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点2020年最大的中国“灰犀牛”

　　年末已至，回顾今年的中国经济，若选用三个关键词来描述的话，莫过于中美贸易战、经济下行和金融风险。与捷报频传的美国经济截然相反，中共最近发布的各种数据和报告，不但没带来任何能稳住经济信心的好消息，反而释放出不祥的讯号，揭示出一头头的“灰犀牛”正冲撞而来。

　　中国“灰犀牛”越来越多

　　12月8日中共海关总署公布数据，11月份中国出口同比减少1.1%（美元计价）。这已是出口连续四个月同比负增长，且前11个月中有7个月是负增长。

　　中国出口持续下跌，并不出乎各界预料，因为中美贸易战正是公认的、中国“灰犀牛”之一。

　　经济学家常用“黑天鹅”比喻小概率而影响巨大的事件，而用“灰犀牛”比喻大概率且影响巨大的潜在危机。后者要么常被忽视，要么就是决策者对其束手无策。

　　例如，贸易战重创了中国经济，殃及了从沿海外贸公司到内地工厂的无数企业和员工。但中共为了维持其对外掠夺式贸易、对内压榨民营企业的经济体制，在中美谈判中一再毁诺，推延贸易协议的达成，甚至试图以此影响美国大选。

长春今年前三季度GDP增幅为0，有业界人士认为此举显示中共新一轮东北经济振兴战略已经宣告失败。

　　今年5月初，中共在谈判几近达成协议之际，突然毁诺，颠覆了谈判进程。11月，在中美双方调低预期、试图达成一期阶段性协议之时，中共又提高要价、要求美方先撤关税，此举迫使美国总统川普（川普）在12月3日表态“大选后（签协议）会更好”。

　　不过，中共误判贸易战这头“灰犀牛”，后果是其无法承受之重，因为中国的“灰犀牛”远不止这一头，而灰犀牛的势头更是牵一发而动全身。

　　在中美贸易开战之前，2017年大陆经济学家刘胜军认为，当时中国经济最大的三个“灰犀牛”分别是房地产泡沫、货币贬值或资本外流，以及银行不良资产。

　　2019年初，大陆经济学家许小年则强调需抗击三头“灰犀牛”，他认为除了贸易战之外，经济增长放慢或企业经营变难，以及债务危机是两只更大的灰犀牛。

　　而在今年2月的一个经济论坛上，社科院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张晓晶直指“传统体制是最大灰犀牛”，他所说的传统体制是指中共的经济体制。

　　当然，中国经济还有许多其它的灰犀牛，例如国企和地方政府债务等等。

　　政治局会议泄露 2020年中共最担心的灰犀牛

　　12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最新的2020经济工作会议中，将“三大攻坚战”定调为明年的要务。

　　三大攻坚战是中共十九大提出的目标，指“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在今次的政治局会议中，“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已被明确为“确保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

　　系统性金融风险，简单点说就是个别金融机构破产或遭受重大损失，从而导致整个金融系统崩溃的风险。其特点是，风险既可能从实体经济领域蔓延而来，同时亦可能传染至实体经济，令整个经济崩盘。

　　回顾今年，从P2P爆雷到企业债、地方债爆雷；从人民币汇率大跌和资本外逃，到中小银行爆发挤兑潮；从粮食危机到猪肉危机；从企业倒闭潮到房市泡沫开始破裂，这些横冲直撞的灰犀牛，所积蓄的风险最后都会通过贷款或负债，汇集于金融系统。任意一头都可能撞破中国经济的金融底线，引爆系统性金融风险。而这正是中共最害怕的事。

　　2020年最大的中国“灰犀牛”？

　　在诸多或明或暗的危机中，哪个会是2020年最大的“灰犀牛”？中共日前的诡异表态，或已露出端倪。

　　中共在12月6日的政治局会议公告中，绝口不提房地产。这种姿态与1月份中共将房市危机提升为“国家安全”的做派相比，反差极大。

　　考虑到中共素有讳疾忌医的惯例，房市泡沫应是中共目前最大的心病之一。

　　实际上，从房东到租客，从刚需购房到投资炒房，房市几乎牵动着每个中国人的心。

　　房价飞涨是中国房市20年来的写照，亦成为亿万中国民众的梦魇。在中国住房商品化的20多年中，中国各地的房价上涨了10倍到数十倍不等。房价之高远远超出了中国人的负担能力。

