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层悲鸣：收入暴跌 留不下的城市 回不去的故乡

辰默3月底回到北京后发现，自己租住的村子里，平房空了四分之一。他在北京当装卸工，住在东五环外双桥附近。这是邻近市中心少有的还未拆迁的城中村，聚集着像辰默这样在北京打零工的异乡人，往常房子非常紧俏。但今年，疫情之下，他很多朋友至今还未返京，他自己的收入也较往常降了一半。不止北京，变化在很多地方发生。

位于深圳龙岗区闹市区的一个城中村，也是打工者们青睐的居住场所。这里紧邻繁华商圈，巷子里是鳞次栉比的自建房，往日热闹非凡，常常一房难求。但现在，挂在窗口的招租广告消失了，很多房东抱怨今年房子租不出去。经常光顾的小店也关门了，留下的人不得不改变一些习惯。丁当所创办的深圳绿色蔷薇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主要服务于城市打工者，办公地也位于这个城中村。复工后，工友们陆陆续续从老家返回，可是烦恼并没有消失。不少工厂开始实行轮休制度，上三天休两天；有的工厂五天只上班8小时，工人们只能拿到不到2000元的最低工资；有的工厂倒闭了，工人们直接丢了工作。疫情的后续影响，在一点点蔓延开来。这些几乎没有任何社会保障的城市底层劳动者，多数从事着计时计件工作，首当其冲暴露在冲击波下。

赵利琴已经近四个月没有工作了，她所供职的北京一家专门服务于离休干部的家政服务公司，至今还未有复工的迹象。3月份，有公司工作人员给她发来微信消息，统计她目前的情况，当时她窃喜，以为要复工了。但是等了一个多月，也没什么动静。她小心翼翼地询问，得到的答复是，还不清楚。赵利琴虽然很珍惜因为疫情留在家中陪着儿子的日子，但她更着急复工，儿子还在读大学，家里缺钱。她在北京从事家政服务10年，错过了儿子的童年和青春期，想到自己不能陪着儿子长大，心里满是愧疚。有时，深夜里望着怀里睡熟的雇主家的小孩，她会偷偷抹泪。疫情期间赋闲在家，她变着花样给儿子做饭，想要弥补这些年的缺失。但是，想着未来的日子，她更焦心，没有工作就没有收入啊。

受工伤的怕工厂倒闭

在广东佛山一家小工厂工作的英姐，之前工作中被机器轧伤了手，现在双手变形，因为烫伤植皮，隆起的红色伤疤几乎占据了整个手背。英姐受工伤的手原本生活中那些特别容易的事情开始变得困难。手指不灵活，没办法为八岁的女儿扎辫子，她带女儿去剪了短发。在家做饭，切菜剁不动骨头，连玉米也掰不动了。她既忧虑自己接下来的生计，也担心老板生意不景气，拿不到工伤赔偿。她原本在一家家庭作坊式小工厂工作，为纸板印花。经济不景气，厂子快倒闭了，工人们陆续被辞退，只剩下老板苦苦维持。英姐回到老家重庆，找工作并不顺利，每天照顾两个孩子的衣食住行，以及陪女儿在家上网课。疫情之后，工作更难找，她还担心佛山的老板要是工厂倒闭了，她的赔偿怎么落实。4月3日，她和老板已经完成了调解，本来说好的赔偿款，老板一次次拖欠，直到5月15日，老板再一次爽约。已经回到老家的英姐决定一周后再去一趟佛山，申请法院对老板强制执行。

好不容易复工的，收入也大降

复工的工人们，日子过得也不容易。林林在绿色蔷薇所服务的社区内生活，今年是她来深圳的第10年。她在一家服装厂做质检工作。从4月底开始，工厂上三天休两天，身边有几个朋友也因为工作不饱和被裁员。这家服装厂，已经建厂20多年，这些年陆陆续续在各大城市铺设了不少实体店，算是国内发展还不错的中档服装品牌厂商。但现在，公司的直营店正陆续从各大城市撤离，一位公司领导透露，因为生意冷清，可能要把原本的40多家店面撤到十几家。订单量减少了，林林的工作量也少了，而工资自然也就减了不少。这是林林在深圳工作的第10年了，也是在这个工厂工作的第10年。她对这份工作一直还算满意，虽然这几年厂里经济效益不如从前，但林林也没打算过换工作。“这份工作有双休，现在有双休的工作不好找。”

不稳定的劳务关系

河北人辰默老早就想回北京工作了，不上班就没有经济来源。孩子还小，需要妻子照顾，一家三口就指着他在北京打零工挣钱。他到北京闯荡5年了，成为了一名装卸工熟手，这份工作不需要掌握什么技术，只要力气足够就能胜任。疫情期间辰默被困在老家时，偶尔会有经常合作的老板打来电话，询问他能不能去工作。他给房东打电话询问，得知村子里管得严，只有那些有正式单位，公司开了复工证明的人，才能进入村里居住。而像他这种没有固定单位的人，想回去几乎是不可能的。到了3月底，村子里的政策松动了，他终于回到了北京，活慢慢找上门来，但闲暇时间相对年前多了许多。有时一整天都没事做，到了月底一核算，收入直接拦腰砍断，每个月到手只有3000元左右。去仓库里装卸货物的时候，老板们也会抱怨，货卖不出去，不敢进货，好些仓库里还积压着2019年进的货物。辰默也焦虑，家人等着他汇钱回去生活，而每月除去房租、餐饮、交通费，所剩无几。

