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肆虐，自去年底疫情爆发至18日清晨，中国官方数据累计死亡病例已达1,869例，累计报告确诊病例72,506例。 中国政府防疫失败、举措失当，是问题的根源并加剧疫情传染。美国《华盛顿邮报》月初将之类比为“切尔诺贝利核灾苏共亡党”。然而，普林斯顿大学政治与国际事务助理教授楚克斯（Rory Truex）指出，中国将会使出卸责地方、过度行动、控制叙事等手段来平息民怨，维系领导人廉洁胜任的形象。这场疫变不太可能让中国走向民主，但可能会为软化专制主义创造机会。
据联合新闻网今天报道，新冠肺炎将使中共覆灭？ 美学者指：北京会卸责地方息民怨。
该报道指，尽管新冠肺炎的爆发与传染显示中国治理失败，但中共处理危机的剧本仍有可能使北京当局脱身。
据美国《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稍早刊登楚克斯的分析文章，指出许多西方专家以为只要再来一场危机，中国共产党就会崩溃。但事实证明，汶川大地震、三聚氰胺毒奶粉、温州高铁相撞等应该究责政府官员的危机，都显示中国的“切尔诺贝利时刻”还没到来。
报道称，如今中国政府的错误显然加剧了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因此，会酿成政权正当性危机？楚克斯认为，许多专家对共产党统治“脆弱性”的主张相当程度流于一厢情愿。在共产党的大部分历史中，精英阶层的首要问题不是民主还是威权主义是否更具吸引力，而是哪种威权主义才是最好的：是更加专断强制性的模式好？还是开放让菁英与公民参与的模式好？
据楚克斯说，习近平属于专断强制性的。如今在他统治底下，中国处于六四天安门运动以来最高压独裁的阶段。这样的政府加剧了公共卫生危机。武汉和湖北省的地方官员太害怕在他们的辖区报告坏消息了，在疫情爆发期间行动迟缓。胆敢向公众发出警告的医护人员和公民新闻工作者都遭到审查和拘留，李文亮医师更是死于该病毒。
尽管这些问题在在显示习近平的错误，但对于任何“中国即将崩溃”的预测应该抱持怀疑态度。因为共产党面对致命危机有一套剧本。
第一步：抓地方官员当替罪羔羊。中国的执政体制在政治学学理中被称为“残缺的威权主义”（fragmented authoritarianism）。制定政策和执行政策的责任分散在各级政府中。这种结构可以在发生危机时轻松找到替罪羊。对于武汉病毒，武汉和湖北的地方官员因处理不当而受到指责。湖北最高官江朝良最近因丢人而辞职。
第二步：做出积极反应，甚至过度反应。正如美国驻华记者张彦（Ian Johnson）所描述的“行动主义”（Actionism）－为行动而行动。北京将竭尽全力表明自己很在乎民瘼。应对措施可能是颁发新法律，也可能是高层官员对受灾地区的访问。整个城市大约有5000万人被隔离，以应对武汉病毒。在晚间电视上，新闻播报了短短几天内起重机和水泥搅拌机的片段，这些起重机和水泥搅拌机正在修建整个医院。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机器已成为中国网络热搜的关键字）。
第三步：控制叙事。在中国的政治教育体系中，公民被教导内部斗争的思想：只有全体人民共同努力、解决问题、发展国家，中国才能长青。共产党在必要时会采纳这些想法，并将武汉病毒定为人民必须对抗的又一障碍。任何提供相反叙事的人（中国政府不必要地危害其人民）都保持沉默。勇敢的公民记者陈秋石暴露了武汉医院的恶劣状况，最近失踪了。
该报道引述楚克斯说，这套剧本不是要解决问题，而是要维护共产党最高领导人的廉洁胜任的形象，并且非常有效。研究发现，中国人民对腐败或不当行为的怒火通常针对的是地方官员，而不是中央政府或高层领导，后者享有很高的信任度。几乎没有证据显示，中国人民将中国的治理问题归咎于威权体系本身。该党的叙述-领导针对武汉病毒的“人民战争”-具有更多的文化共鸣，并主导著所有媒体。
因此，中国共产党政权将得以维系。现在的问题是，过去几周中国人民的痛苦和疾病是否改变了中共重要人物的想法。
该报道说，中国的任何变化都将来自高层。根据中国共产党的规范，习近平必须在2022年将权力移交给其他人。这意味着在未来两年内，该党内部将发生权力斗争。习近平可能会占上风，但并不保证一定会赢。从1958年到1962年的大跃进失败后，超过4500万中国人因饥荒和强迫劳动而丧生。毛泽东被迫暂时交出一些权力。这次的武汉肺炎可能让其他共党领袖有机会从内部挑战习近平，改变路线。
报道称，民主革命不太可能在短期内爆发，但是中国近代历史表明，当一个领导人变得过于强大时就会出现问题。用已故的中国医生李文亮的话来说：“一个健康的社会不应该只有一个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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