　　根据中共央行数据，中国人的个人住房贷款余额，在过去10年中增长了8倍多，而同期的可支配收入总额仅增长了2倍。房贷负担（房贷收入比），更是从2008年的23%增长至2018年的66%。房子已成为多数中国人最沉重的负担。

　　但同时，房子也是多数中国家庭最值钱的财富。据瑞信研究院数据，中国家庭的财富中，非金融资产（主要是房产）占比约为62%，这意味着绝大多数中国家庭的主要财富就是房子。

　　房价涨跌，直接影响着中国人的身家财富，决定了无数中国家庭是富翁、还是负翁。

　　房地产，对银行业而言也是重中之重，牵动着中国银行业的根基。

　　截至2019年二季度末，银行业房地产贷款余额在金融业总贷款余额中占比近三成；上半年房地产贷款增量占同期各项贷款增量的三分之一。这代表着房市出现任何风吹草动，银行业都可能伤风感冒，甚至伤筋动骨。

　　而如今，中国的房市泡沫要破了。

　　一方面，截至今年10月，全国新房价格依然上涨中。11月份，主流50家房企销售额同比激增37%。另一方面，今年10月份70个大中城市中，多数二手房价格出现环比下跌。

　　新房和二手房市场的背向波动，并不代表中国房市走向不确定，而恰恰说明了，即便中共手段百出，也无法阻挡房市步入下滑的拐点。

　　因为中共的房市调控措施，从来都不是为了抑制房价；即便是限价限购政策，也是为了维持房价稳定的飙升、避免失控，而从未真的阻止房价上涨。各地一旦出现房价下跌的趋势，政府调控立刻转变为开放限购和限制价格下调。所以中国房市是越调控越涨价。

　　在中国房市中，新房价格被中共把持（主要取决于政府的土地定价和各种税费），并不代表市场的走向，真正反映市场风向的，是二手房价格。所以，70个大中城市中，多数二手房价格环比下跌，就是房市下行的标志。

　　然而，中共无法承受房市转冷、房价大跌的后果。

　　一方面，中共需要维持高房价，从火热的房市中收割各种税费来维持政权（土地财政），同时用房地产投资来刺激经济增长。

　　一旦房市转冷，甚至房价大跌，不但中共的土地财政会破产，家庭、房企、银行的资产都会暴露在风险中，甚至会引爆明斯基时刻：房价（资产价格）大跌，资金挣扎外逃，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最终经济崩盘。

　　事实上，中共的土地财政已出现危机征兆。2019年前三季度，土地出让收入同比增长5.8%，相较于去年同期25%的增速，和前年40.7%的增幅，已是断崖式下跌。这也从侧面印证了，中国房市已经开始下行。

　　另一方面，中共即使想要再度炒热房市，也是难以为继。因为中国企业和家庭的杠杆率已经被中共推高至崩裂临界，中共即使重新通过银行“放水”，太多的负债只会更快地压垮房市。

　　这在客观上，迫使中共的房地产政策只能是“走钢丝”。中共既不敢“大放水”炒热房市，更不敢任其下跌。中共的“三稳”（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房市政策，主要就是为了稳住房价不大跌。

　　但问题是，2020年中共稳得住房市吗？

　　中共对中国房市，其实已经是黔驴技穷。无论是行政调控还是货币放水，都越来越不好使。

　　中共的房市政策，早已透支了中国人的消费力。如今的调控措施，能够冻住新房价格不下跌，但变不出更多的需求。而凋零的新房市场是托不起下坠的楼市的。

　　家庭和企业过高的杠杆率，又极大程度抵消了货币放水的刺激效果。

　　更重要的是，多数城市的二手房价开始环比下跌，这反映出一个关键点，即中国人的房价“刚性上涨信仰”，已经被中共自己给打破了。换句话说，中国民众已经对房市失去了信心，其实就是对中共的政策和中国经济丧失了信心。