随时被解聘的风险

疫情之下，实体行业中的体力劳动者不得不面对更多的困境。在服务于城市家政女工的一家公益机构的负责人张倩看来，这些计时计件工作的工友们，必须在线下工作，不能像城市的白领一样选择线上工作等可替代的工作方案。在疫情防控之下，如果他们不到达工作地，就没办法开展工作获取收入。而且，在开始全面复工复产之际，他们身处的行业更容易受到冲击，收入缩减。佛山市顺德区乐行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在3月份做了一个关于职业复工问题的调研，共收回有效问卷210份。上述调研发现，疫情期间，约有八成职工因为疫情影响延期复工，在延期复工期间工资正常发放的比例不到三成。而在企业复工后，部分职工又面临着调薪、增负的风险，其中约6%将被解除劳动关系。李楚晓在乐行社工里组织工友们活动，时常会听到工友们交流身边朋友被降薪、辞退的遭遇。而在疫情前就因为工厂裁员被辞退的广西人李广昌，在节后再返回佛山找工作时发现，工作不仅难找，找到的工作也不好做。朋友推荐的第一家公司，是为手机生产零部件，不仅工资迟发，还被找各种理由克扣工资，3月份的工资被整整扣掉1000元。4月15日辞职的他，发现工作更难找了，缺人的工厂少，找工作的人扎堆，工资也每月平均降低了1000元。

而类似家政工、装卸工等用工形式更加零散和随意的工种，他们没法和雇主形成长期的、稳定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雇佣关系，则面临着随时丢到工作的风险。老板没有给英姐购买社保和工伤保险，只有一份意外伤害保险，在这次英姐的工伤赔付中赔付了7万余元。辰默，连这份意外伤害保险都没有，万幸的是在这些年装卸货物的过程中，他并没有出过什么“大事”，受过一些小伤，去医院包扎一下花上一两百块钱，他也未曾在意过这些“小事”。赵利琴也没有签劳动合同，工资按工作时长计算，在北京没有任何社会保障。像张倩她们这样长期服务的家政服务人员群体，因为工种的特殊性，在这次疫情中所受的冲击巨大。新冠病毒，通过人与人之间的接触传播，类似家政工这种需要入户的服务类型，在雇主看来是有一定的疾病传播风险的。至今，北京家政行业的临时、小时工，还都被叫停。

看不见出路，退路只有回家

这些底层劳动者对他们所工作的这座城市的感情是复杂的。在北京10年，赵利琴从不去医院看病，唯一一次去医院是2015年，她急性阑尾炎发作，雇主把她送去了医院。赵利琴疼得在医院里打滚，没有医保，估计在北京做手术的花费不菲。她果断给老公打电话，让他连夜赶来北京接她回家。忍着剧痛在丈夫搀扶下凌晨坐高铁回家，准备到老家县医院做手术。到了医院检查时发现，她阑尾穿孔，不及时治疗很危险。做住家保姆的日子，上六休一。工作的六天，赵利琴时刻保持待命。没有休闲和娱乐，玩手机的时间都极少，最初她甚至连使用手机上的地图导航和发送微信语音消息都不会。到了周天休息时，她会选择去公园闲逛。那时没有朋友，也不舍得花钱去娱乐，能去的地方只有马路和公园，逛累了才回雇主家，感受到的是深深的孤独。租住在城中村内，这种异乡人的感觉从未从他们的心头消失。来北京23年了，丈夫和儿子也均在北京工作，家政工刘进财也渐渐适应了北京的气候，喜欢冬日里的暖气，过年时回到四川老家，她已经无法再适应气候的湿冷。但是，她知道自己终将会离开这座城市，在老家盖了房子，也买了新房。母亲老了，生了病，她琢磨着是时候回家照顾老人了。　　

在这些大城市内，他们挣着辛苦钱，希望能过上更好的生活。林林一家四口都在深圳，虽然经历了多次搬家，感受着房租的翻倍，物价的上涨，但她依然爱着这座城市，这里比老家繁华、舒适，生活更加便捷。绿色蔷薇的活动中心内，丁当感受着工友们的担心和忧虑。许多工人在深圳打工已经好些年头了，对这座城市已经充满了感情。因为丢失了工作，脑海中也闪过了是否要回老家的念头。工友们在观望中向丁当倾诉：“我现在找不到工作，没有办法，回家吧，但不想回去，你说我回去了干什么呢？”林林和同事们聚在一块，也会为要是工厂倒闭了，自己该何去何从的未来而迷茫。丁当问父母有离开打算的小朋友愿意回老家吗？小朋友摇摇头，“我舍不得我的朋友。”这是一个两难的问题，在大城市没有缴纳社保，不能享受医保，孩子读书困难，但回到故乡，更难找到合适的工作。在大的灾难面前，他们几乎毫无抵御风险的能力，没有出路，而退路只有回到家乡。从14岁到深圳打工，到现在创办绿色蔷薇，服务于工友，丁当对工友们的遭遇感同身受。“国家现在对复工复产的扶持政策都是针对企业的，还没有针对工人的补贴。而且，针对企业的免税等扶持政策，是否有回馈到工人身上，也是未知数。如果对城中村里的工友们有直接的帮扶政策，可以更好地帮助他们渡过这个难关，比如租房补贴、放宽孩子入学门槛，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