美国抗衡，已经迫在眉睫。光有几个经济特区已经不能适应形势的需要，中国必须改革经济、全面开放。已是大权在握的江泽民可不这么想，他认为自己好容易爬上来就不能再下去，越开放老百姓越难控制。爬上高位的江泽民有点飘飘然，大大低估了邓小平的政治能量，所以江上台后讲过一句与邓小平顶着干的“名言”：“让私营企业家和个体户倾家荡产”（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江泽民的家族成为“中国第一贪”时，江泽民又大搞起“让资本家入党”了），他还有对应的另一个方针：“把一切不稳定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
邓小平开始后悔不该轻率听信陈云、李先念的话让江泽民当总书记。1990年春天，邓在上海多次召见上海市长朱镕基，并对朱镕基进行考查，觉得朱是中共高层少有的懂经济的人才，而且有魄力，具有实干精神，不是江泽民那样耍花架子的人。江在上海的耳目及时把邓小平的动态报告给江泽民，江的妒忌心又翻腾起来。
江的妒嫉源于自己无德无能，而又怕任何有才能者威胁到自己的权位。虽然表面上江泽民大权在握，但自从他上台，党内外许多人士都不看好这个投机钻营者，并估计江只是个过渡性的人物。处在高位上的江虽然洋洋而自得，但其内心也多少感到了自己在党内地位还远未巩固，论资历、才干、人脉，自己远居人后。对于权力的偏执使得江形成了强烈的妒忌心，将一切才干、资历、人脉等胜过自己的人都视为潜在的威胁。
1991年2月邓小平在离开北京去上海过黄历新年之前，明确说：“我现在在北京讲话没有人听，我只有到上海。”这一次邓小平在上海告诉了朱镕基，想要调他到国务院工作。邓并且委讬杨尚昆召集上海市委、市政府的一班领导，传达这一“中央决定”。
1991年新年前，邓小平在上海发表讲话，要坚持改革开放、坚持搞市场经济。时任《解放日报》负责人的周瑞金等人根据邓小平在上海的讲话精神，撰写了《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扩大开放的意识要更强些》、《改革开放需要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四篇文章，署名“皇甫平”，开篇发表在1991年大年初一的《解放日报》上。“皇甫平”的后台老板实际上是邓小平。
这一切邓小平既没有通知也没有刻意瞒江泽民，邓完全把江排斥在外。
这些由邓小平支持、上海市长朱镕基直接过问的改革开放文章受到江泽民的忌恨和抵制，江不仅对这个改革趋势沉默不言，而且支持北京党内左派人物发起的抨击、批判，还派人对邓小平在上海的言行进行调查。江泽民本人则在北京忙着游说中共核心层的其他元老，寻找能够制约邓的人。
1991年4月12日，在全国七届人大四次会议上，邓小平力排众议，正式任命上海市长朱镕基为国务院副总理。5月，邓小平为了表示对朱镕基的支持，带着他一起视察首钢，并且当面由衷的夸奖说：“我党高级干部中真正懂经济的还不多，像朱镕基这样懂经济的同志，应当提到更高层次的领导岗位上来。”邓对朱的夸奖让鼠肚鸡肠的江泽民既惊慌又忌妒，以后江泽民经常让亲信蒐罗材料，不管是不是朱镕基的责任，反正逮着机会就压制、排挤和打击，让朱受到许多冤枉气。
江泽民暗中反对邓小平的言论也被邓知道，邓对江强烈不满。政治局常委乔石和副总理田纪云多次发表支持改革的讲话，邓小平称赞说：“很长时间没有听到这样好的讲话。”这又让妒忌心非常强的江泽民埋下了怀恨乔石、田纪云的种子。邓小平在对江泽民等反对改革的人的强烈不满和失望中，和杨尚昆、万里、乔石等人商量，准备让赵紫阳复出，并且在92年的十四大上彻底改组中共中央领导班子。江泽民闻讯大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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