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维网友沙鸥来稿：本次四川大地震发生后，舆论在评论中国政府的救灾努力时，有一句话广为流传，那就是联合早报曾感叹的“中国式总理，想复制，也无法复制”。按照制度决定论的观点，制度决定着人的社会行为，那么对这句话，可以有一种另外的解读：在此次救灾中，中国式体制，想复制，也无法复制。
对中国目前的体制，有几种说法。相对于极权主义体制，中国目前处于威权主义体制；相对于全能主义体制，中国目前处于后全能主义体制；相对于民主体制，中国还是一个专制体制。无论几种说法在字面及内涵上有何不同，但是中国目前的体制形式在以下两点上是共同的：1，中国政府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均占据着主导地位，无论是从政治上，经济上，甚至是文化上；2，相对于民主或分权体制的自下而上的自治结构，中国目前实行着自上而下的社会治理模式，一种父权式的包办体制。这两种形式的最大特点是政府在社会结构中无可匹敌的强势，如果按“政府—社会”这种二元模式来界定一种社会制度，那么目前的中国处于“强政府，弱社会”的社会模式中。
因为政府的强势，所以我们能看到在本次地震后，中国政府的强大动员能力和救灾效率。调动军队救灾，巨量物资调拨，发动各省对口支持，铺天盖地的宣传，灾后重建和向外省移民的规划，甚至是民间对灾区的捐助都是在政府的大力主导下才开始大规模启动。唯一的例外的是民间支援者的自发努力，凸现出另一种体制的特点，那就是“强社会，弱政府”，这种模式可对应目前西方式的民主体制。
在强势政府的表象下，是“强政府”面对几乎无限的政治责任的无奈，而不可能象“弱政府”般可以有“有限责任”的托词。因此本次地震后，中国政府只能自上而下，裹挾所有力量，发动举国之力。这种场景，使人想起一句老话：社会主义的最大优势，就是集中力量办大事。事实也证明，在这特殊时刻，对中国民众来说，至少对灾区的民众来说，这种体制确实发挥了非同一般的效率。就如美国的彭博社在评论本次救灾时，半遮半掩说的大实话：本次救灾凸显了中国的制度优势。
一种与现代西方国家完全不同的社会体制，向来饱受西方舆论的垢病，连国内民众也颇有微词，却在这样的时刻，以这样的表现，让人不得不重新审视。
但是在赞誉这种体制的背后，谁都无法否认，这只是“中国式体制”在特殊时刻的特殊表现，而赢得的特殊肯定；而在平常时刻，中国社会面临着无法根除的官权腐败，特权政治和官僚经济，中国需要“强社会”来约束政府行为。同样在责难这种体制的同时，谁也无法否认，以中国之大，积蓄的社会问题之复杂，自然灾害之频繁，谁也无法确保下一次类似的特殊时刻不再发生，而中国在面对这种特殊时刻时，需要一个“强政府”来发挥现在这样的作用。
本次地震把一个未来中国的前景无情的摆在了国人的面前，那就是在未来中国社会转型中，民众可能会面临一种利益上的两难取舍。
按“政府—社会”这种二元模式来界定，那么未来中国最理想的社会制度应该是这样一种模式：它既能保证特殊时刻中国政府的特殊能力，不象美国联邦政府那样在风灾后的拖拖拉拉；又能在平常时候，能够有效遏制腐败，确保官权不侵蚀民权；还能保证中国目前这样的经济高速增长和社会稳定，并能够使中国政府“把所有问题都自己扛”，从而使民众象现在一样事事都能够理所当然地依靠政府，从股票下跌，直至菜价上涨。一句话，未来中国最理想的社会体制应是种“强政府，强社会”模式。
但是，这种近似于“帕累托改善”的理想状态在未来中国的社会转型中可能发生吗？哪怕是最纯粹的自由民主主义者，至少从现有的理性推论和经验总结上，大概都没法给出这样的答案。
全权意味着全责，分权意味着分责。以天灾等特殊时刻为例，哪怕是未来转型后的中国民间力量表现的再强大，自下而上式的自治结构再有效率，但是，要想中国政府能够如本次地震这样的“全能”表现，则几乎是不可能的，这就是一种制度的利弊所在。这决定了相对于目前这样的“强政府，弱社会”的社会体制，中国民众的利益得失，在未来的“弱政府，强社会”的转型模式中，只可能面临着一种利益有增有减的“边际效应”，而不可能是种“帕累托改善”效应。除非未来中国能发展出一套近乎完美的体制，但是这样的制度与“民主制度”的经典定义肯定有所不同，而“民主制度”通常被认为是中国社会转型的方向。
本次地震发生后，曾有中国知识分子发出“天谴”说，并被人牵强附会的引申为“上天的责难”，实际上“天谴”的本意更接近于“问天”。如果中国的知识分子真的延续了屈原般的“问天”传统，那么在反思现在的制度得失时，在展望将来中国的社会制度时，可否发出这样的“天谴”说：
在特殊时刻和常态社会的相互交叉中，中国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政府？在未来中国社会转型中，对民众来说，当利益的“帕累托改善”效应不可能发生，而最有可能发生已有利益增减的“边际效应”时，大家都准备好如何进行利益取舍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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