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泄露给《纽约时报》的文件不仅揭示了中国共产党新疆政策的依据和执行情况，新疆是中国西北部一个名义上的自治区。它们还打开了一扇窗，表明中国如今如何运转，无论是在党国体制的顶层还是更接近底层。这揭示了中共的两个特点：它的可怕权力和它的根本弱点。
从摘录的文件和报道中，我们得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对2014年春季的三起恐怖袭击作出了强烈反应。此前，对于新疆的民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及其他主要讲突厥语的穆斯林少数民族，党的政策大体上基于这样的理论，即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改善将消除任何异议。这种想法源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家认为，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是由阶级关系的经济“基础”决定的。但在2014年的袭击事件之后，习近平抛弃了这一想法，在一系列讲话中得出结论，事实证明，仅靠物质手段不足以平息新疆的分裂主义情绪。
习近平宣布，今后将有必要通过精神手段转变新疆穆斯林的思想。这引发了后来的一场大规模教化运动，清除习近平和中共所谓的“宗教极端主义”的“病毒”。在实际中，这一努力意味着针对伊斯兰信仰的日常表达（拥有《古兰经》、祈祷、戒烟戒酒、斋月期间禁食），甚至非汉族文化的世俗层面（比如维吾尔语和音乐）习近平还呼吁通过高科技系统和低技术的地面部队扩大监控范围。
在2016年8月，此前任西藏党委第一书记的陈全国接任新疆同一最高职位后的两年里，约35万人被捕和起诉，超过100万维吾尔和哈萨克人被法外拘禁以接受教化。一些被拘禁者后被转移到与拘禁营相关联的工厂，在那里他们被强迫低薪工作，有时甚至没有工资。
泄露文件中出现的一些最发人深省的启示，与接到强制执行习近平行动任务的当地汉族官员的反应有关。不出意外，当近2000英里外的北京党中央要求因涉嫌思想罪把数千名民众关起来时，在新疆生活和工作多年的官员犹豫了。例如，我们详细了解了新疆西南部约80万人口的莎车县党委书记王勇智是如何与这一命令作斗争的。
王勇智可能不应被视为英雄。他确实在莎车县的拘禁营和其他安全基础设施上花了1.8亿美元，最初拘禁了2万人。但他最终释放了约7000名被拘禁者。中共在公开谴责王勇智的声明中指责他腐败。然而，根据一份泄露的党的报告和王勇智的认罪书，他说外界对当地情况知之甚少。他写道：“上级的决策部署与基层实际差距大，不能照搬照套。”
由于莎车县如此之多的劳动力被关起来，王勇智担心它的经济会下滑，他将无法实现经济增长目标，从而影响他的职业发展机会。王勇智似乎还怀疑，长期大规模拘留不会让维吾尔人热爱中国共产党（我们从其他渠道得知，许多家庭被拆散，成千上万的孩子被送到公立寄宿学校和孤儿院）。
持怀疑态度的不只王勇智一人。新疆的报纸提到，邻近的阿克陶县委书记谷文胜也被清洗。报纸没有透露，当地汉人官员反对中共的大规模拘禁政策是否出于良心的苛责。但它们表明，官员们出于实际理由进行了抵制——并因此受到处罚。事实上，令人震惊的是，这些文件提到，对被怀疑未充分履行北京命令的新疆官员的行为进行了逾1.2万项调查。
就此而言，泄露的文件强调了中国共产党的庞大权力：党可以逮捕成千上万的人，无限期地拘禁他们，同时让其他公民保持沉默，迫使官员服从。但它们也暗示了它的弱点。
官员们不仅在暗中抵制高层施加的政策——现在，他们还泄露了这些能证明有罪的文件。但在边缘化和处罚这些人的过程中，中共不仅在吞噬自己：它还在向专家的意见宣战，剥夺自己对新疆当地情况的第一手知识。就像毛泽东时代一样，中共再一次切断了与现实的联系，切断了执政所需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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