　　按照大陆部分经济学家的估算，中国房地产总市值在2018年高峰时达到450万亿元人民币，是2018年中国GDP的五倍。北京市的二手房价，目前已比2017年高峰时下跌10%。如果中国房价整体下跌10%，按照中国房地产的规模以及投资炒房的比例来分析，炒房客、房企和银行的损失，足以激发金融危机。

　　中国的房市泡沫，正在破裂中，系统性金融风险随时会被引爆。

　　地方债：藏在阴影中的“灰犀牛”

　　地方政府的债务，早就膨胀为足以碾压中共财政的巨无霸“灰犀牛”。

　　据中共财政部数据，10月末地方政府债务余额21.38万亿元人民币，比去年同期增长16.2%，几乎占到去年全国GDP的四分之一，比中央和地方的财政收入总和还要多。

　　但这笔债务，只是被中共通过准许地方政府发行债券而予以认可的、账面上的负债，也叫显性债务。

　　地方政府欠下的更大的负债，是未能通过发行债券“洗白”，只能隐藏在各种融资平台背后的隐形债务。

　　据各国机构及专家保守估算，中共地方隐形债约30到50万亿元。而大陆财经人士依据中共内部统计估测，地方政府隐形债务规模至少是显性债务的4倍。

　　实际上，中共绝大多数地方政府，连债务利息都还不起，所以每年只能借新债还旧债，或者干脆就赖账。据中共法院消息，今年前十个月已有831个地方政府债务违约。

　　要推演地方债的前景，可能需先查清它的来源。

　　表面上，地方债是因为中共自1994年施行分税制后，各地政府为弥补财政收入不足，而不得不自行筹资，包括开办地方融资平台来举债。

　　深层原因，应归咎于中共用债务刺激经济的“中共模式”，以及依赖经营土地获取财政收入的土地财政。

　　但地方债的根源，却是中共自身。中共并非现代意义上的政党，而是附着在中国经济肌体上的吸血蚂蝗，它用腐败治党治国，不受任何约束，绝对权力绝对腐败，必然会催生出无限膨胀的地方债泡沫。

　　正因如此，中国的地方债危机无论有多大，都会被中共隐藏在阴影中，通过城投公司负债、土地市场、银行坏帐、通货膨胀等各种形式，转嫁到民营企业和中国民众头上。

　　地方债与中共的这种共生特性，虽然令其不太可能成为最先被踩爆的金融地雷，但却点燃了中国金融危机的导火线。

　　企业债：替中共背黑锅的“灰犀牛”

　　据中国社科院和国际清算银行（BIS）今年的最新测算，中国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负债/GDP）高达152～157%，比2008年金融危机时期的美国（70%）要高出一倍多。

　　中共近年来为降低债务风险，而强行推进“去杠杆”。但在实践中，国企债务继续攀升；对GDP贡献不足30%的国企，近年来负债在企业部门整体债务中的比重，从较低点的57%上升到2018年的67%。

　　国企债务降不下来，去杠杆的政治任务就只能落在民企身上，结果就是银行收紧民企信贷，民企资金链紧张、甚至断裂，频频出现债务违约，或破产倒闭。

　　中共央行在今年的《金融稳定报告》中预警，今年底中国企业信用债券到期规模约6.3万亿元人民币，民企还债压力较大。

　　据彭博社统计，今年中国境内发生的企业违约事件超过140例，违约金额至少有1204亿人民币，其中80%是民企，20%为国企。

　　解析企业债这头灰犀牛，可以看出，除了经济下行、市场环境恶化等因素外，信贷紧张是企业债的重要推手。而银行向国企政策倾斜，必然导致收紧信贷的压力主要都落在民企头上。

　　企业债，成为替国企和中共背黑锅的“灰犀牛”。

　　其实，还有企业倒闭潮、失业潮、银行信用危机等许多灰犀牛，都会对中国经济构成极大挑战。而捋一捋这些灰犀牛的跟脚，不难发现，几乎所有的中国“灰犀牛”都是中共放出来的。

　　简言之，中共才是中国最大的灰犀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